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新闻发言人面对面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十年：新闻发言人面对面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程曼丽著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8-01

书籍编号：30168851

ISBN：978730236583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53131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新闻传播

十年

新闻发言人面对面

程曼丽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编辑委员会

主 任：程曼丽

副主任：吴惠凡

成 员：崔远航 李慧宁

蔡曦亮 赵晓航

王文浩 陈卓忻

贺梦晨 孔 楠

侯耀坤 钱一彬

前言

2003年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年的年初，中央提出建立健全国务院新闻办、中央各部门、各省市区人民政府三个层次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要求。同年，一场“非典”危机不期而至，暴露出政府信息收集、发布系统中存在的漏洞与问题。自那时起，党和政府开始大力加强政务信息公开，全面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迄今已有十年。为了对过往十年中国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发展的过程进行全面回顾与总结，并就目前存在的机遇与挑战、未来的努力方向及策略进行思考和探索，2013年11月9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联合举办“十年再出发——中国新闻发布实践与创新论坛”，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公安部、国防部、商务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教育部、中石化等政府部门和国企的发言人以及多所高校新闻院系的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与会者围绕新闻发布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与价值、新闻发布如何体现公开透明原则、新媒体时代新闻发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许多发言切中肯綮，新意迭出，启人思悟。

不无巧合的是，本次论坛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于同一天召开，而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恰又提出“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化”的要求。这使本次论坛的意义和价值进一步凸显，也使论坛内容备受关注。

为了使论坛上这些有价值的思想、观念、见解惠及更多的人，并在更大范围内和更高层面上提供参考，产生效用，我们特将论坛内容编纂成册，以飨读者，以志存念。

编者

2014年1月

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推进中国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在中国新闻发布实践与创新论坛上的致辞◇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

个人简介：

刘伟，汉族，经济学博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91），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5），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部委“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才入选者，曾多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常务副校长。主要研究方向是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问题。在《经济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出版多部学术专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趋势》（2011）、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我国市场化进程研究》（2004）和《货币政策及传导机制研究》（2010），并担任首席专家，曾参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座谈（2009）。

墨家代表人物墨子曾说：“多言何益？唯其言当其时也。”意在强调选择讲话时机和把握语言分寸的重要性。这一论述对于我们的新闻发布制度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信息爆炸、媒介多元的时代，信息和舆论传播的速度空前提升，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政府和各级新闻发布机构“怎么说”、“对谁说”、“说什么”、“什么时候说”往往会直接影响社会舆论及媒体报道的走向。建设良好的新闻发布制度，对媒体事件及时做出恰当、有效的信息发布，保持政府和个人、机构和个人之间的信息通畅，能够有效消除由于媒体和公众误读而造成的误解和不满情绪，进而铲除谣言滋生的土壤。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的开端。早在1918年，北大便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首先在中国讲授并集体研究新闻学理论，并创办了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业务刊物《新闻周刊》。研究会通过理论学习与业务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新闻学人才。从那时起，政府信息传播、危机公关、舆论传播等领域便成为北大新闻传播领域学者们重点关注的研究课题。近年来，通过与各级政府和部门合作，广泛开展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新闻实务培训，我们为增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危机公关意识，提升各级政府的信息披露和新闻发布能力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此次，由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和新闻学研究会联合举办中国新闻发布实践与创新论坛，意在通过审视新闻发布制度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分析当前新闻发布制度所面临的困境，从理论层面研究和探讨网络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新趋势及新特点。

各位来宾，朋友们，理论要为实践服务，学术研究要有现实关怀，这始终是北大坚持的学术传统。从一百多年前到现在，北大和北大的新闻学研究从来都是心怀现实，脚踏实地，从来都是处在时代的前沿，为学术的进步、学科的发展指出方向，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添砖加瓦。相信在各位嘉宾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此次论坛一定能够为中国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提出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参考。

