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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善增著

出版社：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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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编号：3081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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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68163

版次：1

所属分类：经济管理-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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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国富论》评点

作者：沈善增

出版社：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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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籍介绍

《国富论》出版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该书作者亚当·斯密因此获得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创立者”的称号。从大约1790年起，亚当·斯密就成了专业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导师。

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国富论》的出版，并一致公认亚当·斯密是一门新学科——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亚当·斯密因此而声名显赫，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据说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以当“斯密的弟子”为荣。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征引《国富论》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国富论》发表之后，被译为多国文字，传到国外，一些国家制定政策时都将《国富论》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这本书不仅流传于学术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为不少国家社交场合的热门话题。

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马克思

在促成我们现代生活方式的许多因素之中，《国富论》这本书所发生的影响，可媲美任何一本现代的典籍。

——著名批评家　雷纳

西洋公学译书院新译亚当·斯密《国富论》。欧洲200年前理财政策多与中国相似，自此书出，英国首先采用，遂立今日富强之基。今日中国患贫久矣，和议既立，必以整理财政为先，译成是书以备参考。

——1900年12月27日中国《新闻报》

亚当·斯密的地位像是神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曾经写过一篇亦庄亦谐的文章，列举参加学术研讨会时，经常听到的语录，其中有两则是：“这个亚当·斯密早就说过！”和“亚当·斯密才没说过这个！”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把亚当·斯密当成是判别是非的指标。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　熊秉元

译者序

[英]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可见西方社会的基础是游牧类型文化。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亚当·斯密天才的意识到崇力文化是非“自然”的，不符合人类要求社会化生活的“天性”。崇力文化语境中的社会制度，只是保护既得利益集团特权的工具。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深受其影响。恩格斯已经说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国富论》是其经典之作。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这个概括不准确。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消灭阶级，所以阶级斗争不是什么“最后动力”。马克思主义认定无产阶级是承担“消灭阶级”历史使命的最后的阶级，正是出于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人是社会动物，人“天生”要求社会化生活。因此，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的“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但这“人性”不是“自我改善的欲望”，而是对有害于社会化生活的现象的本能抵制与回归良好的社会化生活状态的自觉追求。

《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虽然斯密也劝说放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

斯密在前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写作，他似乎没有真正觉察到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其前兆在离爱丁堡九英里的炼铁厂中已可见到。他对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没有提到。如果增长是《国富论》的主题，那也不是永无休止的增长。书中各处都流露着利润率的长期下降；斯密也提到，当这个制度最终积累了充分的财富时，经济下降就会开始，最终形成贫乏的停滞。

序论及全书设计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似乎就是“生存消费品与观念消费品”，但“便利品”还是从实用角度给予定义的，因此并不是“观念消费品”。“生活必需品”是维持人生存必需体能的物品，如食物与衣服，“便利品”是节省人体能或增强人能力的物品，如车辆与工具，可以统归在“生存消费品”名下。而没有确立“观念消费”、“观念消费品”的概念，会造成理论的重大缺陷乃至致命的弱点。如《译者序》所说“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就可能是把对观念消费品的消费欲望与“贪欲”等同起来，把爱美之心与色心等同起来，对正当的商业行为与策略作道德批判。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这类产物或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对消费者人数，或是有着大的比例，或是有着小的比例，所以一国国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情况的好坏，视这一比例的大小而定。以占有生存消费品的多少为富裕程度的指标。这在生存消费品匮乏的时代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到了生存消费品供给相对充裕，社会进入到以观念消费品为主的时代，这种认识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实是有碍的。

但无论就哪一国国民说，这一比例都要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成什么比例。不论一国土壤、气候和面积是怎样，它的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他只说了生产的情况，没说分配的情况，这是严重的不足。实际上，若一个国民大部分的生存消费品供应匮乏，不是生产造成的，而是分配不公平造成的。“朱门酒肉臭”是“路有冻死骨”的直接原因。因此而有公平分配的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

