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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明清江南乡镇文人群体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李正爱著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6-01

书籍编号:30603588

ISBN:978731321412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10754

版次:1

所属分类:历史考古-中国史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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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以明清江南乡镇社会的文人群体为研究对象,从社会人际关系与文学交游关系角度探讨文人群体的主体结构类型与文化人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分别从文人结社、艺术家、寓居文人、女性文人等角度探讨了明清江南乡镇文人群体的文学交游活动的普遍特点和主体诉求。本书还从文人群体活动的特点出发探讨了明清时期江南乡镇社会文人群体与地方文化审美建构的互动关系。



本书为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


“明清江南乡镇文人群体研究”


(项目批准号:12JCZW02YB)

自序


诗意地栖居在大地,是当代人日益憧憬的生活理想。然而这一理想似乎又离当代人越来越远,终究只是个梦想而已。而明清时期江南的许多乡镇不仅环境优美、经济发达,而且文化发达、人才辈出,两者的结合让它成为最为理想的诗意化的生活空间。明清时期活跃在江南乡镇的文人群体的文化审美活动告诉我们,自然的青山绿水、繁花草木以及添建的亭台楼阁都是人诗意寄居所依凭的外在条件,真正创造诗意生活的是有文化创造力的人。正是由于大批文化人才的兴盛和努力建设才让明清时期的江南乡镇成为人们称羡的诗意栖居之地。


近年来,我经常带领学生进行暑期文化实践,并参与学校“浙江传统村落保护”的社科普及宣传工作,因此对江浙的一些乡镇古村有较多接触。在走马观花式的观察与专门的采访调查中,不敢说对江南乡镇社会有多深入的了解,但也算有了一些粗浅的感性认识。在各地乡镇古村的比较认识中,我较直观地感受到:各地文化历史传统深厚不一,对各自持续性发展的影响程度各有不同。可以说,越是文化历史积淀深厚的地方,越能较好地应对当代城市化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冲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个较为平衡的支点。但同时,我也深刻感受到江南乡镇古村普遍存在文化传统急剧流失的问题,普遍缺乏文化的再生能力。文化再生能力越弱的地方,文化传统流失得就越快。这使得当今的江南乡镇古村越来越苍白无力,剩下的更多只是隐隐青山和迢迢绿水而已,甚至这些都被破坏了。杜鹃啼血、帝子归去的故事已经很难在乡镇的闲谈中听到流传了。这让我时常思考:江南乡镇在发展中出了什么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又在什么地方?我的答案是:这不仅是乡镇社会文化历史传统被严重破坏和流逝的结果,更是文化的再生创造力缺失的结果。而一切诗意化生活的延续需要文化的不断再生力和审美性创造力。若创造文化的人是“死”的,其文化本身也必然会枯萎死去。这正是当代江南乡镇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当下中国乡镇建设普遍重经济轻文化,造成乡镇社会文化传统严重衰退,文化创造性主体严重缺失。本书通过明清江南乡镇文人群体的研究,试图探索出可供当下中国乡镇文化建设佐鉴的一点传统文化实践经验。


是为序。

绪引


一、研究综述


对明清江南地区文学名家与流派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产生了不少有影响力的理论和成果。明清时期,江南乡镇社会的文人群体及其文学创作活动非常活跃,像同里、震泽、分湖、盛泽、祁练市、唐市、乌镇、南浔、菱湖、濮院、唐栖、新塍、硖石、临平、陶堰镇等许多江南乡镇都是文人荟萃、雅士唱和之地,有些甚至一度是江南文学活动的中心。然而,鲜有研究者将活跃在明清时期江南乡镇社会的文人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对其在乡镇社会的文化影响与文学活动也少有关注。


