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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贵州法治发展报告·织金法院司法改革(2017)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吴大华,李斌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10-01

书籍编号:30398105

ISBN:978752011602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22588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法律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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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编撰者简介

吴大华 男,侗族,法学博士后,经济学博士后;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贵州省法治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二级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云南大学、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核心专家。


李斌 男,汉族,织金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兼任贵州省法治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员、贵州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


王飞 男,汉族,法学博士,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贵州省法治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员,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国家民委首届民族问题研究中青年专家、贵州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甲秀文化人才。


文永辉 男,汉族,法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贵州省法治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员、贵州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曹务坤 男,汉族,法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贵州省政府立法咨询专家、贵州省法治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员、贵州省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评标专家。


朱山 男,汉族,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主任,一级律师,贵州省政协常委,贵州省律师协会副会长,贵州省省委决策咨询专家,贵州省人大咨询专家,贵州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室咨询专家,贵州省国资委咨询专家,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贵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贵州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孙韡 女,汉族,法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贵州省法治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员。


傅贤国 男,汉族,法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贵州省法治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员。


潘志成 男,汉族,法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兼任贵州省法治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员。


韩敏霞 女,仡佬族,法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兼任贵州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贵州省法治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员。


胡月军 男,汉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云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省法治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员。


傅智文 男,汉族,法学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兼任贵州省法治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员。


贾梦嫣 女,汉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贵州省法治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员。


孟庆艳 女,汉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贵州省法治研究与评估中心研究员。


朱睿 男,汉族,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亚亚 男,苗族,织金县人民法院员额法官。


徐朝志 男,汉族,织金县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卢龙腾 男,穿青人,织金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


周进 女,汉族,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佘红玲 女,侗族,贵州民族大学人文科技学院教师。


黄俐 女,汉族,贵州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

摘要

2014年中国实施首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以来,织金县人民法院自觉对照、积极摸索,开展了多项有意义的改革探索,于2015年被确定为贵州省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相关试点工作得到中央和贵州省有关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为全国地方法院特别是贫困地区基层法院司法改革提供了“织金样本”。


本书对织金县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采取的主要改革举措、改革成效做了回顾和深入研究。织金县人民法院充分遵循司法规律、争取多方支持、落实制度保障,紧紧围绕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目标,在人员分类管理、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审判运行机制、执行机制、案件评查机制和司法便民利民措施等方面深入改革,充分利用大数据建设“智慧法院”,建设了网上立案、网络庭审直播、“E调解”、律师阅卷等33类信息系统,通过实施以案定员、案件繁简分流、案件全流程网上管理、审执分离、立体治赖、案件交叉评查监督等举措,逐步探索形成了建立“三大环境”增动力、落实“三大机制”添活力、构建“三大平台”聚合力、打造“三大模式”显实力,“四力齐发”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态势,着力打造织金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特色样本”。


本书认为,织金县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以习近平总书记法治思想和司法理论为指导,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司法理论提供了鲜活素材和实践元素,并形成了如下经验与启示:司法改革应当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力求司法公正;发扬担当精神,敢于啃硬骨头;秉承协同创新,构架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遵循司法运行规律,提高司法效率;充分运用大数据和现代科技手段,努力打造“智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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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举措、成效、经验


“织金县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调研”课题组[1]


摘要:2014年中国实施首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以来,织金县人民法院主动作为、积极探索,开展了多项有意义的改革探索,于2015年被确定为贵州省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织金县人民法院充分遵循司法规律、争取多方支持、落实制度保障,紧紧围绕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目标,在人员分类管理、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审判运行机制、执行机制、案件评查机制和司法便民利民措施等方面深入改革,充分利用大数据建设“智慧法院”,建设了网上立案、网络庭审直播、“E调解”、律师阅卷等33类信息系统,通过实施以案定员、案件繁简分流、案件全流程网上管理、审执分离、立体治赖、案件交叉评查监督等举措,逐步探索形成了建立“三大环境”增动力、落实“三大机制”添活力、构建“三大平台”聚合力、打造“三大模式”显实力,“四力齐发”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态势,着力打造织金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特色样本”。


关键词:织金法院 司法改革 “四力齐发” “智慧法院”


第一部分 织金县法院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国的司法制度伴随着人民政权而逐步产生、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形成了司法结构基本合理、司法理念比较现代,总体上较为健全、有效和公正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在司法人员的职业化、司法程序的制度化、司法行为的规范化、司法人员独立办案的保障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司法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的危机仍在蔓延。近三十年来,我国经历了多轮司法体制改革,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波澜壮阔地推进的司法体制改革正是在历次改革经验教训基础上展开的。


一 司法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


从改革开放至今,经过拨乱反正到稳定发展,司法领域的很多问题开始变得突出,针对司法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我国进行了多轮司法体制改革。


