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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修身三书·曾文正公嘉言钞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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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修身三书·曾文正公嘉言钞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梁启超修身三书·曾文正公嘉言钞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梁启超著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1-01

书籍编号:30485179

ISBN:978753258574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12146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梁启超修身三书·曾文正公嘉言钞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编者前言


梁启超(任公)身跨政、学两界,名满天下,著述宏富,于当时后世影响巨大。然而,在今天很多人心目中,其形象却飘忽不定,以致有研究者称其人多变无恒守,其学多面无统绪。其实,任公一生跌宕起伏,其行动主张固然多所变更,其中却有一以贯之者;其学问涉猎极广,多所开创,其中确有统摄全局者:其一贯、其统绪正是中国传统的修身之学。而这一点被我们大大地忽略了。


梁任公的修身之学奠基于万木草堂时期,深化于戊戌变法之际,确立于游历美洲之后。政治行动的挫败,促使他从政、学两方面深入反思:为政者缺少修身工夫,则内心无主宰,行动无根柢;为学者如无修身工夫,则知识愈多,愈为作恶的工具。他总结清代以降的政治:曾国藩走的是“道德改造”路线,从改造自己做起,然后砥砺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终于开创了一片新天地;继之而起的李鸿章转而走“功利改造”路线,以功利为本位,专奖励一班有才能而不讲道德的人,政局无可避免地衰敝下去;袁世凯则更以富贵为本位,变本加厉,明目张胆地专门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做爪牙,天下事遂不可收拾。这种风气蔓延到社会上,“现在一般人,根本就不相信道德的存在,而且想把他留下的残馀,根本去刬除”(《梁先生北海谈话记》);表现在教育上则是“智育日进,而德育日敝”(《节本明儒学案》眉批)。概括言之,政治、社会的败坏在于重功利而轻道德,轻道德的根源在于传统修身之学的衰落。


1903年之后的梁启超,其自立立人的宗旨确立为以道学统驭科学,以德育统摄智育;德育的内容则为先私德后公德,即以传统的道德学问为本;德育的方法则是从个人修养做起,推己及人,即回到传统修身为本的正路上去。此是任公的“晚年定论”,是他此后巡回各地演讲和参加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初衷,也是他编撰和出版《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三书的原由。


不幸的是,梁任公当年的大声疾呼并未改变历史的进程,其对前途的担忧早已成为现实:那之后的政治改良固路漫漫其修远兮,今日学界之腐化堕落亦有目共睹,学校则适成为“贩卖知识杂货店”(《为学与做人》)。然则任公之努力果无意义乎?修身三书的出版,当时就深刻影响了一批士子如蔡锷、徐志摩、梁漱溟的人生道路,谁说不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


任公有诗云:“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今天重印是书,名之曰《梁启超修身三书》,固在继承先生之遗志,亦以还任公真面目与世人。


三书之所由作,乃为修身实践作指导,一面总结修身之学的道理和方法,一面结合任公自己的亲身体验,谆谆提醒工夫的要点。惟愿有缘读是书者,如任公所期望,真实做修养工夫,幸勿以思想资料视之!


刘海滨


2016年4月7日

导读


一、梁启超与修身之学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不仅是近现代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而且是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其人早慧,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24岁主办《时务报》,名噪一时,以至上自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几乎“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898年与康有为等人发动戊戌变法,史称“康梁”。变法失败后,他流亡日本,先后创办、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报刊,虽身居海外,仍执国内言论界之牛耳。民国初期,梁氏先是活跃于政界,出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并与蔡锷一起策划起兵反对袁世凯。后退出政坛,耕耘于教育界、学术界,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活力和影响,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


