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自述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自述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汤一介著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4-01

书籍编号：30352979

ISBN：978755590462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60366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版权信息

书名：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自述

作者：汤一介

ISBN：978755590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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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开始写这本叙述我的学思历程《在非有非无之间》是1993年7月，那时我住在美国俄勒冈儿子的家里，到1995年元旦写这篇《自序》已经过去一年多了。我是先写了“对中国哲学的哲学思考”那部分［编者注：主要是本书第八章“我的哲学之路（下）”中的（一）（二）（三）的内容］，我想把我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总体看法写下来，希望得到同行们的批评指正。从本书中，读者可以看出，我本想做一个哲学家，但1949年以后，凡是研究哲学的只能被称为“哲学工作者”，而没有资格做哲学家。到20世纪80年代后，大概可以称一些研究哲学的人为“哲学家”。可是我有自知之明，我已没有条件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了。因而只能借助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来谈谈我对中国哲学的一些看法。本书第七章《文化热的前前后后》是讨论中国文化问题的。这是因为我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和从90年代后悄然兴起的“国学热”，因此对中国文化的走向不能不有所关注。这两章大体可以代表我目前的一些想法。

到六十八岁为止，我只出了五本书：《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和内在超越问题》和一本英文论文集（Confucianism，Buddhism，Daoism，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还有一本《随笔》将出版。另外，几十年来前前后后我写了近两百篇长长短短的文章，有的文章也许有点意义，有些文章只是为还债而应景。还有一些是“文化大革命”前写的，那多半是一些批判别人的教条主义式的文章，可以算是一堆废纸了。我常想，1949年后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写的检查思想材料足足可以编成五本厚厚的书，如果我能利用那些写检查材料的时间写我想写的文章该多好！

虽然我至今没能成为哲学家，但是我却是爱玄想的人，如果有条件，我将会把我的，也许有意义、也许无意义的各种思想写下来，哪怕只是留给自己看，这也是一种“在非有非无之间”吧！如果我想写的那些“玄想”有意义，那么它就是“非无”（不是没有意义）；如果它没有意义，那么它就是“非有”了。如果这些“玄想”能写出来而且能出版，那么它对世人就是“非无”（不是不存在），如果它既写不出来，更谈不上出版，那么它对世人当然就是“非有”了。而现在我的“玄想”只能是“在非有非无之间”。

一个人总有一些特殊的喜好，我除了喜欢买书和读书外，还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如果你到我家看看，就可以发现三间房子里全是书，连过道里也是书。另外，我还借了两间小房子放了七书架的书，又租了一间房子也放了七书架书，而这些书架有的是放两层书，有的是放三层书。但是我能读书的时间却是那么少，因为各种事务占去我太多的时间，“书”对我来说也成了“在非有非无之间”了。我们家的录音机不止一架，还有CD、电子琴，等等，但是很少有时间听音乐，这不也是说这些东西对我也是“在非有非无之间”吗？我常常和乐黛云说，什么时候我们是属于我们自己，什么时候能有点随心所欲的时间，而这是很难很难呀！这也许就是生活，生活总是“在非有非无之间”吧！