综合前人研究情况,从文学角度切入,与本书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趋势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对明清时期江南文学名家的关注。这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研究较多集中在对个体著名文学家的创作风格、艺术成就与文学思想上,如李瑞卿的《朱彝尊文学思想研究》(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许建昆的《李攀龙文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版),孙学堂的《崇古理念的淡退:王世贞与十六世纪文学思想》(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著作;另一类较注重人物生平与社会背景关系研究,如朱东润的《陈子龙及其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赵红娟的《明遗民董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茆萌的《略论镇江鲍氏文化世家及主要诗人诗作》(《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等论著。这类研究成果较多,水平较高,但一般将对象放置在明清中国文学的整体框架下关照,多忽略江南乡镇的文学环境对文学个体发展的重要影响,以及乡镇文人群体间的相互影响。近年来也有少数学者从乡镇社会的层面涉及江南文学群体的活动,如蔡静平的《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岳麓书社2008年版),罗时进的《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姜蕴菡的《清代江南文化世家之“文”“宦”关系——以苏州陆墓云东韩氏为例》(《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等论著。这些学者开始在其研究中关注个体文学经验的乡土生成,这表明明清江南乡镇文学将是文学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二是对江南文学流派和文人群体交往的研究。文学流派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曹虹的《阳湖文派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沙先一的《清代吴中词派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黄志浩的《常州词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对文人群体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黄霖的《归有光与嘉定四先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日本学者池泽滋子的《吴越钱氏文人群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朱丽霞的《明清之交文人游幕与文学生态:以徐渭、方文、朱彝尊为个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何宗美的《载酒征歌,交游文物——复社文学活动及其影响》(《文艺研究》2006年第5期)等论著。这类研究通常很注重探讨著名文学流派和群体在城市背景下的活动,但对江南乡镇社会环境下文学个体和文人群体的结社、交游及其文学活动特点和影响的研究较少,除一些零星论文有所涉及外,尚无系统性的研究。


明清时期许多文学群体存在和活跃于江南乡镇或乡村社会中,其中不乏一些对明清时代文学具有影响的名家,其文学的整体成就不可低估。由于对明清江南乡镇文学的创作与发展缺乏整体性的关注,难以揭示其具体特征和内在本质,对其认识、评价也多有不足。故探索明清江南乡镇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具有非常积极的价值。


另外,与课题研究密切相关的江南乡镇、村落社会经济史与文化史、文学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史学界和文学界学者的重要研究领域,产出了大量见解深刻、富有启发价值的论著,可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丰富视角和有益参考。从市镇史、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角度切入的与本书有关的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是从宏观或个案研究的角度深入研究江南乡镇的社会经济史、城镇化发展。如日本学者森正夫主编的《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版),如中国学者傅衣凌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范金民的《明清时期苏州市镇的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樊树志的《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婧的《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心(1368—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大量论著,很好地探讨了江南市镇经济发展的特点,深刻揭示了江南市镇发展与明清工商业的关系,总结了市镇兴起的内因及城乡结构关系。也有不少学者在江南市镇转型与现代化的研究方面颇有创见,如包伟民主编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安涛的《中心与边缘: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经济社会转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论著值得关注。以上所述均是江南市镇研究的重要成果,对本书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作用。


二是对江南乡镇社会文化制度与人文传统形成历史的研究。宏观整体性的研究,如日本学者川胜守的《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1999年版),中国学者樊树志的《江南市镇文化面面观》(《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朱小田的《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版)、《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钱杭、承载的《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刘云波的《江浙学人群体与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转型》(《求索》2017年第11期)等论著。这些论著从社会文化制度层面对江南市镇进行研究,比较注重以跨学科视野考察江南乡镇社会的制度模式、文化特征和士绅的社会心态、文化作用。这一方面的研究是江南市镇研究今后继续深入的重要领域,但一般不涉及乡镇的文人文学活动与地方的文化审美之间的关系。个案微观性的考察,最早的成果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再如洪永铿、贾文胜、赖燕波的《海宁查氏家族文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吉祥的《城市化历程与回望的乡村记忆——从人文视角看〈长芦镇志〉》(《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1期),沈渭滨的《晚清村镇志纂修的成熟及其人文历史价值——以江南名镇志〈紫堤村志〉为中心的分析》(《史林》2007年第2期),王刚的《以〈紫堤村志〉为例:透视清代江南社会风尚》(《甘肃农业》2005年第12期),吴正芳的《徽州传统村落社会——白杨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洪潞、刘立钧的《群体性意识在江南古村落中的体现——以浙江省嵩溪村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等论著。这类研究或以某个具体的村或市镇为对象,以小见大,考察整个江南的社会文化与人文历史特征等,或以村镇地方志书为切入视角,探讨江南乡镇的社会文化机制。这是一种有潜力的新趋势,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但其不足是研究不涉及乡镇社会的文化审美问题与文人群体之间的关联,一般也不讨论乡镇文人群体在文化审美资源中的创造性作用。因而,这些论著虽然对本书视角和研究方法有很强的启发性,但还有很大空间让我们去探索、补充。