在新的起点上推进政府新闻发布工作

◇在中国新闻发布实践与创新论坛上的致辞◇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局局长｜郭卫民

个人简介：

郭卫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1977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服役；1981年到上海市财政局工作；1982年7月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完成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习；1989年到全国人大外事委办公室工作；1996年到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工作，其中1998年至2001年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任副部长；2006年曾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公共政策与管理。曾任北京奥运会新闻发言人、2008国际新闻中心副主任。

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又走过十年难忘的历程。党的“十六大”提出推动政务公开和政府工作透明，2003年年初中央提出建立、健全国务院新闻办、中央各部门、各省区市人民政府三个层次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十年来，新闻发布制度建设伴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进步，不断探索开拓，取得长足的进展。十年中，我们国家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活动、重大事件，我们迎来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遭遇了“非典”、“禽流感”、“松花江水污染”、“汶川特大地震”、“3·14”事件、“7·5”事件等，相关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积极介绍事件进展，充分阐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主动回应国内外公众关切，对于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对于满足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务院新闻办会同中央各部门、各省区市政府以及各位专家学者等，大力推动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和新闻发布工作。目前，中央各部门、各省区市，以及很多地级市、县级市，都建立了新闻发布制度，一大批新闻发言人工作在新闻发布一线。突发事件发生后，及时有效开展新闻发布已成为一种共识和普遍做法。在2013年发生的四川芦山“4·20”强烈地震、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突发事件中，有关地方和部门的新闻发布及时、充分，为事件的妥善应对和处置发挥了积极作用，获得中外舆论的广泛好评。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新闻发布工作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很多地方不尽如人意。发生突发事件后确实还有一些部门和地方的领导、新闻发言人不愿说、不敢说、不会说，权威信息缺失，或出现“雷人雷语”引起社会质疑。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步伐，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与广大社会公众的期待，还有较大差距。

新形势对政府新闻发布提出了新挑战。从国际上看，随着中国快速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中国的信息需求越来越强，同时挑剔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从国内看，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加速，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叠加，社会思想多元、诉求多样。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人们的表达意识和表达方式空前增强、增多。这样，对权威信息的发布、对政府新闻发布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新闻发言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新形势对新闻发布提出了新要求。在当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开展新闻发布，更加及时地把党和政府的政策告诉群众，做好解释，化为群众的共识；如何真实地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民情民意，更加及时地回应广大公众关注的热点敏感问题，十分重要。政府新闻发布是政府工作和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党和政府群众工作的重要平台，是党和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切实做好新闻发布工作，对于新的时期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最近一段时期，中央领导同志就做好信息发布和舆论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国务院也就做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下发了相关文件。应该说，中央对我们的要求、广大公众对我们的期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我们要肩负使命，满怀信心，开拓创新，攻坚克难，努力把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推进到新的水平。

要着力完善新闻发布制度。目前，新闻发布制度已经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各地各部门都有文件、有机构，也设立了发言人，但在信息发布过程中存在“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的情况。如何使新闻发布成为一种刚性约束是我们面临的一项任务，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逐步建立例行新闻发布制度，健全和完善突发事件新闻发布机制，为此要做出一系列具体安排。

要提高新闻发言人的能力和水平。注重新闻发言人的选任，提高发言人新闻发布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和水平，为新闻发言人有效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逐步实现新闻发言人专职化。

要有健全的机制和坚强的团队来支撑发言人工作。加强舆情分析、口径拟定、沟通协调、新媒体发布等一系列机制建设。

还要特别强调的是，要加强统筹协调。政府新闻发布工作任务敏感、艰巨、繁重，涉及方方面面，加强统筹协调十分必要。国务院新闻办将根据中央要求，及时会同各地各部门对政府新闻发布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和推进。