在梁启超这些成就的背后,有他的人格力量在作支撑,而其人格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中国古代一门根本性的学问——修身之学。尽管这门生命的学问在近现代因不被重视而逐渐湮没,但梁氏却浸润其中,生命得以涵养,人格得以陶铸。不仅如此,他还着力挖掘、整理这种学问,将其发扬光大,惠及后人。其中编纂成书的就是我们称之为“梁启超修身三书”的《德育鉴》(1905年)、《节本明儒学案》(1905年)、《曾文正公嘉言钞》(1916年)。这三种书是梁启超对古代儒家修身之学的总结和融会:《德育鉴》按修身的步骤和方法分类摘录先秦、两宋、明清儒家的修身言论,并加按语以阐发其精蕴,提示用功的要领,这可视作一部儒家修身概要之作;《节本明儒学案》是将黄宗羲《明儒学案》中的修身言论节选出来,单独成书,这是一部断代的修身言论集;《曾文正公嘉言钞》是将《曾文正全集》中的修身言论选录出来,编辑成书,这是一部儒家个人的修身言论集。这三种书,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道德读本,曾风行一时。


其实,中国古代修身之学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内核;传统中国人以此安身立命,成就了士君子乃至圣贤之人格境界,构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这正是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代代相传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因此梁启超说:“天下最大之学问,殆无以过此!”(《曾文正公嘉言钞序》)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新整理、出版这三种晚清民国时的修身书的原因。


二、“修身三书”编纂的思想背景


《德育鉴》《节本明儒学案》《曾文正公嘉言钞》的编纂出版,既与梁启超的教育、修身实践有着内在的联系,又与20世纪初其思想的转变密切相关。


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偏居一隅,历史上曾属文化落后地区,但在明代出了一位心学大家陈白沙。白沙心学,开明代学术之端绪;其学以修身为主,偏重内圣,注重人格涵养。一代大家在这一民风彪悍之地向导士风,化民成俗,功显当时,且泽及后世。故直至清后期,新会人仍延续着陈白沙的思想脉络,乾嘉考据时风熏染不到。梁启超的祖父、父母乃至自己无疑受到了这一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


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是一名秀才,禀承白沙心学传统,在日用酬酢间践行儒学,砥砺人格。他以宋明义理、名节教导后辈,日与后辈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时先贤志士之事津津乐道。父亲梁宝瑛是一位乡绅,也持守着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先君子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梁启超:《哀启》)母亲赵夫人,知书达理,相夫教子,谨守家风,以贤淑名闻乡里。祖父、父母的善言懿行、精神人格如时雨之化,渐渐滋养着梁启超的德性生命,并培植了其修身之学的根基。


梁启超对儒家修身之学有一个认识、感悟、体证的过程。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曾文正公家训》,稍大一点,读全祖望写的黄宗羲、顾炎武两篇墓志铭,内心受到激励。古代儒家哲人的修身智慧如电光石火,开始在幼年梁启超的心灵中闪耀。而梁启超真正关注修身之学是在万木草堂受教于康有为时期。康氏的修身之学主要禀自其师朱九江;朱氏之教,德性和学问并重,授学者以“四行五学”。其中,“四行”即是德性之学,包括敦行孝悌、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此外,康有为隐居南海县西樵山达四年之久,独力为学,以陆王心学和佛学自修自证。康氏的教学重德育,居其教学内容十之七,尤喜以孔学、佛学和陆王心学施教。受此影响,梁启超开始着力读修身之书,如《明儒学案》就是常读的。尽管梁启超也常研究西学、史学等知识性学问,但从未丢弃过这门生命的学问——修身之学,1897年在湖南时务学堂任教习时,修身之学即成为其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流亡日本,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此期间,梁启超通过对前期经历的自省和反思,行动和主张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首先是自我修养工夫更加落实和深入。1900年因读《曾文正公家书》,“猛然自省”。这在梁启超的人生修养中,应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他开始深刻反省自己,觉得“养心立身之道断断不可不讲”。此年,梁启超设日记自修,以曾文正之法,凡身过、口过、意过皆记之,而每日记意过者,乃至十分之上。此后通过自己的探索、实践,并借鉴古代儒者的修身经验,梁启超最终形成了自己常用的修身法门:一曰克己,二曰诚意,三曰主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


