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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经济:内生增长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国家经济智囊联袂解读中国经济增长新势能,定位引航新征程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坐标。领会决策意志,把握时代机遇。

作者:黄奇帆,楼继伟,刘世锦、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09-01

书籍编号:30758889

ISBN:978757260249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44632

版次:1

所属分类:经济管理-经济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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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代序


钟正生:中国经济展望


一 发展势能与韧性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都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压力测试”。众志成城、果断出拳、精准施策之下,中国疫情“先进先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制造兀自岿然,我们在料峭寒意中守得“春”来!


2021年,随着新冠疫苗的推出和推广,中国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的程度面临弱化。这体现了中国宏观政策的拿捏有度,也是全球经济复苏节奏的差异所致。这会带来大类资产配置方向的转变,需要预判利率由熊转牛的转折点,以及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尤其向下波动)的新常态。考虑到逆周期政策过早退出可能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意外冲击,2021年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仍需保持一定力度,正常化需适时审慎推进。


前瞻“十四五”,中国经济要想更多转换成内生增长性复苏,促进更高水平的“双循环”,最关键是要充分释放资源重新配置的红利,发挥好经济转型、空间布局、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四个方面的效应。如此,我们相信未来中国经济能够行稳致远,更具韧性,更富质量!


2020年中美经济表现的对比


疫情冲击下,中美经济的结构表现大相径庭。2020年以来,美国经济的拖累因素集中在服务消费,三季度服务消费对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的拉动为-3.3个百分点,而商品消费对GDP同比的拉动达到1.8个百分点,显著超过疫情前水平。这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主要导致私人投资大幅下挫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经济的拖累因素也集中在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领域,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同比的拉动仅为1.7个百分点,仍显著低于疫情前水平,但资本形成和出口对GDP同比的拉动均回到或高于疫情之前,对经济复苏产生了有力的带动。


中美由于疫情应对政策的重点不同,而形成了“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互补格局。由于疫情持续扩散,美国复工复产持续受阻,工业产出回升极为有限,截至10月工业产出指数同比仍为-5.3%。与之对照,三季度人均商品消费支出同比达到6.6%。中国虽然疫情得到了控制,复工复产快速推进,但居民消费支出回升仍然缓慢,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累计同比仅为-8.4%,而9月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已达6.9%。这是因为在政策应对上,美国侧重于“补居民,保需求”,中国侧重于“补企业,保供给”。


美国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大幅提升,而中国秉持“房住不炒”,房地产融资监管政策进一步升级。美国尽管深陷疫情,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出现了超高增长,4月同比增速一度高达16.1%,为美国商品消费的稳定提供了坚实后盾。在低利率、高收入增长的情况下,2020年美国房地产销售增速大幅攀升,截至10月已达到26.6%,触及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高位。这对美国的房地产投资及相关产业链都将具有显著带动作用。而中国坚持“房住不炒”,房地产销售累计同比仅恢复到0%附近。


美国积蓄着“补库存”的后劲,而中国进一步补库存的空间已经不大。目前,美国零售商已出现库存过低的情况,可能逐步向批发商、制造商库存传导。这意味着一旦美国疫情好转,美国经济将存在补库存的内生动力。中国工业库存在复工复产初期便已快速累积,目前产成品存货增速趋于回落。从2008年以来库存周期高点渐次回落的趋势来看,2021年中国进一步补库存的空间已经不大。


美国积累了相对更强的通胀压力。中国由于复工复产推进远快于居民消费回升,因而总体呈现出“供给>需求”的局面,这对物价水平是个很强的压制。截至10月,中国核心CPI(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仅为0.5%,PPI(生产价格指数)同比仅为-2.1%,均保持低迷。相反,美国呈现的是“需求>供给”的局面。截至10月,其核心PCE(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已回升到1.4%。尤其是,随着疫情在主要资源国的蔓延,多种大宗商品的供给受到了比需求更强的影响,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已反弹超过了疫情之前的水平。美国在2020年超高的M2(广义货币)增长之后,也可能面临更强的通胀上行压力。


2021年美国经济的势能或将强于中国


一旦新冠疫苗得到大面积推广,美国会出现快速的生产修复(一如2020年的中国),同时服务消费也会强劲复苏,房地产市场的高景气度也会给经济注入更强动能。届时,美国可能出现较为明显的通胀压力,内生地需要财政、货币政策有所回撤。考虑到民主党并非横扫两院,新一轮财政刺激方案或需要打个折扣(即便拜登在促进跨党合作上有“长袖善舞”的过往经验,耶伦出任美国财长后财政货币政策亦将有更好的配合),以及美联储采纳平均通胀目标制的改弦更张,2021年美国货币宽松或将具有相对较强的持续性。这一组合或许有利于美债收益率保持低位(对应于美债实际利率难以转正),而低实际利率又对黄金价格形成支撑,我们对2021年黄金价格并不悲观。