我们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积极做好新闻发布，要积极做好政策解读。相关政策举措出台后，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各种形式全面深入地进行介绍、解释。要有效回应社会热点，及时掌握社会热点问题和媒体公众对政府信息的误解疑虑，有针对性地发布信息，引导公众客观理性看待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引导社会情绪和心理预期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要有效处置突发事件，把及时发布新闻信息纳入突发事件处置机制，及时准确发布信息，有效引导社会舆论，为妥善处置突发事件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中国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回顾与前瞻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

个人简介：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社会科学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同时兼任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特约高级研究员，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防大学三战研究中心顾问。

2003年起参加卫生部系统的新闻发言人培训；2007年起参加国务院新闻办组织的“全国采访线工程”培训；2011年2月参加中央外宣办组织的“全国首届党委新闻发言人培训”，受委托担任“突发事件新闻发布技巧”主题的授课任务。

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传播史、国际传播、公共关系。出版《〈蜜蜂华报〉研究》《海外华文传媒研究》《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公关心理学》《国际传播学教程》《对外传播及效果研究》等著作、教材，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中国新闻发布实践与创新论坛”虽然冠以“十年再出发”的名称，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始于1983年，迄今已经整整30年。当然，如果以学术考据的态度来考察中国新闻发布的历史，那么，这段历史可以延伸到更遥远的年代。下面我就来简单做一个回顾。

一、中国新闻发布的历史回顾

据考证，早在民国初年，中国就出现了记者招待会。因为距今太久远，我就不多介绍了。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新闻发言人是龚澎。1941年至1942年，龚澎在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外交秘书及翻译的同时也兼任南方局的对外新闻发布工作。那时周恩来就已经开始着手培养党的新闻发言人了。

新中国成立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普遍采用记者招待会这种形式发布新闻。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和谈期间，周恩来经常亲自担任新闻发言人，代表中共中央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共对和谈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

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因经常需要举行新闻发布会，党中央考虑到梅益同志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并且能言善辩，就决定让他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新闻发言人，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梅益随中共代表团回到延安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呵！我党的新闻发言人回来了！”可见当时国共双方对新闻发言人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很少运用新闻发言人形式来发布新闻。期间只举行过少数几次记者招待会，比较有影响的是：1965年9月29日，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美苏超级大国对中国实行军事包围，三百多名中外记者进行了采访。

1980年9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就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决定成立特别监察厅和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的问题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轰动一时。

同年，中国政府还召开了另外一次重要的新闻发布会，就是向国内外公众发布关于“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故的调查和处理结果。这次新闻发布会，是中国首次对突发事件进行新闻发布。这一时期，中国还曾就其他一些重大事件举办记者招待会，但严格地说，新闻发言人并没有形成制度。

1983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联合发布《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1983年3月1日，新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被正式任命为第一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并举行了首次新闻发布会。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中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2003年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中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年年初，中央提出建立、健全国务院新闻办、中央各部门、各省市区人民政府三个层次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要求。同年，一场“非典”危机不期而至，暴露出政府信息收集和发布系统中存在的问题与漏洞。在中央政府的要求与敦促下，国家各部委、各级政府机构纷纷设立新闻发言人，建立新闻发布制度，2003年由此成为“新闻发言人年”。我们所说的十年就是从这里开始。

二、新闻发布十年历程及社会影响

首先让我们按照时间线索，对2003年以来中国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过程做一个回顾。

2003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组织了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来自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的100多位发言人参加了培训。

2004年1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首次对外公布了62个部委、75位新闻发言人的联系方式。当时有舆论认为，这标志着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制度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对新闻发布制度提供了基本保障。同时，教育部、公安部、卫生部率先开始进行新闻发言人定时、定点、自主新闻发布。之后，更多的政府部门开始进行常态性的新闻发布。

在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2009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四中全会在新闻公报中提出：要“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

2010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中央部委的11位党委新闻发言人集体亮相，得到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

2011年2月，全国首次党委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在北京举办，来自13个党中央部门的新闻发言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相关部门的200多人参加了培训。非常荣幸的是，我与在座的郭卫民局长、武和平先生一起担任了那次培训的授课任务。与此同时，国资委直属121家大型中央企业通过新华网将各自新闻发言人的姓名及联系方式等相关资料向社会公布。