第一章 略述家史

庾信的《哀江南赋》中有这样一句：“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我的家族从祖上说算不上什么世家大族，大概从我的太祖父起只是当地的一个小小的乡绅。原来我们家是在江西永丰，在我太祖父之前已迁至湖北黄梅县孔垅镇东厢。据殿撰黄思永《莘夫赠公墓表》中说：我祖父汤霖的曾祖父“讳正谊儒士，积学未遇，覃恩赏给八品顶戴”，祖父的祖父“讳镇东，号晓峰，增广生，恩赐副举人，赐封奉政大夫。生三子，公序居长，幼岐嶷读书，目数行下，见者咸以国器目之。”莘夫公曾受学于引轩公，据同邑解元黄经塾《引轩公碑文》谓：“塾与敬亭（按：敬亭为正谊公侄）、晓峰同庚，髫年相交，二君受业引轩世伯老先生，世伯平日以小学教人，善于引蒙，故自号引轩，要之弱冠壮岁，皆在引进之中，敬亭佩兄训登贤书，晓峰佩父训入黉序，非所谓成人有德者乎。塾以时聆世伯绪论道德，发为文章，言有根柢，亦足引沦性灵。……惜晓峰兄绩学功深，屡试优等，频膺房荐，未得早夺乡魁，令世伯一获见修德之报耳。”引轩即太祖父正谊公，《汤氏宗谱·儒林志》中谓：“正谊，字广运，号引轩，绩学未遇，垂老呼唔，占哔循匕，善诱子，副举人镇东受庭训，堂弟经魁思永、恩贡项元，省文学生徐朗，皆出门下。”又同邑经魁李炳黉，《晓峰公碑文》：“孔垅邑之名镇也，多硕士。吾祖伊村公有友三人焉，曰：解元黄经塾、经魁汤思永及晓峰公也。公弱冠游庠，声名藉甚，屡试辄冠其曹，为文鸿博，禀经酌雅、膏沃光晔，推倒一时，而顾数奇不偶，列优等第十一次，不祚上舍乡闱，屡膺房荐，终以额满见遗。”又时朝廷有《制诰》中谓：“……奖尔汤镇东，乃同知街甘肃碾伯县知县汤霖之祖父，锡光有庆，树德务滋，嗣清白之芳声，泽留再世；衍弓裘之合绪，祜笃一堂。兹以覃恩赠尔为奉政大夫，锡之诰命。”据此可知，太祖父乃一书生，虽“绩学功深”“为文鸿博”，但终未得公名，仅“赐副举人”，而因祖父之关系而“赠封政大夫。”祖父的父亲“讳立贤，字谦吉，号莘夫。”据谓由于“晓峰公馆谷所入，恒不能供食指”，于是曾祖父“年十六遂慨然弃举子业，偕傭奴杂作，每负担行。行垄亩间，必挟一册自随，且行且读，人以之比朱翁子云”。咸丰初乱起奥西，乃及黄梅等地，曾祖父曾以乡团助胡文忠公等官兵，运粮馈馆，故以军功得由监生，保以县丞候补。因孔垅地势洼下，十岁九淹，曾祖父于是创议修拦湖堤，得县官许而委任之，十年之间“履荆棘践蛇虺，口授指画心计，暴烈日中，汗如釜蒸”，“罔敢少休”。后堤工告成，三十年不知水患。曾祖父“好读书，尤喜《左传》，年七十余背诵不遗一字。遇事敢为，治家严而有法，以故乡之人、族之人咸畏敬之，称祭酒焉”（《莘夫赠公墓表》）。又朝廷《制诰》云：“……奖尔汤立贤乃同知衙甘肃碾伯县知县汤霖之父，禔躬淳厚，垂训端严，业可开先式榖，乃宣猷之本，泽堪启后，贻谋裕作牧之方，兹以覃思赠尔为奉政大夫，锡之诰命。”以上资料均取自《汤氏宗谱》。但据此可知，我家自正谊公起即或可谓“诗书之家”，盖因祖父前之三代多以读书、教书、授徒为业之故也。

我祖父汤霖字崇道，号雨三，道光庚戌年（1850）出生于家乡湖北黄梅，光绪十六年中进士，做过几任知县，后多任甘肃乡试考官，并于1906年与陈曾佑等合办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殁于民国三年（1914），享年六十三岁。我父亲用彤先生几乎没有和我谈过我祖父，在1957年“反右”后，使我产生了一种悲观情绪，感到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处于一种提心吊胆的生活环境之中。有天，我问父亲关于我祖父的情况。父亲只是说，祖父喜汉《易》，但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做过几任县官，为官清廉，晚以授徒为生，平日爱用湖北乡音朗诵庾信的《哀江南赋》和《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并把他收藏的一幅祖父六十一岁生日时他的学生们为他祝寿的《颐园老人生日游图》拿给我看（详后）。现把可找到的一些关于祖父的资料抄录于下：