三是从文学与美学的角度对江南地域文化与文学做整体或个案研究。如吴仁安的《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和《明清江南著姓望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张剑的《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0年版),赵柏田的《岩中花树: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江南文人》(中华书局2007年版),刘士林的《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江南诗性文化:内涵、方法与话语》(《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江南审美文化的现代性价值》(《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等论著。这类研究超越了乡镇视域范围,而是对整个江南进行文化、民俗、美学与文学的研究,往往采用文学研究、审美研究与历史研究、社会考察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进行。此类研究对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阐释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对象范围过于宏大,而难以关注和揭示乡镇文化的具体特征和内在本质。


以上研究主要从文学史或地域文化等角度对江南文学和文人群体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是很少有人从乡镇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江南文学家个体及其在乡镇文人群体中的文学活动和社会交往,对江南乡镇文学的创作与发展缺乏整体性的关注,尤其对乡镇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特点和影响的研究较为缺乏,因而也难以揭示江南乡镇文学的具体特征和内在本质,对其认识、评价也存在很多不足。事实上,明清时期,许多文学群体存在和活跃于江南乡镇或村落社会中,其文学创作的整体成就不可低估,涌现了一些对明清时期文学发展具有影响的文学名家。因而这一群体的文学活动与明清江南乡镇社会的文化转型乃至江南文学的繁荣都有着深层关联。目前这方面仅有陈玉兰的《寒士诗群的地域特征及清代江南寒士的文化性格》(《浙江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等一些论文零星发表,还没有形成系统和规律性的认识。因而,探索明清江南乡镇文人群体文学活动的特征与规律,将具有非常积极的价值。以上研究视角与成果提出了许多深刻的理论、创新性的研究方法和思路,都为本书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借鉴。但在对江南乡镇社会的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上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尤其对明清江南乡镇、村落社会的文化传统形成、文化审美资源的积聚过程与文人群体活动的关联性缺乏认识,从而为我们从中观、微观的层面研究江南乡镇社会的文化审美实践提供了宽阔的理论建构和阐释的空间。

二、关心的问题


本书意欲从江南乡镇文学历史传统与社会文化环境角度研究明清时期江南乡镇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与社会交往的特征与规律,促进人们对明清时期江南乡镇文人的整体观照。通过对明清时期江南乡镇文人群体的文学创作及其交游活动的研究,探讨该群体的文学自觉意识和乡镇文学传统的形成过程,分析文学创作主题选择与审美意象创造的特点,以及影响乡镇文人群体文学创作、交游活动的各种因素。在对大量乡镇文人群体的文学创作、交游和诗文作品的文学分析与综合分析中,揭示地方文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审美趣味及个人情感,探讨地方文人群体在文学趣味、审美意识和社会交往方面的互动关系,以及江南乡镇地方文化审美意识的形成机制。我们还试图在对文人群体活动整体观照的基础上,揭示明清江南乡镇文化生活与文化审美的诸多层面的文化特性与发展规律,以及乡镇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对当地文化生活、文化审美等诸多层面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希望探讨并能得出见解的主要方面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对明清江南乡镇文人群体的文学结社、交游等活动的基本特点及其功能特征进行研究,探讨乡镇文人群体的诗文创作主题选择特性与文人群体间的相互影响、文学趣味、审美意识和社会交往等的互动关系。文学交游与诗文唱和是明清时期文人社会活动的主要方式和内容,对文人文学创作水平的发展、提高,文人社团群体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文学思想主张的提出与传播,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江南乡镇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繁荣,乡镇文人群体众多,交往活跃,与城市文人群体之间的文学往来关系密切,彼此间的文学交往和诗文唱和形式也复杂多样,其文学交游的组织结构和活动特征也因其群体的构成人员、交往范围和审美趣味、文学主张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并决定着地方文学意识与文学氛围的形成。在文学交游与诗文品评中,既能充分折射出地方文人的内心世界、审美趣味及个人情感,又能相互感染,形成共同的文化价值、精神追求及审美意识与趣味。而介于城乡之间的乡镇文人群体,由于其在城乡文化中所起的特殊媒介作用,其文学交游和诗文唱和也就具有了特殊的社会功能和美学价值。