1989年4月《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民事司法、行政司法三大司法体系的全面确立。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诉讼案件迅速增多,法官的数量和素质均难以适应这种需要;律师的数量不足,职业道德滑坡;在刑事诉讼中,法官的庭前审查导致先入为主、审判不公;“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时有发生,执行难问题开始出现;等等。为应对挑战,摆脱困境,司法领域开始了以强化庭审功能、扩大审判公开、加强律师辩护等为重点内容的改革探索。各级法院先后实施了旨在促进审判公正和提高审判效率的审判方式改革;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先后制定了《民事诉讼法》(1991年)、《法官法》、《检察官法》(1995年)和《律师法》(1996年),修订了《刑事诉讼法》(1996年),对民事司法制度、刑事司法制度、律师制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和完善,进一步健全了法官制度、检察官制度,较好地促进了司法的公正与廉洁。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为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1999年10月和200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出台《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从而使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迅速在全国各级司法机关中展开。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与任务,要求“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队伍”。在党中央的全面部署和明确要求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司法体制改革全面展开。2003年4月,中央政法委员会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建议的请示》。同年5月,中央听取了上述建议,对司法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目标、重点及工作方法做了重要指示,并决定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由中央政法委员会、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政法各部门、国务院法制办及中央编制办的负责人组成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司法体制改革工作。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经过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和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于2004年底形成了《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了改革和完善诉讼制度,改革和完善诉讼收费制度,改革和完善检察监督体制,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和完善监狱与刑罚执行制度,改革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和完善律师制度,改革和完善司法干部管理体制,改革有关部门、企业管理“公、检、法”体制等10个方面35项改革任务。该文件经中央批准下发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相继成立了本部门的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并分别出台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2005~2008)、《公安部关于落实〈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分工方案》等,对落实中央司法体制改革任务的具体措施和步骤做出安排部署。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律师法》,提高了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和取得律师资格的条件,并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2004年和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通过《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和《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司法鉴定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进一步完善了这两项制度;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极大地完善了我国的公证制度。在这一阶段,通过改革和立法,我国的各项司法制度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完善和发展。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标志着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在向纵深发展,亦表明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按照党的十七大的总体要求,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织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进行了深入调研和论证,广泛听取党内外意见,提出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12月,中共中央转发了该意见。该意见围绕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四个方面,提出了60项改革任务,其中包括:加强对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进一步明确监督的范围、程序和措施;改革现行民事行政案件执行体制,切实解决判决、裁定“执行难”的问题;改革和完善看守所管理和监督机制,切实防止发生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现象;优化侦查权的配置,切实加强对侦查活动的制约监督;规范司法机关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切实防止和克服司法行政化倾向;从立法上完善对司法权的保障制度,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严肃性;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切实解决对办理这类治安违法案件监督制约不够的问题;完善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工作机制、适应未成年人案件实际特点的办案机制,建立刑事和解、暂缓起诉、前科消灭等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的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明确救助的原则、对象、申请条件、发放主体、救助标准和具体工作制度;完善刑罚执行制度,逐步扩大减刑假释的覆盖面;积极推行社区矫正试点,进一步明确范围,严格职责,建立完善相关制度,确保社区矫正与刑罚执行、安置帮教等工作有机衔接;改革和完善法律院校招生分配制度,培养造就政治业务素质高、实战能力强的复合型法律应用人才,从根本上规范政法机关的进人体制;建立符合政法干警职业特点的在职培训制度;建立区别于一般公务员的政法机关职务序列和职数比例,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改革和完善律师管理制度,真正把律师作为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来管理;进一步落实“收支两条线”规定,实现政法经费由财政全额负担,建立分项目、分区域、分部门的分类保障政策,规范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费保障,改革和完善政法经费管理制度;等等。[2]


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至今已走过近三十年的风雨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很多制度性的顽疾依然存在,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公民寻求司法外救济的行为较为频繁,司法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本职作用发挥得不好。以党委、政府有关部门为诉求对象的信访甚至进京上访的总量居高不下,并且经常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出现,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司法作为社会公正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被弱化。


第二,公民寻求司法内救济的频率较高。当事人的一审上诉率居高不下,一些特殊地区的行政案件上诉率相当高,甚至出现“案案上诉,件件申诉”的现象,“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个案中感受到公平”难以实现。


第三,司法体制性问题造成的司法腐败亟须治理,个别司法人员贪赃枉法、徇私裁判,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


第四,冤假错案时有发生,甚至冤杀的案件也非鲜见。这固然与一段时间偏激的司法政策或者破案率等考核指标有关,但司法体制性的问题造成对冤假错案的防范不足仍是其根本原因。


第五,司法效率低下。司法效率低下一方面和案件增长速度过快有关,但更与体制机制中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密切相连,比如案件层层审批,严重影响了案件的进程;超期羁押、超期审判的责任不明;邮寄送达规范不严、留置送达程序繁杂、公告送达效果不好等制约了送达工作的开展,影响了审判效率;有的审判人员以业务工作繁重为由,对一些案件迟迟不审理,审理后不判决,而采取延长审理、中止诉讼、转化审理程序、不规范劝当事人撤诉等规避审限管理规定,导致案件审理超审限,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严重损害了司法为民的形象。