《汤氏宗谱·仕宦志》记载：“霖，字雨三，庚寅（1890）进士，甘肃即用知县，历任渭源、碾伯、宁翔、平番等县知县，加同知衔，历充丁酉（1897）、壬寅（1902）、癸卯（1903）等科甘肃乡试同考官。”《汤氏宗谱·学绩志》中说：“霖，字崇道，号雨三，同治十一年（1872）洪宗师科试，取入县学一名。光绪元年（1875）王宗师科试考取一等三名，补廪梁宗师科，考取一等第二名，高宗师科试，取一等第三名，张宗师科试，均考取一等第一名。光绪乙亥（1875）、己卯（1879）、戊子（1888）科三膺房荐，己丑（1889）恩科中试举人。庚寅恩科会试，联捷进士，官知县。晚号颐园老人，两次丁艰，家居授徒，成材甚众。殁后，门人私谥元贞先生。”《汤氏宗谱·文艺志》录有我祖父的作品：“杂文，《平庆泾固道王观察寿文》《颐园老人生日游图自序》《复曾中丞书》《与连方伯书》《渭源县下车观风告示》；古近体诗，《墩子湖吊贺文忠公》《烈妇行——为安化谭同年之妻贺孺人作》《送友之平番任兼贺其四十寿》《宁夏道中遇雪戏作》《淅川舟中口号》；联，《六十自寿联》。”按：各种有关我祖父的记载，都说：“汤霖字雨三”，看来都是不对的，应是“字崇道，号雨三”。说我祖父中进士，有的记为“光绪十五年（1889）”，有的记为“光绪十六年（1890）”，据《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作“光绪十六年”，看来“光绪十六年”是正确的。诸多记载都说到祖父任渭源和平番知县的时间，而没有材料说到他任碾伯、宁翔知县的时间。据《黄梅县志》知，光绪十九年（1893）他仍在平番县任知县。又据《渭源风土调查录》谓祖父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到任，……在任三年（至1897）”。我没有找到祖父出任碾伯、宁翔知县的任期材料。又，《创修渭源县志·职官表》中说：“汤霖，字雨三，湖北黄梅县人，光绪庚寅科进士。下车观风课士，讲授文学，因以执师生礼，而官民之风变焉。迨后文明日进，先生使然。”又，《渭源风土调查录·汤霖传》谓：“汤霖，湖北黄梅人，由优廪生中光绪丁丑（应为‘己丑’）科举人，庚辰（应为‘庚寅’）进士，以知县用授渭源，光绪二十年（1894）到任。名士风流，政尚平恕，在任三年，民感其化，尽除险诈之风。往年，邑中妇女与夫家稍杵目，即服鸦片自尽，母家讼之，夫产随尽。霖查悉此弊，凡遇妇女服毒自尽，不但不予追究，反坐其父母以不善教导之咎。从此闺中私语，谓‘汤官恶作剧，服毒不但无益，反累父母’。此弊遂革。又乡妇人凌虐童媳，牛马不如。霖每微服访查姓名，即以虐媳术施于姑，严惩数人，惨毒风息。在在善政甚多，邑人以汤青天呼之云。”按：据以上材料，大体上可知我祖父是一位重视文学的清官。

刘尊贤《清末甘肃优级师范学堂》文中说：“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设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规定修业期限为预科三年，本科二年。入学资格规定是贡生、生员、监生，由各府、州、县选送。名额规定为一百二十名。……监督为湖北人陈曾佑（翰林出身，时任甘肃提学使），教务长为甘肃人张林焱（翰林出身，曾官任翰林院检讨），庶务长为湖北人汤霖（进士）和山东人郁华（举人）。教员有张焱（授历史），郁华（授算学、图画、地理），王泽闿（授理化），李兴勇（授博物），邵登凯（授算学），邓宗（授教育、伦理、心理、英文），谭其茳（授伦理、日文），金常（授法制、理财），文琳（旗人，授体操）等。……”按：虽然戊戌变法（1898）失败，但新政并未停止，1906年废科举，办新式学堂。我祖父在1897、1902、1903年还任甘肃乡试同考官，而到1906年即与陈曾佑等合办新式学堂（甘肃优级师范学堂），这是因为他对新学也有若干认识。他的学生陈时隽为《颐园老人生日游图》题词中回忆说：“……师孜孜弗倦，日举中外学术源流变迁兴失今古君子隐居行义进退，不失其正之故，指诲阐明悉至尽。”可见我祖父当时对“新学”也颇为留心。据《汤氏宗谱·学绩志》言，我伯父汤用彬“壬寅（1902）顺天乡试，挑取誊录译学馆，毕业奖举人，升入国立分科大学，毕业授文学士”云云。祖父不仅办过新式学堂，而且送我伯父和父亲进入新式学堂，此亦可谓他看到了时世迁流之趋势也。

我父亲汤用彤，字锡予，1893年出生于甘肃省渭源县，1922年由美国回国后，一直在大学教书办学，于1964年逝世于北京。我，汤一介，1927年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自此以后均在学校教书。据此，可以说汤霖、汤用彤、汤一介三代均以教书办学为业。

第二章 由《哀江南赋》谈起

在那些“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的日子，

我许下这个愿：

“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些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现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一、“书香门第”