另一方面,通过对变法失败的反思,他认为,要有新国家,必须先“新民”,于是在1902年创办了《新民丛报》,并开始连载系列文章《新民说》,阐述其新的理论探索。所谓“新民”,意在培养新式现代国民,塑造平民人格。按照梁氏的设想,新民必须兼具中西道德文化素养。所谓“新”有二义: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一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前者是指发扬光大中国旧有的道德、文化,后者是指吸收、融入西方新的道德、文化。但在实际的思想建构中,《新民说》的前期文章主要是用西方的道德、法律观念来塑造国民,并希望全体国民以此自新。然而,到了《新民说》写作的后期,梁启超认识到了“新民”本身的艰难。这一认识的产生,当然有他平时对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方面的因素,而其“新大陆之游”,则是一个重要的触媒。


1903年正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开始游历美洲。美洲新大陆之游为梁氏打开了一个新鲜而广阔的西方世界。他既目睹了它的文明和繁荣,也洞察到了它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这使他对原先理想中的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中在旧金山华人区的考察,对他触动尤为强烈。如旧金山华人区报馆之多,令他吃惊;各会馆的运作也仿照西人党会之例,似乎非常文明和缜密。然而他发现,华人只学到了西方文明的形式,其本质依旧未改变,华人区仍是旧时的中国社会。旧金山之行,使梁氏亲身体会到了国民改造之不易,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新民”问题。因此旅行结束后,他写了《论私德》一文。这是《新民说》后期的一篇重要文章,作者意欲修补其前期过于西化的主张。该文的出现标志着梁启超“新民”思想乃至整个德育思想的转变。


梁启超将道德分为私德和公德,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学问主要属于私德领域。在《新民说》前期,他将公德与私德并列,且着重于引入公德。而在《论私德》中他认识到二者应该是根本与枝叶的关系,“新民”应以私德为本,如果没有私德的培养,“欲以新道德易国民,是所谓磨砖为镜,炊沙求饭也”。公德乃私德在公领域的推广,“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是故欲铸造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因此,梁启超转而求助于中国传统的道德学问,即儒家修身之学。此时他实际上回到了儒家“修齐治平”的思路,即以修身为本,然后推己及人乃至家国天下。其国民改造或德育思路可以说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重国民的改造转为重士人的培养。因他看到改造普通民众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于是将目光转向了社会精英,认为应先塑造精英,再影响民众。写于1903年的《论私德》,是梁启超的德育思想由“新民说”回归儒家修身之学的前奏。之后,他于1905年又编纂了《德育鉴》和《节本明儒学案》。而1916年编纂的《曾文正公嘉言钞》则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其实《新民说》中对西方道德、文化的提倡,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向西方寻找国民改造资源的一次尝试,只是他思想的一个侧面,梁启超德育思想的根基主要还在中国传统的修身之学中。然而吊诡的是,梁启超的引进西学的“新民说”在“五四”启蒙思潮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化运动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而他德育思想的“晚年定论”虽然在当时也发生过很大影响(详见本文第四节),之后却被我们长期忽视了,他极力弘扬的士人修身传统——中国德育的优秀传统——在其身后的岁月里则逐渐丢失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一个国家道德的培养和改造,应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因此梁启超的这一思路,对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将这三种修身书重新整理、结集出版,意在让梁氏的修身思想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三、“修身三书”的主要内容


(一)《德育鉴》的主要内容


《德育鉴》是梁启超对古代儒家修身之学的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编纂、整理和总结。他先将古人修身之法依照践履的顺序分为辨术、立志、知本、存养、省克、应用六类,然后将先秦、两宋、明清儒家(尤其是陆王心学家)的修身言论摘录、归类其下,并加按语以引申、指点,以便实际指导人做工夫。下面对其主要内容作一简要介绍:


一曰辨术。所谓辨术,就是辨别个人行为的动机,这是儒家修身的第一步。儒家修身是为了转化、完善自我,这一过程乃是不断去掉“私心”、“私我”,回归“本心”、“本我”的过程。在儒家看来,这个“本心”、“本我”就是道德主体,在本质上乃为他人服务、为社会尽义务而又同时成就自身。辨术包括人己、公私、义利、诚伪之辨,主要是辨别个人行为的动机是自私自利,还是利人利他,目的是去私而为公,消除“小我”而成就“大我”,最后达到人我一体、天人合一的完满状态。此部分所录之言说以及按语,先论辨术之重要性,然后再讲下手功夫和对治方法。