新冠疫苗获得推广后,中国的消费需求也会进一步反弹,但是需要警惕一段时间内储蓄率持续处于高位的可能性。2020年三季度,在疫情得到控制接近半年后,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反映的储蓄倾向,依然处于高位。此外,中国的生产修复已经非常充分,对企业的政策扶持面临退坡。需要注意的是,2020年中国的宏观政策本身还是比较克制的,不管是广义财政预算的安排,还是新一轮信用扩张,幅度都要弱于此前几轮周期。在此情况下,如果货币、财政政策正常化来得太快,经济走弱可能也会来得较快,这是2021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所在。


“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的韧性何在


2021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如何从政策驱动性复苏转向内生增长性复苏。我们认为,下一阶段要想更多转换成内生增长性复苏,促进更高水平的双循环,最关键的是要充分释放资源重新配置的红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转型的红利。2013年,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开始超过制造业。一种非常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下降,因为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是低于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但围绕这个问题大家开始担心,从制造业为主到服务业为主的过程中,中国会不会有“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而且,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口,中美之间没有军事冷战,但科技冷战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因此,中国制造业通过智能升级再度焕发青春,是个必然之举。这也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提高制造业占比”的重要背景。


随着新科技、新业态的发展,服务业似乎也能被赋能,突破传统上的生产率增长的瓶颈。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的暴发,更是加剧了中国经济形态的“裂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2016年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回升的,而且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也出现了同步回升。这可能就是对服务业的科技赋能,也逐渐改变了大家对服务业生产率增速更低的认知。可见,中国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迁移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制造业智能升级,一方面是服务业科技赋能,两方面结合可以使中国的潜在增长率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上。“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数字化发展”,正着眼于此。


二是空间布局的红利,其实就是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来自城市群的贡献。比如,美国在1920—1950年的城镇化率是提升很快的,但主要的驱动力是单个城市的规模扩张;在1950—1980年这个新的30年中,城镇化率上升得更快,但主要驱动力是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同一阶段,日本也呈现出同样的特征。因此,从空间布局上来看,大城市实际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增量。


而且,未来大城市发展至少可以提供几个好处:首先,房地产平稳“转身”。在大城市的周边,只要城乡的生产要素能够深度融合、自由流动,天然地就会形成很多的功能小镇。这其实给房地产提供了另一个缓冲和发展的空间。其次,大城市本身也是个新的增长极。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更多优质的资源汇聚在大城市的周围,它本身就会带来一个集聚效应和生产率的提升。最后,财政可持续。政府不想过度加杠杆、过度堆债务,那么与其一碗水端平、撒胡椒面式地支持区域发展,不如去支持那些真的有生机、有活力、有产业的区域。这些区域有相对不错的投入产出比,所以在这样的地区,财政是可持续的。而那些看起来被抛弃、被疏离的地区,可以有更低的基本层面上的财政保障。关于财政的未来,关于城市的发展,政策导向也在发生变化,“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就是个重要转变。钱跟着人走,人往哪里去,钱就往哪里去。既然人更多地选择去大城市发展,去大城市集聚,那么也要为大城市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政策思路上的根本改变,尤其是土地和户籍制度上的适时松动,必将逐步释放中国空间布局上的红利。


三是对内开放的红利。在“内循环”里面要做什么?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拓展投资空间”,其实就是促进民间投资。这次疫情发生后,民营企业生产恢复是最快的,出口恢复是最快的,利润增长受到的冲击是最小的。归根结底,民营企业有更强的求生愿望。但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却不容乐观,因为各种各样的经营成本可能也在不成比例地上升。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一如既往是非常重视的。未来中国在市场开放、营商环境方面下更扎实的功夫,能够真正提升内循环的质效。


四是对外开放的红利。不同于科技“脱钩”的问题,在金融领域,中美之间甚至存在逆势“挂钩”的趋势。从数据上来看,虽然美国对上市公司的会计准则要求很高,但中国在美国上市的企业数量相比2019年还是有明显增长(近期美国试图对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做出严格控制,值得关注)。外资配置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也在大幅增加;中国向外资企业开放所有权比例控制,也迈出了很大的步伐。为什么会在金融领域有这种挂钩的趋势呢?很简单,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枝独秀的,人民币资产收益是相对丰厚的。