我的童年是在平静、平常、平淡的状况下度过的。1927年2月16日我生在天津，但籍贯都填写我的祖籍湖北省黄梅县。是年，我父亲汤用彤（字锡予）正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授，我母亲张敬平是湖北省黄冈人，她们家是当地的大族，她的哥哥张大昕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后来做过汉阳兵工厂的总监之类。我这位舅舅是个藏书家，听母亲说他藏有两册《永乐大典》，本来要送给我父亲，但父亲没有接受。后来因一次大火，把他的书全部烧光，如果我父亲当时接受了，那么现在世界上又可以多两册《永乐大典》了。听母亲说，在她怀着我的时候，有一次坐黄包车翻了车，手骨折断，但幸好把我保存下来，否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了。1928年，我父亲又回到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在我脑海里有着一个模糊的印象，我们在南京住的是有院子的平房，大门是黑色的，当然，这也可能是后来听我母亲说的，而无论如何，这是我最早的记忆。

我的家，从我祖父起大概可以算是所谓“书香门第”。在我出生时，我的祖父汤霖已经去世十五年，而祖母梁氏还健在，她是1938年八十五岁去世的。我父亲几乎没有和我谈过我的祖父，只是在5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后，使我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感到知识分子总是很倒霉的。有一次，我问父亲关于祖父的情况，他只是说，我祖父喜汉《易》，但没留下什么著作，平日爱用湖北乡音吟诵庾信的《哀江南赋》和《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并且把他收藏的一幅祖父六十岁生日时学生们为他祝寿的《颐园老人生日游图》给我看，其中有我祖父的一段约七百字的题词，和他的学生为他祝寿的祝词，最近我在《汤氏宗谱》中还看到祖父的一些诗文。

在辛亥革命前，我父亲曾在北京顺天学堂读书，同学有梁漱溟、张申府等。辛亥革命后上了清华学堂。1918年赴美国留学。1922年回国后一直在大学教书。1930年他应胡适之聘到北京大学做教授，以后一直没有离开北大，直到他1964年去世。他的为人为学已有很多记载，钱穆伯父对他了解最深，在他写的《忆锡予》和《师友杂忆》中记载着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

“九一八”后，我家住在南池子缎库胡同，前门是三号，后门是六号。是一座很大的房子，共有三个院子，前院、正院和后院，中间还包括一座两层的小楼。我们和我伯父汤用彬一家住在正院里，伯父也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后院的房子出租，不走前门三号，而走后门六号。前院，钱穆伯父初来北平时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为我父亲的书房和会客的地方，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就是在那里完成的。正院是个三面有房子的四合院，在两厢房和正房间都有走廊相连，正房的东北角有座两层小楼，楼下是个大厅，我和我妹妹还有堂弟妹常在里面滚铁环玩。楼上有三间房子，父亲的研究生王维诚、王森两位先生都在楼上住过，他们那时是我们的家庭教师。

父亲虽然不管我们，从来不问我们的功课如何，当然更不管我们的衣、食、住、行，但他还是很爱我们，特别喜欢我妹妹汤一平，可以说他对我们很慈祥。他常和熊十力、蒙文通、钱穆等先生到中山公园的春明馆或来今雨轩喝茶，总是带着我和妹妹。父辈们喝茶、吃点心、聊天，我和妹妹吃完了就到处去玩。从1932年起一直到1936年，每年暑假，我们一家和伯父一家都到庐山去避暑，因为我们家在庐山牯岭大林路有三栋小楼房，我们常常住中间一栋。楼前有一块大石头，像只大蛤蟆，我们叫它蛤蟆石，常常爬上去玩。这段时间自然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快活的日子了。这些日子，父亲每日看书、写文章，现在收入他文集中的《大林书评》就是他在庐山上写的。这就是说，我的童年生活是很平静的。