第六,司法责任制落实不力。案件实行庭长、分管院长层层审批,“审理者不裁判,裁判者不审理”,一旦案件出错,层层推脱,难以追究责任。案件质量管理环节设置不合理,职责不清,不能及时发现案件质量存在的问题;案件质量评查阶段缺乏详细的质量评查规程和标准,使案件评查活动操作的随意性极大,评查结果不能全面反映办案人员的实际能力和案件质量水平。质量管理制度的不规范,导致往往在案件被发回重审和重大改判引发涉诉信访后,才发现案件存在程序和实体质量问题,解决难度极大,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使司法公信力下降。


总体上,司法化解社会矛盾、定份止争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环节,同时也是改革的难点,是需要极大政治勇气和极强政治智慧才能彻底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司法体制中存在的难题和痛点,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重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之路,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做出了系统化的顶层设计,把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改革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首次被提出,建设法治中国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鲜明目标之一。2014年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首次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对保障司法公正做出了更深入的部署。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等举措,奠定了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石,对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健全责权明晰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提高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更好地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中,其中11次涉及司法体制改革议题,审议通过了23个司法体制改革文件。中央政法各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文件。部署了“完善司法责任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第一批改革试点战略措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司法体制改革正在积极稳妥推进,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明显成效。


第一,司法管理体制改革正有序推进。一是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已在一些地方开展试点。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北京、上海试点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检察院,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圳、沈阳、南京、郑州、重庆、西安设立了六个巡回法庭,均已正式挂牌办公,目前运行良好。二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和职业保障制度。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法官、检察官职务序列改革试点方案》《法官、检察官工资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为建设专业化、职业化法官、检察官队伍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是健全防止人为干扰司法的制度。中办、国办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央政法单位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文件。四是深化公安改革。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推动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管理制度体系。五是深化律师制度改革。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等文件,发挥律师在推动法治建设、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二,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建设取得积极成果。一是全面废止了劳动教养制度。201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二是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中央政法单位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等文件,人民法院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法律原则,2013~2016年,各级法院依法宣告3718名被告人无罪,国家赔偿近7亿元。[3]三是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中央政法单位出台《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细化法律规定,完善救济机制,强化律师依法行使执业权利的制度保障。四是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8月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伪造货币、集资诈骗等9个犯罪的死刑,并进一步提高了对死缓罪犯执行死刑的条件。五是规范涉案财物处置的司法程序。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中央政法各单位出台了相关规定。


第三,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逐步推开。一是推进司法责任制等改革试点。按照中央部署,2014年以来,上海等地就完善司法责任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四项改革开展综合试点,中央政法单位印发《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等文件,《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等已经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试点工作初见成效。二是积极推进司法公开。各级司法机关积极构建开放、动态、透明的阳光司法机制,审判、检务、警务、狱务公开进程明显加快。三是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渠道。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人民陪审员制度已在全国10个省(区、市)50个法院先行试点。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地区已选任新一届人民监督员6471名。四是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改革试点。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在北京、内蒙古等13个省(区、市)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五是完善维护司法权威的法律制度。《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完善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和扰乱法庭秩序罪的规定。


第四,执法司法便民利民举措陆续出台。一是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有关规定,2015年5月1日至2017年3月,全国法院登记立案数量超过3100万件,同比上升33.92%,当场立案率超过95%。“立案难”问题逐步缓解。二是公安机关在深化交通管理、户籍管理、出入境管理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便民利民举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推动形成更为科学合理、开放务实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工作格局。三是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中央有关部门出台《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2014年,共有8万余名当事人得到司法救助,全国办理法律援助案件124万件,受援人总数达到139万人次。2015年全国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32万件。


在2017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做出指示,要求司法机关“要锲而不舍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进一步为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的改革工作


作为众多纠纷的最终“裁判者”,人民法院是“人民群众在个案中感受公平正义”最直接的场所。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法院积极参与到国家的司法体制改革之中,改革取得了众多成果。


1.建立司法责任制,实现让审理者裁判


针对长期以来审判权运行中“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弊端,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确立了“谁审理、谁裁判、谁负责”的原则。各级法院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改革这个“牛鼻子”,取消了层层请示、逐级审批案件制度,完善了独任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建立了法官遴选和惩戒制度,实现了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同时,严格执行防止干预过问案件的“两个规定”,有效建起“防火墙”、划出“隔离带”,为真正落实司法责任制、排除各种干扰提供制度保障。


2.以司法公开倒逼司法公正,建立司法公开四大平台


要让人民接受裁判的结果,首先应当让人民实实在在看到司法裁判形成的过程。四年来,人民法院建立了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让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完整地了解司法裁判的过程和环节,变当事人千方百计打探案件消息为法院第一时间主动推送案件信息。建立中国庭审公开网,累计直播各级法院庭审11万多件,访问总量达12亿多人次。建立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裁判文书超过2680万份,网站访问量突破62亿人次,用户覆盖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最大、最有影响力的裁判文书网。建立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累计公布执行信息4711万条,提供执行案件信息查询5939万人次,共有655万例失信被执行人纳入“黑名单”。通过上述改革,阳光透明的司法公开机制已经基本形成。


3.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员额制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司法要公正,法官的素质至关重要。法官员额制是根据案件数量和司法实际需求确定法官数量比例的一种法官管理制度,它既是实现法官专业化的基础,也是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前提。全国法院分三批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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