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国际新航程

——《国际儒学论丛》发刊词

石永之

儒学原本产生于春秋末世诸侯异政之“国际”，孔子创立儒学，而后周游列国，传布儒学于诸侯国之间，弟子来自四面八方，而散播于各诸侯国。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中，儒学任人取舍，任人评说，最后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并传播东亚，进而影响世界。学术领域与国际舞台正是儒学创新发展的良好环境，今日之儒学正置身于更大的国际舞台，将赖各国的同仁努力，用多元文化为儒学补充新鲜血液，使之再度扬帆国际。

可以相信，儒学将会与国际上的多元文化和谐相处，不必担心文化多元且地域辽阔的五大洲四大洋是否愿意接纳儒学，儒学所耕耘的只是人类的心田。儒学以仁者爱人为宗旨，以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为内在根据，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原则，相信“德不孤，必有邻”，倡导“和而不同”，主张“天下为公”，追求人类的“群居和一”之道。既然东亚能够儒、释、道长期共存，那么在儒学的国际新航程中，儒学也必将和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一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存共荣。

毋庸讳言，儒学的国际化道路将任重而道远。今日之国际社会，国家主义盛行，丛林法则当道，“威天下以兵革之利”，以邻为壑，战端不绝。政治领域，霸权主义横行，合纵连横，好勇斗狠。经济领域，国家本位，贸易壁垒，经济掠夺，国家之间贫富极度分化。更有极端主义为祸人间，汽车炸弹、自杀式袭击屡见不鲜，无数无辜的平民流血牺牲。还有污染问题、气候问题、资源问题、能源问题以及核战争的问题都在时刻威胁着这颗蓝色星球——人类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家园。

毫无疑问，儒学首先需要为解决国际社会的问题而努力。瑞典科学家汉内斯·卡尔文博士说：“人类如果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之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今天国际社会面临的所有问题归结起来无外乎是人本身的问题，而儒学既可以修身养性变化气质，也可以治国平天下。所以说卡尔文博士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正因为如此，儒学在国际化背景下的新发展是充满希望的。历史的大潮将附着在儒学身上的各样色彩褪净，儒学重新回到其原本的学术素色，被历史洗刷成素色的儒学，正好可以成就其新航程，可以由不同肤色、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用新的思想、新的视角、新的方法重新绘成色彩斑斓的新画卷。儒学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回归了原本的学术存在，回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正好可以重新焕发出其原本活泼的生命活力，学者们可以从心所欲，依据“吾心之所同然”而对儒家思想做出自己的理解、阐释、注解与批判。

儒学真正的生命活力在于它是以追求人的存在的完善发展和推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为其价值指归，在于学者发自内心的认同和践履这一价值指归。儒学绵延两千多年而不至于中绝，即有赖于此。儒学的国际新航程最终仍然取决于这种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不仅表现在儒学兴旺发达之时，更体现在儒学艰难困苦之际。曾几何时，在儒学深根动摇、“花果飘零”、行将消亡之际，有人投湖自尽，有儒者为儒学作“狮子吼”，有儒者为儒学“披麻戴孝”。即使在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儒学被批判、被践踏、被蹂躏的时候，还有人在坚守，这才让人们知道了儒学的生命力有多么强大。儒学历经千年风雨而不中绝的秘密就在于学者内心的认同与坚守。

儒学的国际新航程又将会如何发展呢？孔子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自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开门办学、有教无类，还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有学术而后有思想，真正的思想植根于扎实的学术研究。唯有知学术之源流，方能出精粹之思想。由此可见，学术将是其国际新航程的重点。

正因为以学术为灵魂，所以儒学的国际新航程应该是以国际化的新儒学为方向，以国际视野的新儒术为其上行路线，以国际化和本土化的民间儒学为其下行路线。这是因为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曾经有三种存在样态：儒学、儒教、儒术。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开始直至今日，儒家主要以儒学的方式存在着。儒教和佛教、道教一起成为东方的主流宗教，儒、释、道三教一起支撑起东方人信仰的天空。在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就发展成为治国之术，直至清代末世，并出现了儒学、儒教、儒术共存的局面。