二、功课平平常常

我五岁开始上幼儿园，最初是上在中南海边上的艺文学校的幼儿园，对这一段的事，我几乎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入园要换鞋。后来又转到孔德学校的幼儿园，因为它离我们家比较近。孔德小学的生活我记得比较多，除了要换鞋之外，现在还能唱出一两首歌。由于我比较内向，不太合群，因此好朋友不多。我常和一姓苗的小女孩玩，听说她是苗可秀的女儿。我们俩常在滑梯的沙土坑里堆沙山，她说她是皇后，我是皇帝，当然当时我也不知道皇帝是什么样的人。既然她这样说，我也同意。在孔德我一直读到小学五年级，这时已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在孔德小学，我的功课一直是中等，所以表现得很平常。在五年级时，我们增加了日文课，由日本人来教，我们都很讨厌日文课，好像没有人好好学，别的功课我们都没有作过弊，但考日文，很多同学都把书坐在屁股底下，不时拿出来抄，大作其弊。因此，我的日文虽然学了一年，但几乎什么也没有学到。由于不愿学日文，1939年我转到灯市口的育英小学六年级，因为是教会学校，可以不学日文，而学英文。从小学二年级起，我就爱看《三侠剑》《七侠五义》之类的武侠小说。起先是我家的一位车夫念给我听，我越听越上瘾，后来我自己看，当然半懂半不懂，可是那些剑侠的打斗还是很吸引我。

1939年年底，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弟弟，还有邓以蜇伯父的孩子邓仲先、邓稼先一起由天津乘船到上海英租界，然后去香港，又由香港转越南的海防上岸，在河内住了几天，经滇越路到云南去。因为我父亲那时在西南联大教书。这就是说，我并没有读完小学，因此也就没有拿到小学毕业证书。

1940年，我们全家在云南团聚了，但是我的哥哥汤一雄于1939年因在云南做盲肠切割手术，麻药中毒而去世。由于当时日本飞机常轰炸昆明，我们一家先住在离昆明不远的宜良县。这时住在宜良县的西南联大教授有好几位，有贺麟、邓昕、姚从吾、唐钺等。在此以前钱穆伯父也住过，不过这时他已离开西南联大到成都去了。宜良县风景秀丽、民风淳朴、有山有水，离著名的石林不远。离县城五六里有一温泉，我父母常常带我和弟弟、妹妹一起到那儿去洗澡。这时我进了宜良县立中学初中一年级。当时学校的教员有一部分是西南联大的在校生，他们来往于昆明与宜良之间，时常缺课，而我也不是一个用功的孩子，功课也就平平常常。

1941年夏，我们家搬到昆明，先是住在离昆明城约十里的小村——麦地村的一座尼姑庵里。这时闻一多伯父一家住在附近的司家营，金岳霖、冯友兰住在附近的龙头村。我进了西南联大附中读书，那是当时昆明最好的中学。由于宜良中学的教学水平不行，我没有考取初中二年级，只得降到初中一年级重读。联大附中要住校，因此每星期六我就和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闻立雕，还有一位同住麦地村的云南籍同学殷承祐一起回家。假期我们四人常在一起玩，记得有一年暑假，我们相约到山上去“探险”，爬上了很高的山，沿路还偷地里的白薯、老玉米烧来吃，最后我们还放火烧山，一直玩到天黑，家里的大人都很着急，回家后我们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责难。我在联大附中，功课也很平常，但体育不错，还是排球校队成员。这个时期冯钟芸老师教我们国文，其中有些诗词，我最喜欢的是李后主的词。这期间我开始看小说，先是看巴金的《家》《春》《秋》等，也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好像还看了屠格涅夫的《罗亭》和《父与子》。到初二下学期，比我高一年级的余绳荪（余冠英的儿子）弄到了一本斯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是我和余绳荪还有游宝谟（游国恩之子）、曾宪恪（曾昭抡之侄）、胡旭东在校外租了一间房子一起读。这本书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同时我们又都很讨厌童子军教官吴能定，我们就一起研究，决定干脆到延安去看看。对我来说，我当时完全不是出于对政治有什么认识，而是出于一种孩子的好奇心。于是在1943年春，我们几个人各自从家里偷了一些钱或黄金做路费，先乘火车到曲靖，由曲靖搭“黄鱼”到贵阳。到贵阳后，我们都很兴奋，就一起住在一家小旅馆中，登记时都用我们的真名。住下后，我们就到外面小馆子吃饭，可是一回来就有几个黑衣大汉在等着我们，要我们跟他们走一趟，并要把所有东西都带上。我们都感到大事不妙，但也无法，只好跟着去，一带就把我们带到贵阳警备司令部，住在侦缉队里面的一间小房子里。幸好他们没有先检查我们的东西，因为我们还带着那本《二万五千里长征》呢！如果被查出就麻烦了。恰好我们住的小房是木地板的，在两块木板之间有小缝，我们就把书一张一张撕下，塞入地板缝中。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一位参谋长之类的人分别找我们每个人谈话，首先当然是审问我们的头头余绳荪，接着一个一个问话。问我要到哪儿去，我说要去重庆读书，因为我有堂姊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又问我喜欢看什么书，我当然不会说我爱看《二万五千里长征》了，我说我喜欢李后主的词和巴金的小说啊什么的。又过了一两天，贵州省府秘书长郑道儒找我们一起“训话”，说什么“要好好念书”“不要听信什么人的坏宣传”“现在是抗日时期，要拥护党国和领袖”之类。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官僚的“训话”。大约在警备司令部关了一星期，联大附中的教务主任魏泽馨来贵阳，把我们接回昆明了。当然，联大附中我们不好再回去了，大都转到云大附中去了，而我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就到重庆南开中学去念书了。