第二,文学创作作为乡镇文人群体实现其诗化生存的重要方式,展现出个体性的主体精神与审美价值的取向,充分体现了地方文化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对个体文学创作与评价的影响。江南乡镇文人个体的文学创作主题选择和审美意象创造,无不与其乡镇生活的自然环境、人文氛围和社会体验密切相关。其文学创作虽然是个体性的选择与表达,但其诗文呈现的却是一个经过个体经验改造的地方文化生活和审美体验的精神世界。也就是说,在江南乡镇生活与文人群体的文化认知和地方审美趣味之间存在着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由此也决定了江南乡镇文人群体文学创作的规律与特点,以及影响乡镇文人群体文学创作、交游活动和创作主题选择、审美意象创造的各种因素。


第三,江南乡镇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与地方诗性审美意识传统的形成具有内在的生成关系。文人群体及其文学活动对地方的文化传统与文化审美资源的形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普通民众对于地方文化审美意象的认同和文化意识的形成,受到地方文化精英的文化创造与审美实践的影响。文人群体对地方文化景观、文化意象的想象、凝练与讴歌、渲染,使普通民众在文化意象渲染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尤其乡镇文人对人们熟知的乡村生活和地方风俗、生产活动的文学描写与诗化表达,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生产生活场景与技术条件等,而且还以诗性的文学观照方式使地方生活方式、道德伦理等的文化评价与价值得到表达和传承,从而形成地方共同的文化价值、精神追求和审美意识、趣味。对有关诗文和文人群体活动的探讨,可以充分反映出江南乡镇社会的文化价值传承与变革,也可以反映社会生产生活与人们行为模式的历史变迁,故可以在对江南乡镇文学与文人群体活动整体观照的基础上,深入揭示江南乡镇的文化生活与文化审美的诸多层面的文化特性与发展规律。因而,通过对江南乡镇文人群体的文学创作及其交游活动的研究,可探讨其群体的文学自觉意识和地方文化传统和审美意识的形成机制,促进人们对明清时期江南乡镇文学面貌与特质的新理解。

第一章 江南乡镇文化特征


江南乡镇多半都有着千百年的悠久历史,其间,有些也萧条衰落过,然而自明清以来,江南乡镇一直是人们交口赞誉的财富之乡,是令人向往的人文故里,在它或深或浅的每一个宅门后都可能隐藏着一个个华彩世界,或许每一处残垣废墟都有一个令人神往的故事……是的,这些都是江南小镇所应有的。然而江南乡镇还有着另一副不为人知的面孔,就像小镇上悠长而狭窄的石板路一样平淡朴实。且莫急,让我们读一读余秋雨的《江南小镇》,看他是怎样评价江南小镇的:


我到过的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她们只有几尺远的乌篷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它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荒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么气势;它们大多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滋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它们保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它们当然有过升沉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长,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1]


关于江南小镇的文化体验,由于观察视角的不同,人们的感受会很不同,且不会有太多的重复。那么江南乡镇的文化到底是怎样的呢?



[1]余秋雨著:《文化苦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第2版,第99—100页。

一、江南的城乡差别与不同生活方式


历代的江南地方志几乎都众口一词地这样叙述:江南社会自古富庶繁荣,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社会都普遍崇尚奢侈、追求享受,而且人文教育发达,人们偏爱文化审美消费。这一叙述早在南宋范成大纂辑的《吴郡志》中就已出现:“吴中自昔号繁盛,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人无贵贱,往往皆有常产。以故俗多奢少俭,竞节物,好游遨。”[1]与此相类的是,在无数乡邦文献中,人们往往对社会风俗急剧变迁的感叹最多。往往在数十年甚至一二十年间,乡村社会以往勤俭朴素、淳朴敦厚的风俗早已为奢靡骄伪的民情所取代。如清嘉庆年间纂修的上海《法华乡志》说:


法华人物朴茂,不事雕饰。士尚气节,农勤耕织,商贾务本安分,向称仁里。家居必具衣冠,亲友朝暮见必拱揖。时谓之法华喏嘲足恭也,然而君子称之。自清咸丰庚申之变后,礼俗趋于简略,服用习为侈靡,不若昔时之敦朴矣。[2]


尤其明清时期,这种繁华奢靡确实是江南社会的普遍现象,它极大地刺激着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其源头则由苏州、杭州、扬州、南京等大都市发起,然后渐次向小城市以及乡镇和村落波及。如明人张瀚就曾说,三吴的消费风气对整个江南地区,乃至全国都具有“唯马首是瞻”的影响力,因而被认为具有典型的城市文化的消费性特征。