儒学正在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学术环境中奋力航行。国际儒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东亚、北美和欧洲三个中心。在美国，还产生了像“夏威夷儒学”和“波士顿儒学”这样的儒家学派。可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在不同国度产生更多的儒学派别。儒学在多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出现一波创新大潮，参与这一波创新大潮的既有东方人也有西方人。在这一波创新大潮中，儒学吸收东西方道德哲学而有心性儒学，吸收东西方政治思想产生了政治儒学，参照东西方宗教思想而建立了儒教，而无论在心性儒学、政治儒学还是儒教方面，又都有各自不同的思考路径和思想特色，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儒学的国际新航程的下行路线是要发展多样化的民间儒学。儒学下行路线的受众是普通民众，传统儒教基本上就是以民间儒学的形态存在，重学理而轻宗教仪式。儒学原本就关乎百姓日用，有化民成俗的传统，而且普通民众有信仰需求。建立和支持真正的宗教信仰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团结和稳定，新儒教应该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

历史上的儒学，无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既没有宗教之组织，也没有宗教仪式，主要依靠民间的传播和政府的倡导。在今天政教分离、信仰自由、不立国教的情况下，民间儒学应该发展出新儒教以满足民众的信仰需求。新儒教应该发展出制度化、本土化、多样化的规范的宗教仪式和仪规，由真正信仰儒学的人传教，按照现代社会的要求建立合法组织，并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管理这个组织。

儒学的国际新航程理所当然要发展新儒术。人类正处在重建国际新秩序的当口，儒学当然也要为治理地球发展新儒术，儒学一贯倡导的天下主义正是今天治理地球的良方。祸乱今日国际社会的是国家主义，正如霍布斯所说：“人对人如豺狼，人对人如上帝。前者就公民之间的关系而言属实，后者就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属实。”这就是国家主义把人区别对待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当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就把敌对国家当成要吃人的豺狼加以消灭。儒学以仁者爱人为出发点，儒学的天下主义以人类为本位，既不把人当上帝，也不把人当豺狼，而是把所有人都当人看。

国家主义的最大祸害就是挟武力之优势挑起战端。在“一枝独秀”的时候，他们就凭借武力建立起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大肆屠杀敢于反抗的勇士，殖民战败国、奴役战败国的人民，摧毁古老文明。大英帝国殖民美洲和澳洲、掠夺非洲、扩张亚洲，而西班牙殖民者更是直接摧毁了古老的阿兹特克、印加帝国和玛雅文明。在多个国家实力此消彼长之际，就发生世界大战，这些掠夺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教训。而反观儒学影响下的东亚地区，华夏大地多个中华帝国，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长期保持战略防御，长城就是为此而建。汉武帝晚年为自己远征匈奴、穷兵黩武而发“轮台罪己诏”。唐帝国更是在国力鼎盛的时候与吐蕃和亲，这些都体现了儒学的主张：“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大规模混战也很少见，只有在二战时期，脱亚入欧的日本军国主义才给这一地区造成了重大灾难。

儒学主张悦近来远，只见来学未闻往教，历史上只有遣隋使、遣唐使来学习儒学，而没有用武力传播儒学的史实，从来不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与周边国家也基本保持了长期的睦邻友好，中华大地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建立起了任用流官的大一统郡县制，而在云贵川和西藏、青海等地则一直保留着土官制度，由土司自行管理地方事务，甚至少数地方还一直保留着西周的井田制。

儒学的国际新航程目前最紧要的任务就是重新阐释儒学的天下主义。尽管到目前为止，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仍然主要是国家理论的扩展，有着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但西方也有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世界主义、全球正义等理论，也订立了像《日内瓦公约》那样的一系列人道主义条约，还建立了联合国等机构。儒学应该与西方的这些理论与实践互动，建立起能够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更有益于人类的新儒术。

由此可见，儒学的国际新航程无疑需要更多的学术交流平台，《国际儒学论丛》愿意为此尽绵薄之力。本刊的宗旨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本刊对待学术争鸣的态度是：“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儒学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时代，也将在国际化的百家争鸣中创新发展，无论您有什么样的观点，只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本刊都热烈欢迎。

