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经济管理 > 经济学 > 何新经济学讲义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何新经济学讲义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何新经济学讲义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何新经济学讲义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中国高层智囊”何新,新国家主义经济学思想集成之作,对世界经济局势的精准洞察与创见,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良知建言;影响了中国经济政策走向的经济学思想。

作者:何新著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6-01

书籍编号:30625019

ISBN:978751438440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58965

版次:1

所属分类:经济管理-经济学

全书内容:

何新经济学讲义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自序


此书结集付梓出版,不禁感慨系之。


我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入门的起点,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三卷《资本论》和当时新出版的几部《剩余价值理论》。


我是结合研究黑格尔哲学和逻辑学来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


80年代后期,我开始以我的理论方法解读和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本书中相当一批论著,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写作的。


2000年前后,出版《新国家主义经济学》,至此,我的经济理论开始自成体系。


我的经济学著作,实际是一系列论战性著作。辩论的主要对象,是30多年以来占据中国讲坛和教坛主流的经济学体系——西方输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在政策上,我曾经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哈佛版(萨克斯)休克疗法,我论证了国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以及金融和市场的全面私有化、自由化不可行。我反对鼓吹政府退出市场。反对国企的私有化改制,反对所谓减员增效、使工人下岗失业、人民币单向快速升值等,因此,我经常被主流经济学指责和批判。


本书中的这些论著,都是在这种公开与不公开的政策论争中形成的。


但是,正是由于存在这种争论,中国改革没有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路向实施。中国经济和市场没有如苏联及东欧那样解体而碎片化,而是沿着基本正确的改革开放方向,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强大的国家经济体,屹立于当今世界。我曾经以经济思想参与这个历史进程,何其荣幸!


经济学需要逻辑和数学思维为基础。经济学不好懂。但是我的研究目标,始终是阐述一种人们听得懂、用得上的经济学。


现在此书出版,为历史留下了见证。是耶非耶,一切就留给后人去评论吧。


何新
2019年9月记于北京

序言


何新是谁?无须过多介绍。在经济学领域,总的可以说,何新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告知中国人,资本主义有两种,一种导向国强民富,一种导向国弱民贫。


这又是两条道路的选择。道路的选择决定国家兴亡。


要知道,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新自由主义席卷天下,它宣称:社会主义必然向资本主义转轨,而资本主义只有一种,即全面彻底的私有化、自由化、开放化。


苏联、东欧信从了这种资本主义,几乎粉身碎骨、万劫不复。


在中国当然也是跃跃欲试。当然也有激烈的“文不对题”的争论,所谓姓“资”姓“社”之争。这样的争论在苏东也发生过,在那里,姓“社”输了。但是中国没有步苏东的后尘,而是走出了不同的道路。


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一个是本文要说的,也就是从理论上说,何新的参与改变了争论的议题和焦点。就是从姓“资”姓“社”之争,转变到“资本主义”范畴之内的“国家主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


这样,“资”“社”之争不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因为,即便是姓“资”赢了,中国也并不注定要走向“完全私有化、自由化、开放化”的资本主义。何新将这样的资本主义斥为“空想资本主义”,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死亡之路。


何新指出,资本主义绝非“自古华山一条路”,真正成功、发达的“资本主义”,必然是国家给予有力的管理、引导和保护的经济体制。这,才是中国真正应该学习借鉴的“市场经济体制”。


于此,中国能够摆脱僵硬而危险的非此即彼、左右为难的意识形态之争(抽象的姓“资”姓“社”之争,在当时的情势下,这种争论没有前途),而转入了现实主义的、具体的、富有弹性和调适性的政略政策之争。


中国避免了像苏联、东欧的走势——一旦姓“资”赢了,就改头换面,将原有体制彻底拆毁,一头扑入“空想资本主义”的深渊。


如此,中国在非常紧要的关口,避开了一个致命陷阱,而走向了一条更加务实、平缓和稳健的改革之路。


这件事如此重大,足可出一本书来讨论它。


两种资本主义


没有错,美日欧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确实是资本主义,但是,亚非拉众多(100多个)贫穷落后、动荡不安的国家同样实行的是资本主义。何新反问:谁能保证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之后就一定是富裕发达,而不是贫穷落后?