二曰立志。梁启超认为,辨术之后,便须立志。他摘录《论语》《孟子》和宋明理学家有关立志方面的各种见解,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立志的意义、如何立志、立志的作用等。又在按语中,特别指出立志的三大作用:一曰必立志,然后能自拔于流俗;二曰必立志,然后他事不足以相夺;三曰必立志,然后进学无间断。


三曰知本。术已辨,志已立,接着便是从何处着手用功的问题。首先,梁启超节录古代儒家的相关言论,以说明为学要“一以贯之”、要“立乎其大”、要有一个“着力处”、要有“头脑”和“主宰”、要有“把柄入手”。这些言论,无非是说为学先要知“本”之所在,知本即知从何处着手用功。其次,是关于如何用功问题。梁氏认为宋明理学家主要有两种用功的路向,一是朱子之路,一是陆王之路;朱熹从外在的格物致知入手,而陆王则回归本心、返诸良知。他认为朱熹之法用于科学研究则可,用于道德修养则不可,陆王之法才是可行、易行的。梁氏所主张的知本,就是要回到王阳明发明的“良知”;其具体工夫,即“致良知”、“知行合一”、“慎独”等。梁启超特别指明,“王学为今日学界独一无二之良药”。在他看来,王阳明良知之教,简易直接,一提便醒,乃是不二法门;不过必须勤加修证,即用存养和省克的工夫,故接着便论存养、省克。


四曰存养。梁启超先节录《大学》、孟子、荀子和宋明理学家关于存养的言论,并将其作用概括为五:一曰有存养之功则常莹明,无之则昏暗;二曰有存养之功则常强立,无之则软倒;三曰有存养之功则常宁静、安闲,无之则纷扰;四曰有存养之功则能虚受,无之则闭塞;五曰有存养之功则常坚定,无之则动摇。至于存养的方法,梁氏将其概括为主敬、主静、主观三大法门,并分别摘录古代儒家的相关言论,且加按语以说明。


五曰省克。省克包括省察和克治。梁启超认为,存养是积极的学问,克治是消极的学问;其工夫进路是先存养以立其大,然后随时加以省察、克治。梁氏认为,省察总体上可分为两种:一是普通的省察法,二是特别的省察法。普通的省察法又可分为两种:一是根本的省察法,二是枝叶的省察法。枝叶的省察法再分为两种:一是随时省察法,二是定期省察法。关于克治,梁氏摘录宋、明、清理学家的相关言论后,然后加以总结,认为其根本之法乃是“致良知”,因为良知一提便醒,必能生出决心和勇气去对治己病。


六曰应用。按照儒家的观点,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事功是密不可分的,所谓修齐治平,实为一体。其实,前面的用功方法有的已涉及应用,如存养、省克部分所录内容就有讲如何在事上用功的,此即道学之应用。梁启超在此部分乃就前所未及者再节录一些材料,并略加申说,内容主要有二:一是谈任事成功的条件主要在于德行、操守、定力等,一是论士人如何带头转移习俗、陶铸人才。关于后者,梁氏尤其认同曾国藩的“精英主义”路线,认为道学的应用,全在于有志之士以身为教,以养成一世之风尚,造出时代之精神。


(二)《节本明儒学案》的主要内容


《节本明儒学案》是梁启超由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节钞而成。在万木草堂受教康有为时期,梁氏开始接触《明儒学案》,此后十馀年间,常读此书,并随读随将修身之精要语圈出。后因其思想的转向而专力编此一书。


《明儒学案》原书62卷,共有19个学案;节本保留了这19个学案,但卷数大为压缩,内容约为原书的四分之一。其中,原书每个学案的案序和人物传记几乎全部照录;语录则有选择性地钞录,原书211人中共79人有语录节选,所钞语录800多条。此外,节本有眉批100馀条,约3000字,这也是节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节本与原书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一般被视为一部学术史著作(修身之言散布其中),而前者则完全是一本修身指导书。如何将一部学术史著作改造成一本修身指导书,梁启超作了一番精心的取舍工作。这种取舍体现了其良苦用心,既处处彰显节本在修身指导上的价值取向,也因之反映出了梁氏的编纂意图及其修身思想。