三、《国史大纲》与《哀江南赋》

在家里待的那段时间，我对历史忽然感起兴趣，首先是读了钱穆伯父的《国史大纲》，这本书可以说对我影响很大，它使我了解到我们国家有着悠久、丰富、辉煌的历史，特别是钱穆先生对祖国历史的热爱之情跃然纸上，使我十分感动，这种态度可能对我以后爱好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由于我爱读一些诗词，这时已更爱读陶渊明的诗文了，那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北窗下卧，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流观山海图，泛览周王传”等等，在潜移默化中使我的性格中渐渐增加了爱“自然”和“自由”的因子。在我很小时，我就常听父亲用湖北乡音吟诵《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大概在我五六岁时也可以学着父亲用乡音吟诵《哀江南》了。这期间我也常听父亲吟诵庾信的《哀江南赋》。父亲看我爱读诗词，有一天从《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找出《哀江南赋》给我看。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亲第一次叫我读的东西，而以后再也没有单独让我读过任何书（除了我和其他同学选他的课，他所指定大家要读的参考书外）。《哀江南》是描述南明亡国时南京破败的情形，其中有几句可以说道出了历代兴亡的迹象，这就是“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而庾信的《哀江南赋》讲的是他的丧国之痛。庾信原仕梁，后派往北魏问聘，而魏帝留不使归，后江陵陷落，只得在北魏做官，序中有“金陵瓦解，余乃窜穿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回”云云。这时我国也正值国难，南京早已为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们在报纸上常常看到“国军转进××地”之类，实际上是在节节败退。对这首《哀江南赋》，从字句上说，有很多地方我不懂，但从整体上说我还是可以了解，父亲常吟诵它，表现了他的伤时忧国之情。这两首《哀江南》对我的影响可以说非常之深，一种潜在的“忧患意识”大概深深地根植在我的灵魂之中了。后来，我到南开中学读书，年稍长，再读《哀江南赋》就更有所悟，大概父亲要我读此赋的目的是，让我了解一个诗书之家应保持其“家风”。《哀江南赋》中有这样几句：“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在我读父亲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跋》，就更加体会到他的用心了，在他的《跋》中说：“彤幼承庭训，早览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彤稍长，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派之变迁。十余年来，教学南北，尝以中国佛教史授学者，讲义积年，汇成卷帙。自知于佛法默应体会，有志未逮。语文史地所知甚少，故陈述肤浅，详略失序，百无一当。唯因今值国难，戎马生郊。乃以其一部，勉付梓人。非谓考据之学，可济时艰。然敝帚自珍，愿以多年研究之所得，作一结束。唯冀他日国势昌隆，海内安。学者由读此编，而于中国佛教史继续述作。俾古圣先贤伟大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这里可以看出，我父亲作为一个学者的伤时忧国之情和他对古来贤哲之敬仰，因而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他是那么注重祖父所传的“家风”了。

那么我祖父对我父亲的影响究竟在哪里呢？这就又要回来谈谈那幅《颐园老人生日游图》了，这幅图中祖父的题词有如下一段：

余自念六十年来，始则困于举业，终则劳于吏事，盖自胜衣之后，迄无一息之安，诸生倡为斯游，将以娱我乎？余又内惭，穷年迄迄，学不足以成名，宦不足以立业，虽逾中寿，宁足欣乎？虽然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时势迁流，今后变幻不可测，要当静以应之，徐以俟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乐。然则兹游也！固可收旧学商量之益，兼留为他日请念之劵抑！

想想我父亲一生教书著书为业，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论稿》是中外公认的权威性著作，但他淡泊功名，与世无争，正如钱穆伯父在《忆锡予》中所说：“锡予为人一团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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