关键是,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历史上,资本主义相继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接着兴起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一直到400多年后才在英国与工业化“挂上钩”。所以,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繁荣富强、等同于工业化或现代化,有悖于真实的历史逻辑。现实中,一种资本主义压榨另一种资本主义,造成发达与落后、富裕与贫困的两极分化。抽象地谈资本主义必然发达或落后,并没有意义。抽象地谈中国要不要实行资本主义同样没有意义,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中国应该学习借鉴哪种资本主义。


先要说明一句,何新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一般官方政治术语中的概念不同,他是着眼于既要发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那种“资本的魔力和法术”,又要避免广大劳动群众经受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间那种悲惨遭遇的意义上而言的。何新无疑非常赞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主要是从客观的经济运行方式来论述“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只是他的分析工具。更具体的解释留待后文。


何新认为,“工业化”问题才是造成国家富裕或贫穷的真正问题,而不是“市场化”。工业化无关于“市场化”,也不取决于“资本主义”。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价值几何都主要在于其对推进工业化的作用。所以,中国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要不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脱离这个核心问题,而争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没意义。就此而言,两种“主义”都只是工业化的历史工具。


即便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其历史来源和现实模式也不同。何新认为,英法美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大不同于德日。英法美作为先发国家,依托广大殖民地市场或国内市场,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从轻工业先行发展,带动重工业发展。德日作为后起国家,内外市场空间受限,实行国家主导战略,通过产业政策扶持本国工业成长,优先发展重工业,并推动轻工业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是英法美的工业也不是自发自由成长起来的。英国从亨利七世到伊丽莎白女王到克伦威尔,几个世纪一直锲而不舍地保护扶持本国工业和航海力量的发展,此即所谓“重商主义”政策。法国有著名的“科尔贝尔时代”,以国家力量建立和推动工业发展。美国从1815年到1914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坚定地奉行保护主义,这是所谓“孤立主义”的经济基础。


到今天,资本主义也分美英的盎格鲁模式、欧陆的莱茵模式,还有日韩模式。盎格鲁模式由垄断金融机构实行宏观控制;莱茵模式注重以社会政策管理市场经济;日韩模式则是官产学研结合推动,金融、工业、商业一体化财团主导经济发展。


今日成功的资本主义,没有一种是彻底私有化、自由化、开放化的“理想资本主义”。相反,那些最贫穷落后的国家反倒最接近彻底私有化、自由化、开放化,苏东国家拥抱“理想资本主义”后也无不急剧贫困化、去工业化。


两种西方经济学


一般说的西方经济学都是指从斯密、李嘉图、马歇尔到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一派的经济学,所谓“主流经济学”,它相信市场“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调节经济,政府干预得越少,经济越自由、效益越高。这种经济学也可以称为自由主义经济学。


还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达,就是得益于此种经济学的指导。


何新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指出,西方经济学的近代源头是重商主义。但重商主义的原则与“主流经济学”截然不同。重商主义主张保护和扶植本国工商业的发展,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过程,使资源配置向新兴战略产业倾斜,最终实现国强民富。


重商主义的本质其实是“重工主义”。“重商主义”是一个错误的称谓,是后来的自然/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恶意为之戴上的帽子。


重商主义不但成就英国、法国、普鲁士等国家的近代工业基础,甚至是构建了这些近代民族国家之本身。


斯密的祖国英国,绝非是靠什么“看不见的手”、自由贸易发达起来的。无论在斯密之前还是之后,英国从未真正彻底施行过斯密主张的经济政策。


重商主义也并未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完全取代,它在19世纪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为德国的工业化提供了一整套理论和政策建议。而且,李斯特还对斯密的《国富论》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批判。他指责斯密的经济学是工业先进的英国压制工业落后国家的一套战略工具,英国的“国富论”正是德国的“国贫论”。事实胜于雄辩,指导德国成功实现工业化赶超的不是斯密的自由主义,而是李斯特的保护主义。


指导美国工业化的经济学“美国学派”往往被忽视,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其实,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到马修·凯里、亨利·克莱,再到帕申·史密斯,这个学派蔚为大观。美国学派同样针锋相对地批判斯密、李嘉图一类宣扬自由贸易的经济学,曾经讽刺英国的经济学就像英国的工业品一样是拿来“出口”的。这个学派主张国家通过提高关税对本国工业进行保护,通过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科技进步,为国内工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这个学派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100年里主导了美国的经济政策。德国的李斯特在游历美国期间,受到了美国学派的巨大影响。


而指导日本工业化崛起的,同样不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而是德国的李斯特经济学和美国学派。美国学派的重要人物帕申·史密斯曾在1871年受邀担任日本国际事务顾问,当他6年后离开时,“美国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已经在(日本的)政治家、政府官员以及学者中达成了普遍共识”。