一是舍科学之语而取道学之言。在梁启超看来,科学和道学有明确的分界:“道学者,受用之学也,自得而无待于外者也,通古今中外而无二者也;科学者,应用之学也,藉辨论积累而始成者也,随社会文明程度而进化者也。”(《节本明儒学案·例言》)所以,科学尚新;而道学有时即使是千百年前之成言,当世哲人也无以过之。科学尚博;而道学一言半句,可终身受用。梁氏认为科学有二,一是物的科学,一是心的科学;而心的科学又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他特别指出,这些皆属科学而不属道学的范围。梁启超所作的这一区分关键在于,指出道学或修身之学主要在修在行,而不仅仅在于知识理论。他又认为近世智育日进,而德育日敝,其主要原因是人们崇拜科学而蔑视道学,甚至误认科学为道学。节本的编纂,正是为倡导德育,而不是为增进智育。因此,对于原书大部分内容如关于理气、性命、太极、心体等哲学内容,因属“心的科学”的范围,一概不钞,而专钞“治心治身之要”(《例言》)。


二是舍辨论之语而取工夫之言。《明儒学案》有许多辨论之语,首先是辨佛。梁启超认为,宋明诸儒以辨佛为一大事,成为一种习气,即黄宗羲也在所难免,故该书中有大量的辨佛之语。梁启超有较高的佛学修养,首先他认为佛不可谤,谤佛固无伤于日月;再者辨佛流于习气,与实际修养工夫反而无涉。因此,节本于辨佛之说一概不钞,而取明儒工夫之言。其次,明儒言修身工夫,多互相针砭救正,所以言说日多,特别是阳明后学各学派之间尤其如此。在梁氏看来,皆是因病施药,如王阳明针对当时病源,施以药方,而后世服药过度,渐生他病,于是弟子加减药方以医之,故阳明后学之方实乃“药药之药”(即针对药方之药方)。梁氏认为,当今世界“药药之药”并不适用,只要服阳明的“公共独步单方”,就能受用不尽。因此对阳明后学的彼此辩论之言,一概不钞。惟因江右王学,多矫正当时放任之弊,而此弊至今学者多犯之,故稍加存录。


三是舍学术史精妙之论而取平易切实之言及诸儒传记。黄宗羲著《明儒学案》的目的,一为创制学术史,二为示学者以入道之门。作为学术史,“诸儒之真面目必须备见,乃为盛水不漏”,必“其人一生之精神透露编中,乃能见其学术”(《例言》)。黄宗羲于此用功甚多,内容极为丰富,成就也较高,此书因之成为中国学术史的千古名作。但是,梁氏节钞此书乃为修身践履之用,即集中体现黄氏的第二个目的。因此,他往往将其所谓精妙之言删去,而留其切于实用、易得真正受用者。此外,明儒讲知行合一,尤重行,身教重于言教。而《明儒学案》中的诸儒传记,最能传达明儒人格、精神,故全部钞录,“以资高山景行之志”(《例言》)。


四是详王阳明及其后学重要传人而略其他人。梁启超学问的根底是陆王心学,尤其是王学。他最为服膺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认为这是现代学者修身入德的最良法门。故其平日发挥王学之处甚多,节本也主要在传播王学及其后学。因此,节本在材料的选择上详于王学及其后学,其他则略之。如“姚江学案”(即王阳明学案)全部钞录,其次“江右王门学案”和“蕺山学案”所录也较多;而“止修学案”、“甘泉学案”、“诸儒学案”由于非王门,所录特少。


节本的眉批是梁启超平时读《明儒学案》的心得,眉批的增加进一步强化了节本的修身指导作用,“或可以促读者注意而助其向上之心”(《例言》)。具体而言,其作用主要有三:


其一,指出学者弊病或反省自身弊病,以期正视之。梁启超观察到,当时社会道德沦丧,关键在于不讲修身之学:“近世智育日进,德育日敝,皆坐此也。”因此,他希望学者正本清源,“本源不清,则学识不为益而反为害,可不惧哉?”而所谓正本清源,是先要认识到自身的病根之所在,故其批语多言及此,如:“我辈宜常常自审病根。”有时指出具体的病根,如:“此(按:即好名)是小子一生大病根。”“懒散精神,暮气也。暮气者,鬼气也。”有时针砭时人不肯去病,如:“当时学者以去病为第二义,其弊既若彼,今之学者以病为不必去,且明目张胆以保任拥护之,又将何如?”