此外，上述供给的好坏，取决于前一情况的，似乎较多。在未开化的渔猎民族间，一切能够劳作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劳动，尽可能以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他自己和家内族内因老幼病弱而不能渔猎的人。把生产生存消费品的劳动定义为“有用劳动”，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这个基本概念决定了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生产的经济学”。这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包含“劳动力”与“生产工具”。“生产关系”包含“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地位及相互关系”，“由以上两个关系形成的分配、交换、消费关系”。这一系列概念都是围绕“生产”展开。这也反映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建立之时，所谓“工业革命”开始之前，欧洲正处在生存消费品供应匮乏的时代，提高生产是经济的头等大事。对欧美来说，这个时代早已过去，但这个观念却迟迟未更新，可见话语的厉害。不过，他们是那么贫乏，以致往往仅因为贫乏的缘故，迫不得已，或至少觉得迫不得已，要杀害老幼以及长期患病的亲人；或遗弃这些人，听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中国古代典籍，如《列子》《墨子》也记载当时中华民族周围的异族存在这样的情况，可见中华民族因为进入农耕社会，摆脱了这种野蛮的习俗，从记载来看，已时间久远到对此习俗不可理解。而从《国富论》看，欧洲对这种野蛮习俗可以说还是记忆犹新。这也证明是农耕，有了活的物资（农副产品）的稳定的生产，才使人类社会进入了文明社会。反之，在文明繁荣的民族间，虽有许多人全然不从事劳动，而且他们所消费的劳动生产物，往往比大多数劳动者所消费的要多过十倍乃至百倍。但由于社会全部劳动生产物非常之多，往往一切人都有充足的供给，就连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勤勉节俭，也比野蛮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劳动生产力的这种改良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劳动的生产物，按照什么顺序自然而然地分配给社会上各阶级？这就是本书第一篇的主题。

在劳动运用上已有相当程度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不同国民，对于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曾采取极不相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并不同等地有利于一国生产物的增加。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另一些国家的政策，却特别鼓励城市的产业。对于各种产业，不偏不倚地使其平均发展的国家，怕还没有。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比较不利于农村的产业，即农业，而比较有利于城市的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讲述产业政策是第二篇的主题。本书第三篇将说明，什么情况使人们采用和规定这种政策。这些计划的实行，最初也许是起因于特殊阶级的利益与偏见，对于这些计划将如何影响社会全体的福利，他们不曾具有远见，亦不曾加以考虑。可是，这些计划却引起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有的人认为城市产业重要；有的人又力说农村产业重要。这些不相同的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君王和国家的政策亦为它们所左右。我将尽我所能，在本书第四篇详细明确地解释这些不同学说，并说明它们在各时代和各国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农业是生存消费品的生产，城市的手工业（与以后的工业）以观念消费品生产为主，在生存消费品供应匮乏的年代，商业主要为观念消费品的流通提供服务。因此，划分为“生存消费品产业”与“观念消费品产业”，更有利于看清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质。

要之，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我要努力说明以下各点：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其中，哪些部分应该出自由全社会负担的赋税，哪些部分应该出自社会某特殊阶级或成员负担的特殊赋税。第二，来自全社会所有纳税人的经费是怎样募集的，而各种募集方法大抵有什么利弊。第三，什么使几乎所有近代各国政府都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来举债，而这种债务，对于真实财富，换言之，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有什么影响。

第一章　论分工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为使读者易于理解社会一般业务分工所产生的结果，我现在来讨论个别制造业分工状况。一般人认为，分工最完全的制造业，乃是一些极不重要的制造业。不重要制造业的分工，实际上并不比重要制造业的分工更为周密。但是，目的在于供给少数人小量需要的不重要制造业，所雇用的劳动者人数，必然不多，而从事各部门工作的工人，往往可集合在同一工厂内，使观察者能一览无遗。反之，那些大制造业，要供给大多数人的大量需要，所以，各工作部门都雇有许许多多劳动者，要把这许许多多劳动者集合在一个厂内，势不可能。我们要同时看见一个部门以上的工人，也不可能。像这种大制造业的工作，尽管实际上比小制造业分成多得多的部分，但因为这种划分不能像小制造业的划分那么明显，所以很少人注意到。

扣针制造业是极微小的了，但它的分工往往唤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把它引来作为例子。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么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决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从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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