所以,在何新看来,西方的两种经济学,一种是自己用的,一种是推销给别人用的。前者秘而不宣,却是强国秘诀;后者大肆宣扬,却是弱国毒药。


经济学阴谋论


从前面的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出经济学的分歧源于国家利益的分歧。德国、美国的经济学家曾指责英国说一套做一套,向其他国家输出错误的经济学,是为了损害他国经济,以保持自己的工业领先和霸权地位。这当然是一种阴谋。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何新问道,西方国家拼命向中国推销一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难道真是为了帮助中国更好、更快地成长为工业化强国吗?当然不是,中国成为工业化强国的前景与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根本不符,而且严重冲突。西方绝不愿世界上再增加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竞争对手。推销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只有一个目的:延误和破坏中国工业化进程,将中国置于新殖民主义之下,进行分解和吞食。


历史和现实都提供了强大的佐证,何新随手可拾。这都已经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了,这是一场公开的战争,比谁声音大,比谁势力大,比谁掌握话语权。


这场对垒,至少在战略上,何新已经取得了胜利。他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批判,超越了具体的政策辩论,而且揭露了其不良出发点,从而上升为一种立场和路线的批判。何新处于高屋建瓴、居高临下的地位。


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却只能继续假装自己是中立的科学。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无法正面回应何新的批判,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或者“质疑”何新不懂经济学,没有资格谈经济,甚而指责何新反对“改革”;或者继续把事情搞大,宣称国家利益已经过时,“狭隘民族主义”要不得,落后就应该被淘汰……到了这个时候,那也就变相承认了何新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改革不是推倒重来


回到中国的问题,何新认为,要改革,就要先搞清楚需要改革的这套体制是为什么来的,它起过什么作用,有什么价值。然后,改革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基础。


在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除了是意识形态错乱的产物,专制、粗暴、低效、落后之外,毫无成就、毫无价值,应该彻底否定、彻底抛弃。


但是,何新不这么看,他认为这套体制有着巨大的历史合理性。


首先,最直观的是,在这套体制下,中国从一个几乎毫无工业基础的农业国,建立了规模宏大、门类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虽然整体上不够先进,但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也在高速突进,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工业和军事大国,彻底摆脱了挨打的命运。这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目标,是空前伟大的成就。


其次,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形势,需要特定的体制。如果没有前30年的这套在马克思主义元典里并没有写过的体制,不以国家长远战略需要为主导,不以一代国民的短期消费利益作牺牲,通过计划手段强行集中紧缺资源投入重化工业建设,中国根本不可能取得那样的工业化成就。


最后,这套体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前面已说到,德日的工业化道路与英法美不同,是国家战略主导,组织化程度高,重工业优先发展。这种工业化模式获得了显著的成就。苏联的工业化,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种经验。而且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裹下形成的“斯大林模式”,本质上正是这种模式的强化和极致化。客观上,这也适应了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强行军的需要。如果说德日的体制取得成功,那么苏联体制取得了更加迅速而惊人的成功,这已由“二战”的胜败(德日的主力均败于苏军)所验证,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中国在前30年学习引进了苏联模式(但并没有完全照搬),并且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也是完全符合历史逻辑的。


何新就是这样透过了意识形态的外包装,看到了这种体制承载的更加一贯、更加深层的历史理性。它的成就、它的合理性,都不容抹杀,于是要将它彻底否定和抛弃的理由就站不住脚。只有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狂迷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当然同样重要的是,改革仍然是必要的。那一套体制是一种强化的、统制性的体制,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战时的、军事化的特性。但是,当时的意识形态赋予其太多的政治意义,使之固定为一种常制。这套体制对于经济运行的统制太过强烈,因为这种强烈,它能够取得惊人的效果,但也因为这种效果——或者说成果,使它成为必要的那种形势得到了巨大的改观,反过来使这种统制失去必要性。一定要继续强行维持的话,就会使它不适应于自己的成果。也就是说,它是被自己的成果客观地否定了。这个时候,形势变了,适当的放松就有必要了,这就是改革的必要性。具体地说,在那套体制下,由于缺乏动态、灵活的反馈调整能力,计划与实际、供给与需求越来越脱节,投资不良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经济运行的梗阻越来越大,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重,终将难以为继。这个时候,确实应该让消费需求、让市场来发挥应有的引导和调节作用,特别是民生经济领域。但是,绝不是说,计划就完全不必要了,需要计划的领域还很多,而且计划的方式也完全可以革新。


而且,即便到了一个新30年,中国作为工业后进国家的地位依然没有变,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依然任重道远,中国的资源环境和国际环境依然紧张、严峻,那么前30年体制中那种强调国家管理、长远规划,集中资源于战略产业发展的因素,就仍然是必要的。


所以,改革是为了“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就是改革,它不是抱残守缺,也不是改弦更张,它是有传承的革新、有继承的创新,是扬弃。它应该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以问题为导向,与时俱进、顺势而为。


具体怎么改?何新是这样一个人,他用那样独立的视角去看待当时的改革潮流,使得他的特异彰显无遗,表现出

....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