至此，各级政府、各级党委以及央企的新闻发言人基本到位，中国新闻发言人的制度体系已经成型。

2010年被称为中国的“微博元年”。2011年，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纷纷开通微博，并利用微博进行信息发布。这一年也因此被称为“政务微博元年”。以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为例，根据2012年年底公布的数字，“平安北京”开通以来，已发布各类资讯2.4万余件，回答网民咨询4万余件，成为国内最活跃的公安微博。时至今日，“平安北京”已发布微博超过1.5万多条，粉丝近600万人。而在2013年8月22日的“薄熙来案”庭审中，济南中院的官方微博一开始便运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手段，对“薄案”进行了一场充分、翔实的全景展示。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的数据，济南中院官方微博直播“薄熙来案”当日，平均每10分钟约增长7094个粉丝，38条微博中平均每条微博发出后，约带来3361个新粉丝的关注。这足以说明，微博已经成为当代热点事件的聚焦平台，成为政府信息发布的一个新的途径。

那么，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产生了哪些社会效益？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由于时间关系，在此列出几点，不做展开分析。

第一，新闻发布制度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是公民实现民主权利（包括监督权）的有力保证。

第二，新闻发布制度为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及公众参与搭建了有效的平台。政府信息是公共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权威信息的发布为公众正确认识现实问题、参与意见、献计献策提供了可能性，也使公众参与公共事务及社会治理成为可能。

第三，新闻发布制度有助于公众及时了解事实真相，避免不实消息的流传，维护社会稳定。

第四，新闻发布通过议程设置，有助于将公众的目光和社会舆论引导到解决问题的轨道上来，放大社会正能量，消除不利因素。

第五，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为我国政府、政党形象在公众心目中的提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六，新闻发布为各国媒体提供了有关中国事务的权威信息，在让世界了解中国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我想通过两个案例的对比来说明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进步。这就是2003年的“非典”和2013年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二者都是突发新型传染病，不期而至，难以防范；但是在疫情的研判、应对和相关信息的发布方面，前后10年已是天壤之别。在此进行一番比较我想是很有意义的。

2003年年初“非典”流行初期，由于疫情数据收集渠道不通畅以及信息发布不及时，出现了有关“怪病”的流言早于政府的疫情发布在国内大面积传播、引发恐慌的情况。直到4月20日，随着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的被免职，政府在疫情统计、发布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才将准确的数字公布出来。

十年后的2013年春天，当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突然发生时，政府方面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从首例病人的发现到新增病例的确诊、救治，以及相关措施的出台、实施，一切都在“阳光”下运行。出现疫情的地区相继启动应急预案，建立每日疫情通报制度，并通过新闻发布会、官方网站以及微博等形式及时发布信息，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内部分工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更是紧急成立由原部委领导及原卫生部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和“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进行疫情研判和信息发布的应急准备，并向世界卫生组织及时通报信息，保持密切联系（我很荣幸能与毛群安主任一起参加这个组，见证了整个过程）。

在H7N9流行的过程中，偶尔也有谣言和不实消息传出，但最终都在及时、权威的回应中得以化解。如同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所说：在新媒体大行其道的当下，最好的维稳方式是让真相跑在谣言前头。在吸取教训后，中国政府的“透明与公开”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认可。

三、十年再出发的思考与建议

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整体建设已经十年了。十年来，它的进步发展，它所存在的问题，我想在座的各位亲历者、管理者都是心中有数，也都有自己深刻的认识与判断。因为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新闻发布实践与创新”，在此，我想从创新的角度出发，不揣浅陋地提出一些理念和建议，供各位参考。