中美之所以在金融领域出现挂钩的趋势,背后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越是在遇到不利环境的时候,越是推动金融开放。市场倾向于认为这是个可信的承诺。首先,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商品贸易顺差还不错,服务贸易逆差也在收窄,所以总体上经常账户顺差还不错。但往后看,服务贸易逆差的收窄和商品贸易顺差的超预期增长可能是不可持续的。未来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可能会收窄甚至转负,这时就更需要从资本和金融账户下吸引外资。因此,从长远战略方向上考虑,中国金融开放的大方向是完全确定的。其次,金融开放是中国融入世界的窗口,是构建双循环的关键节点。基于上述考量,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经环境下,中国不会贸然关闭这个窗口。正是由于认为中国的金融开放是个可信的承诺,外资在配置中国资产的时候,不仅有被动配置的成分,也有主动加杠杆的成分。


把上述四个方面的红利发挥好,我们相信未来中国经济能够行稳致远、更有韧性。资源重新配置,体现在经济转型上的红利,就是制造业智能升级、服务业科技赋能齐头并进,能够延缓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行;体现在空间布局上的红利,就是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集中优势资源办大事;体现在对内开放上的红利,就是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让民营企业家有更多的信心、更多的空间去同台竞技,相信民营企业家会做出理性的决策,会交出一份有投资效率的答卷;体现在对外开放上的红利,就是在金融领域完全可以走向更加开放,只要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还处于审慎评估、有序放开的状态,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不仅可以发出可置信的信号,也会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二 料峭春来


2021年伴随新冠疫苗推出和推广,全球经济可能逐渐扫去疫情的阴霾,走向更全面的复苏。中国在2020年率先成功遏制疫情并实现强劲复苏后,经济复苏的动能开始面临转弱。上半年中国经济数据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低基数扰动,下半年则将相对真实地展现向潜在增速的回归。全年预计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胀压力,但二季度物价升高可能对货币政策操作节奏和资本市场情绪造成扰动。


我们认为:


·疫苗推广之后,中国贸易顺差将趋于收窄。


·对2021年制造业投资温和乐观。


·房地产投资下行中仍有一定韧性,韧性来源于2018年以来,房地产市场的供需条件一直是优化的,房地产投资不容易出现大起大落。但仍需谨慎观察房地产融资政策收紧的执行力度和或有冲击。


·2021年基建投资或将继续保持温和增长。未来中国基建投资的上行动能,将更加有赖于城市群、都市圈建设等中长期红利释放,从而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的内生需求,也就是“十四五”规划所指的“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十四五”规划提出“全面促进消费”,2021年消费刺激政策的落地和效果,以及居民收入水平回升和消费意愿增强的进展,对于消费增长空间至关重要。


贸易顺差趋于收窄


2020年,出口是中国经济最超预期的部分,海外疫情扩散后,中国出口逆势增长,并且呈现“出口带动进口”的节奏。出口在防疫物资需求的带动下率先反弹,随后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也逐渐受益于中国供应链稳定的优势,带动出口进一步提速。而进口增速直到5月才见底,受到国际油价大跌、黄金价格大涨的影响较多。这与2008年以来中国“进口带动出口”的通常节奏截然不同,以美国为代表的海外发达国家很大程度上成为本轮复苏的需求提供者。在“出口带动进口”的组合下,中国贸易顺差得到了显著提升,外需对中国经济反而产生了显著拉动。


中国出口逆势增长的根源在于,中国率先控制疫情,使得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大幅提升。下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长的驱动力显著增强。医疗物资对出口的拉动从5月时的4.7个百分点显著下降到10月的0.9个百分点;机电产品的贡献大幅抬升,10月达到7.6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贡献上升至2.9个百分点,其他类型商品的拖累缩减至0%。中国供应链优势在疫情之下得到凸显,而且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出口的稳定性,抵抗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冲击。


美国极低的耐用品库存也强化了中国出口增长的持续性。从批发商库存销售比来看,8月美国耐用品仅处于45.3%分位数(2010年以来),其中,家具及家居摆设,木材及其他建材,电脑及电脑外围设备和软件,五金、水暖及加热设备和用品,均已处于历史最低位;专业及商业用品和杂项处于30%分位数以下。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近期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机电产品出口快速增强。


2020年中国进口呈两极分化:进口拉动集中在机电产品、贱金属、农产品,1—10月对进口的拉动分别为2.14%、0.98%和1.03%。这体现了国内生产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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