（责任编辑：路德斌）

儒家思想

仁恕通和刚毅之道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牟钟鉴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只有在跨文化研究中才能准确把握。近代以前中国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不容易认清自身文明的价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落后贫困，被动挨打，中华文明也成为负资产，中国人文化自卑；西方先进，其文化处强势地位，文化比较的结果，“全盘西化论”在中国取得优势。“打倒孔家店”“汉字拉丁化”是最典型的口号。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和平崛起，吸取“文革”教训，文化自信增强，国学复兴，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生存延续的血脉和纽带，要加以传承发展，为民族复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精神支撑（《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国正在积极参与世界和平及发展事业，中国人对西方和对自身的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样，客观上有了中西文化比较以对等的方式进行的条件。

在世界文化多元中，中华与西方（欧美）文化是最有对应性与互补性的两种文化。但长期以来，中西之间文化沟通的桥梁是倾斜的，西学过来的多，中学过去的少，而且彼此都有许多误读。但已有一些西方有识之士，如汤因比、费正清、李约瑟、李瑞智等能以包容谦和心态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一些汉学家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熊玠、成中英等长期致力于会通中西文化，使中国智慧走向世界。以安乐哲教授为首的夏威夷学派又做出了新的特殊贡献。安教授把跨文化研究提升到比较哲学的高度，有阔大的宏观视野和系统思维的剖析，能够脱出欧洲中心论的局限，深层把握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清醒认识中西两种文化结构性的不同特点和各自的优缺点，并找到孔子儒学与杜威实验主义易于对话的桥梁，又在中西之间孜孜不倦地频繁地讲学、访问、研讨，用实际行动大力推动中西文明交流与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乃至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笔者受安教授比较哲学的启示，又读了陈来教授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一书，很认同陈教授所说的中华文明的价值偏好是“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笔者也从哲学的视野对中西文化主要特征进行了比较，形成一些看法，提出来就教于学界朋友。

中西文化由于自然环境、社会生活方式和历史传统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彼此也曾有过交流，但各走了自己的道路，经历了兴衰起伏，互有短长。对两者特征的认识，要在不断比较中加深；对两者优劣的评价，往往要经过几百年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和重估。笔者初步归纳了中西文化主要特征有八点显著不同：（1）中华文化是人本主义，西方文化是神本主义；（2）中华文化是道在万物，西方文化是理念绝对；（3）中华文化是德性为主，西方文化是智性为主；（4）中华文化是社会本位，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5）中华文化是多元通和，西方文化是二元对立；（6）中华文化是天下一家，西方文化是国家至上；（7）中华文化是天人一体，西方文化是人胜自然；（8）中华文化是中庸改良，西方文化是激进兴替。这个比较是就主要方面而言，也不是价值高低的判断，而是指明两者差异。八项之中，最主要的区别有如下三点：一是德性文化与智性文化的差异；二是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差异；三是多元通和与二元对立的差异。由此而造成中华民族绵延不绝而在近代发展迟缓，西方早期断裂剧变而近代发展神速；中华追求清明安和，西方崇尚争强对抗；中华富有协调的智慧，西方富有发展的智慧；中华在传承创新自身优秀文化并吸收西方优秀文化而复兴，西方由盛而衰尚未很好地吸收中华文化，故处于调整过程。如果用《周易》乾卦爻辞表述，西方在经历“飞龙在天”之后已经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在经历“潜龙勿用”之后进入“见龙在田”“或跃在渊”，而整个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目前尚处在“群龙无首”的阶段。人类面临和平与发展、免除战争与贫困两大时代主题，中西文化如果能优势互补，既能给双方带来文明的生机，也能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树立提供普世价值。

过去人们看西方文明的优点多，看中华文明的缺点多；而现在西方文明暴露的弊端引起一系列世界性危机，使中华传统潜在的精华得以展现，当此之时，更多地关注中华文明的优点和当代及未来的价值，是十分必要的。如何在文化哲学比较中把握中华核心价值，见仁见智，可有不同表述。笔者倾向于把它归结为“仁恕通和刚毅”六个字。

中华文明首先推崇仁爱，把爱人作为最高信仰。孔子讲“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孟子讲“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韩愈总括“博爱之谓仁”（《原道》），从爱亲人推而爱他人、爱社会、爱万物，视天下犹一家，视天地万物犹一体，这是有仁德者的博大情怀。尊重生命，关爱他人，是中华民族存在的根本价值依据。中华仁者爱人之道与西方基督教的爱人如己及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博爱是相通的，但又有所不同。在儒家看来，爱心来自人的本性，不由上帝赋予，不以爱神为前提，它乃是人类共同体正常生活的内在需要，如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墨子所说“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下》）。反之，交相恶必然共相害。