1．新闻发布是一把手工程

客观地说，新闻发布效果的优劣与新闻发言人个人素质、能力、水平的高下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不是全部。换句话说，新闻发布不是或者不仅仅是新闻发言人的工程，而是主要领导的工程，是一把手工程。道理很简单，新闻发言人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组织的代表，他的发言需要得到一系列制度和机制的保障，包括信息收集机制、应急反应机制、媒体协调机制、信息反馈机制、对策研究机制，等等。而这些机制或制度的建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组织内部进行资源整合与调配，需要以组织的整体优势去争取外部资源。这显然不是新闻发言人的个人力量所能达到的，而是组织行为，是一把手的职责。大量事实表明，凡是一把手重视程度比较高的政府部门，其新闻发布制度大都比较健全，新闻发言人也能够充分履行职责；而在那些一把手对于新闻传播规律缺乏了解、对于新闻发布工作缺乏重视的部门，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往往难以履行到位。由此想到，持续多年的新闻发言人培训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路或者做一个调整——在对发言人进行岗位培训的同时，重点面向国家各部委、各级政府的一把手，对他们进行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和危机应对意识的培训。所谓纲举目张，这才是关键所在。

2．新闻发布是专业化运作

几年前，我曾随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考察团去欧洲几个国家考察过教育系统的新闻发布制度。感触很深的一点是，英国、德国等政府相关部门都把信息发布工作作为一项专业化要求很高的职业对待，在人员配备、岗位编制、工作流程等方面给予高度重视。

相比之下，我国的一些政府管理机构则无法达到这样的专业水准。首先，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岗位是干部任用职级上的一级，具有流动性强的特点，这个岗位上的人干好了就要往上提拔，人一走，所有的经验、知识储备、人脉资源就被带走了，新的发言人还要从零起步；其次，我国政府管理部门的新闻办公室被视为一般性的行政机构，信息传播或新闻发布只是其多项职能中的一项，没有作为专业性的工作予以突出；最后，这一部门大都存在人手不足的问题，有相应学历背景和工作经验的人更是十分短缺。因此，要想实现专业化运作，体制、机制的调整，专项人才的供给和对现有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总之，中国的新闻发布应当由职务行为转变为职业行为。

3．新闻发布应从1.0走向2.0

在我们国家，除了传统形态的新闻发布外，不少政府部门和央企都开通了自己的门户网站，进行常态性的新闻发布。但是综观之下不难发现，我国政府的门户网站大都始建于互联网技术应用的Web1.0时代。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大部分网站由静态页面构成，信息发布也基本上是推送式的。从本质上说，这种信息传播方式与传统媒体环境下“点”对“面”的传播并无二致。所以，尽管政府信息传播采用了新媒体的手段，传统的信息发布和管理方式却保留下来，并延伸到政府网站中。今天，网络技术的发展已经把我们带入Web2.0时代。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征是网民的高度参与以及不同用户之间的交互作用，具有Web2.0特征的传播形态包括博客（微博）、播客、维基百科、社会网络、分享服务，等等。也有不少政府部门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成为Web2.0时代的先行者。总之，新的传播技术和形态不但改变着人们传递、获取信息的方式，也全方位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面对这种变化，以传统基因延伸下来的政府门户网站不能不做必要的调整。

4．新闻发言培训应为全员培训

在传统媒体时代，新闻发言人主要借由主流媒体的平台发布信息。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媒体社会化时代，信息源的无处不在、潜在危机的无处不在已经成为包括发言人在内的所有官员无法回避的问题。有鉴于此，在专业培训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树立全员培训的观念，对广大政府官员进行Web2.0时代媒介素养以及信息发布能力、危机应对能力的培训。

最后，我想说的就是，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就要进行信息公开立法。前面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是一个条文和规定，不具法律约束力。因此，我们呼吁国家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法”，使新闻发言人制度全面进入法制轨道。

中国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回顾与前瞻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程曼丽

个人简介：

程曼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主任，社会科学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同时兼任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特约高级研究员，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防大学三战研究中心顾问。

2003年起参加卫生部系统的新闻发言人培训；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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