其二,指明受用之方,望学者依此而用功。梁启超认为王阳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之教,简易直接,最能医时人之病。故其批语多及此,如:“拔去病根,阳明之药最良也。”“我以良知为君,彼自能保护我。”此外,他对王门重要传人的工夫之言,也非常重视。如对罗念庵言“收敛翕聚”涵养工夫一段,加批语云:“此段最是用力不二法门,天下无代价之物,岂吾辈学圣可以顷刻之悟而遂得耶?心至易动,不可不警惕。”再如对刘蕺山“慎独”工夫,加批语云:“此篇为蕺山勘道最精微处,亦示学者用力最吃紧处,我辈宜日三复也。”


其三,简要评价明儒工夫,提醒读者注意。这些评价言简意赅,点到为止,使读者或因此而警醒,或从此处而用功。如评王阳明关于“致良知”的自得之谈,曰:“先生之事,其自得之艰也若此,岂得曰‘顿’而已哉!”又如比较阳明与朱熹之论,曰:“以此(按:即王阳明致良知)与朱子即物穷理相校,真令人有挈领振裘之乐。”再如评刘蕺山的修养工夫,曰:“如此讲已发未发,方是鞭辟近里。”“欲觉晨钟,发人深省。”“最能发明阳明法门。”


(三)《曾文正公嘉言钞》的主要内容


《曾文正公嘉言钞》的编纂,是梁启超对曾国藩修身之学进行的一次简要而精到的整理。该书从《曾文正全集》的书札、家书、家训、日记和文集中,将有关修身的精要之言摘钞出来、编纂成书。其摘钞比较简略,只在于“自便省览”,“但求受用”(《曾文正公嘉言钞·钞例》)。因此,该书可视为一部曾国藩修身格言集。


梁启超在个人的修养上,除受家庭和康有为的影响外,主要得力于两个历史人物,一是王阳明,一是曾国藩。如果说《德育鉴》和《节本明儒学案》主要是致力于阳明及其后学修身之学的推行的话,那么《曾文正公嘉言钞》则是着意于曾国藩修身之学的弘扬。


在梁启超看来,曾国藩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不世出之大人物,但他“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而于同代诸贤中“称最钝拙”,且“终身在拂逆之中”。曾氏之所以取得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成就,关键在于他不断地努力做修养工夫:“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因此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修身之学是人人都可以学的,他正可以做我们的人生楷模;如此,《曾文正公嘉言钞》“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总体而言,《曾文正公嘉言钞》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立身、处事两个方面。其实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下面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对其略加分疏:


1.关于立身之道,大致有如下方面的内容,并略加例举:


(1)立志。曾国藩首重立志,如曰:“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末有坚贞永固之力。”其作用在于,如:“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欲求变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2)知本,以方寸为师。曾国藩认为立身之本在我:“我辈办事,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主者,亦曰不随众人之喜惧为喜惧耳。”而我之本在于方寸之良知,当以方寸为师:“吾辈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当奉方寸如严师,畏天理如刑罚,庶几刻刻敬惮。”其实,梁启超本人也极为推重知本工夫,在《德育鉴》中将其当作修身的重要方法。


(3)主敬。曾国藩重主敬工夫,认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其释“敬”字曰:“敬以持恭,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视。”曾氏认为主敬的作用在于:“主敬则身强……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梁启超受曾氏此点的影响,其修身法门亦有“主敬”一条。


(4)慎独。慎独与“诚”密切相关,曾国藩曰:“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夫惟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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