中华的仁爱之道一个最大的特色是落实为忠恕之道，由此而植入了平等互尊的要素，从而具有了超越等级制度和文化征服的局限的生命力，为当今人类多元文化实现和谐共生提供合理的文明途径。忠道就是尽己之心帮助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希望他人自立发达，但不把自己特有的方式强加于人，这就引出一个恕道，用“恕”来保证仁爱的实现。

孔子认为，“恕”是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的精髓在于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体谅人、尊重人，提倡互尊的爱，不仅反对仇杀报复，也不赞成把爱强加于人，因为那不是真爱，还会引起怨恨。基督教提倡爱人并热心公益慈善事业，值得肯定。但原教旨主义主张“基督以外无拯救”，把不信上帝的人视为异端，而实行“己所欲，施于人”，往往造成文明的冲突，因此开放的基督教人士赞赏孔子的恕道，提倡不同宗教之间的互尊与对话。恕道是中华文明博爱的最大特色，它在历史上大大缓解了等级制度和民族矛盾引起的内部关系紧张，保障了不同族群和信仰之间的大致和谐。

仁爱情怀再进一步落实便是通和之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共同体，其民族格局是多元一体，其文化模式是多元通和，血脉流长，纽带坚固。其缘由，一方面有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文化内核，向心力强；另一方面内部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相通、互补，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又勇于对外开放学习，不同的文化渐行渐近，彼此感通互摄，以和谐为主旋律，有冲突而没有宗教战争，矛盾易于化解，文化共同体在不断丰富与更新中发展。《易传》讲“感通”“会通”，庄子讲“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谭嗣同讲“仁以通为第一义”“通之象为平等”“仁不仁之辨，于其通与塞”（《仁学》），提倡中外通、上下通、男女通、人我通。会通者彼此由沟通而融会，相互摄取，其关键在于心灵相通。因此，“通和”是最理想的族际关系与文明关系。

中华文明的主导儒学，不把自己看成绝对真理，因而具有了超越自我的气度。它重点不在向社会提供某种信仰或学说，而是向社会提供不同信仰、学说之间相处的智慧，即协调多元文化的智慧，这就是中和之道，相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系辞》），以中庸为至德，坚持“执两用中”（《礼记·中庸》），反对极化思维与行为。它站在“天下”即全人类的高度，以平等的心态看待多样性文明，它有自尊，同时能尊重他者。孔子的“和而不同”成为中国人协调多元民族与文化关系的伟大智慧，形成兼收并蓄、包容多样的深厚传统，而且养成持中、稳健、妥协的温和的民族性格，极端主义不易滋长。因此，中华文明不会成任何其他文明的对手，只会成为它们的朋友与伙伴。当然，中华民族有文明底线的坚守，以正义为准则，以真善美为方向，不向邪恶让步，故强调“和而不流”（《礼记·中庸》）。

中华文明铸成的中华精神，可以用《易传》三句话表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中正。它的价值理想和民族性格中，在蕴含仁恕通和的温润包纳利他之道的同时，也不乏刚直毅勇之质，因而中华民族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有操守有担当，在民族艰难危急时刻，挺身而出，迎风浪而上，挽狂澜于既倒，开辟出民族复兴之新路。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质直而好义”（《论语·颜渊》）。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泰伯》）。《中庸》以“仁、智、勇”为三达德。孟子阐扬大丈夫豪迈气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通过养浩然之气形成独立不移的品格。这种品格正是《易传》说的“刚健中正”：不屈从亦不欺人，有毅勇而无偏邪。中国人向往在多元国家民族互尊的情况下使中华民族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向往在社会人们互尊的情况下使每个人和家庭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它摈弃“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霸权逻辑，而追求国格人格的平等。今日中华民族在迅速和平崛起过程中对外实行睦邻安邻、协和万邦的方针政策，对内实行民族平等、努力使百姓生活得富裕而有尊严的方略，正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当代体现。

西方文明主导着国际生活，它内含的工具理性、个人主义的膨胀和对抗哲学的惯性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已经达到极为严重的地步，必须用中华文明的仁恕之道、通和之理、中正之德加以补救，这不仅关乎西方和东方的地区发展，更关乎整个人类是否有光明前途。地球村的公民应该有这份认知和担当。

（责任编辑：李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