自马克斯·韦伯以来,多数西方学者都坚持认为中国没有典型的城市类型,中国传统社会在景观、组织和心态等方面都表现为高度同质的“城乡连续统一体”,城乡分别也不是个人身份的标记。绝大多数中国学者也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传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乡土”文化特性。从江南社会的普遍风俗及其变迁来看确实如此。但如果仔细考察分析,认真区分城市与乡镇社会的本质及其特征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从概念上来说,城市是以城池、街市为标志的人口聚集地,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过去主要靠三百六十行谋生,并因此形成城市文化纷杂的特征。而乡镇、市镇则是以从事非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同时又包括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它既区别于普通村落和其他乡村社区,又与它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纯粹的乡村村落社会就更加不同了。


江南社会普遍崇尚奢侈,追求享受与审美性的消费习性,说明江南社会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文化自觉性和精神独立性,这也就是学者刘士林所提出的江南诗性文化。江南诗性文化的典型特征在于以经济-审美为核心,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与主体内在的审美需要的满足,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的独立自由。江南以经济生产为基础的消费文化,依赖的是社会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创造。例如,明清时期的江南都市文化消费,人们更偏好于个体内在欲望的满足与精神的自由宣泄,而不是对外在的如礼仪性的、伦理性的、社会地位象征的重视。这与依赖政治中心维护的北方消费文化不同,北方文化生产的内在动力与创造理念主要根源于人们对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而不是来自文化自身生产与消费的内在需要。


由此,是否说江南城乡社会之间就没有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别?显然不是这样的。由于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毕竟存在巨大差距,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受到物质条件和发展空间制约的江南诗性文明就呈现出城市与乡镇两种不同类型的空间生产形态。这种在江南城乡之间客观存在的“发展不均衡”,是江南诗性文化再次裂变为“城市”与“乡镇”两种形态的根本原因。


江南城市与江南乡镇的差异,主要是由它们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三方面的不同决定的。[3]例如,从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看,江南城乡之间的差异,与它们各不相同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所积淀的“物质文明基础”有直接关系。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乡镇、市镇原本是在政治都邑之外由于专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在性质上与州、县、都邑有很大差异,江南地区的城市大多是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合一。而乡镇则一般只担任较纯粹的经济商业身份,即使明清以来许多江南市镇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其所属之县城,但在市场系统中的地位多半仍然屈居于县城之下。而在商业和手工业之外,传统江南市镇大多还包含着一定比例的农业人口,从而呈现出一种“半市半乡”的色彩。这是乡镇在城镇化过程中尚未与农村完全脱离关系的明显反映。[4]


从城市与乡镇关系的角度看,由于在物质文明积累、制度文明建设,以及在城市文化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无论是对政治及其意识形态系统的游离程度,还是经济生产的性质与规模,江南乡镇与江南城市的差别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可见,在“物质文明”层面上,“物质生产方式”是江南城市诗性文化进行自身再生产最重要的社会背景。传统江南社会的城乡差别不在于经济发达的程度,而主要在于城市的功能与经济组织方式。这一基础也决定了江南乡镇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纯粹以商业为基础的江南城市之间具有巨大的差别。


即使江南乡镇中存在许多超级乡镇,甚至有的已经在规模上超越了它的领属城市,如吴江县的震泽镇与盛泽镇、湖州的南浔镇等,在市场贸易上已经有相当的发展规模,人口都在万户以上,远远超出县城的人口数量,但其城市功能则无法与县城匹敌,只是一个三级市场体系中的重要专业市镇,而县城则是二级市场体系中的商业中心,此外县城还具有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等功能。因此,江南乡镇的政治地位并不高,总是比城市更容易受到压制与限制,如康熙前期就颁布“机户不得逾百张”以限制民间丝织手工业的发展。同时,“郊区市镇由于地域范围较小,因而似乎并未像府城那样形成专门的工业区、商业区和居民区”[5]。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像苏州、杭州等商业区分明、工业集中、城市空间规模大、人口数量巨大、消费水平领先的大都市,其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在经济功能上出现了显著的区别。正是由于这些城市在“物质生产方式”上出现了不同于传统农业生产的城市工业,出现了不同于传统政治分配体制的相当成熟的市场交换系统,与一般的江南城镇相比,在生产结构与经济功能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并在不少方面具备了现代都市的内涵与特征。[6]


在江南城乡之间存在的这些差异,直接决定了它们在“社会生活方式”上的不同。社会学家认为:“在实际中,人们的社会生活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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