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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张家:张謇、张詧及后人鳞爪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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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百年张家:张謇、张詧及后人鳞爪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讲述张謇、张詧兄弟以及后人百年来的艰辛创业、奋斗历程

作者:张光武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11-01

书籍编号:30325429

ISBN:978750609213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37087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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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为世界留下一个严峻的话题


张梅颖


光武新作《百年张家》问世,要我作序。我的心情,愉快中夹杂着感慨。这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


我识光武,始于工作。其时,我在民盟中央兼管宣传工作,他在民盟上海市委主持宣传工作。因工作缘故,与他的接触,对他的关注,逐渐增多。


人之相知相交,能由工作、事业而始终,既是难得,又弥足珍视。


光武对工作很执着,很投入,这种心态,使他和民盟中央宣传部、参政议政部、研究室、民盟中央网站、《群言》杂志社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建立了友谊。这种友谊,不掺杂质,简单,纯真,但可持久。


光武主持上海民盟宣传工作,在他任期内连续三年获得优秀组织奖,他个人也连续三年获得优秀个人奖。光武的工作,同样获得了《群言》杂志社的认可,在2005年《群言》创刊二十周年之际,民盟上海市委被评为先进集体,光武则被评为全盟唯一的先进个人。


春华秋实。眼见光武以自己的努力、专注和投入,以实绩实效获得价值认可,我也为之高兴。我想,以光武的性格为人,这应是他期望得到的最好褒奖了。相识贵相交,相交贵相识,这是我跟光武之间建立友谊的基础。


光武写《百年张家》,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言,是由一种责任感驱使,有一种时不我待的迫切感。他说,张謇、张詧,不特是张家人的张謇、张詧,也是海门人、南通人、天下人的张謇、张詧。对此,我是理解和认同的。


张謇、张詧生于“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社会,以“先天下之忧而忧”“舍身喂虎”的超人勇气、魄力和毅力,以民生大德为宗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将家乡南通建成文化教育之乡、“中国近代第一城”,模范中国,影响及于当代。而张氏兄弟的精神和事业,其实代表了清末民初这一特定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一群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先行者的共同理想和抱负。中国社会的进步,正是因这些具有献身精神的热血志士的共同参与而益现光彩。慎终追远,毋忘来路。我想,这是光武写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张氏兄弟遗产丰沛,近三十年间学界著述蜂起,而光武之研究祖辈过往也逾三十年。其于《百年张家》出版前后问世的文章有《张謇和他的同时代人》《重读张謇》《张謇、李鸿章心结和张謇、翁同龢情结》《通海垦牧公司和张謇的民生理念》《张謇、张詧与中国近代教育》《张謇与蔡元培》《张謇误籍与科举功过》《张謇和徐乃昌》和《张謇与上海》等。


这里,我想就《百年张家》中我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谈点看法。也就是光武在书中提出的:张謇、张詧弟兄倾其一生所得,用于民生大业,用于提升民智,用于发展教育和社会教化,用于被胡适称为“养活了几百万人”的盐垦事业,用于慈善,用于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却没有给自己、给家族和子孙后代留下锱铢余财。张謇对此的说法是:“皮肉心血,当委世界牺牲,不能复为子孙牛马。”正是出自这样的理念,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业绩,引发了学者的惊呼:“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


张謇、张詧穷其一生,为世界留下一个严峻的现实话题:当人从穷人变成富人,当人创造了财富之后,他们会把财富用在哪里?用在哪些人身上?或者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下一步会怎样?


今天重提企业家的社会良心,不能绕开张謇和张詧,也绕不开张謇和张詧。张謇和张詧用短暂生命架起的,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和人生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是构筑人类整体利益之间的桥梁;张謇和张詧用短暂生命架起的,也是一个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的答案。


张謇和张詧的一生证明:作为社会个体,他们既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下有所作为,同时又参与新的社会建构,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既受制于历史,又在创造新的历史。所以,可以认为,一个社会和人类整体的发展,正是取决于这个社会和人类整体中个体的集体自觉。这是当今经济界、企业界,也是所有人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光武要我写序,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充分信任,有如我之对他的信任。海内存知己,人间重真情。是为序。

序二 百年张家,一脉清流


张冠生


为《百年张家》写序文,由“百年”一词,先想到梁家。


1916年,梁启超写《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说了一句话:“盖四年以来,我国士大夫之道德,实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什人而七八。”


整整百年过去,“良心”如今怎样,众目睽睽。“麻木”恐已不足形容。


所幸,梁家例外。梁启超而梁思成而梁从诫,良知长葆,风骨一脉,有公论。


张家故事,没有梁家流传那么广,论良知,说风骨,则可谓并世双璧。


张謇先生襟抱无须多言,其独子张孝若亦英挺高标。其著作《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不颂不讳,以家传入国史,被胡适称许为“开儿子作家传的新纪元”。


其孙辈如张绪武,曾有高官身份,始终布衣本色,庄敬自重。其常怀张謇“与草木同存,不与草木同腐”之心,知行合一,无愧清流。


说到“清流”,作为一个词汇,不时听人说,见人写。《现代汉语词典》中,“清”字之下,词条逾百,不见“清流”余地。


《辞海》有,《词源》有,却被“现代汉语”革出门外,大有意味。是现代社会清流不再,是当今天下不容清流,还是清流虽存仅余涓滴,可忽略不计?


无论哪个作答案,都说明,《百年张家》写得磊落,出得及时。


该书作者光武仁兄,属张謇孙辈。无缘躬逢张謇气概、孝若风度者,接触过绪武、光武兄弟们,或能得其神髓一二。


说其儒雅,说其博学,说其温润,说其内敛,都属实,都不够。直到想起“清流”境界,才觉得略具仿佛。


哪天,若《现代汉语词典》打算请回“清流”,不妨看看《百年张家》。


“相见亦无事,别来常思君。”——与光武兄相识多年,一直如此。


是什么感染和吸引自己?一直说不清楚。今为序文,再想,三思,似开窍。


有一种内在风骨。虽不以风骨为标榜,也是风骨。不像闻一多慷慨赴死、梁漱溟直犯龙颜、梁启超痛责学界、陈寅恪不事“宗奉”……只是日常洒扫间心胸干净,心地安静,心态虔敬,不谄媚,不屈从,不流俗,勤于“学而时习之”,乐于“有朋自远方来”,安于“人不知而不愠”……


闻一多、梁漱溟的风骨,独属闻、梁。梁启超、陈寅恪的风骨,独属梁、陈。其高远超拔,独步百年,常人难望项背。


类似光武兄秉自张家的邻里兄长式风骨,则人人可学,可有,可葆,可播。


出自世家,又能接通寒门,接榫不同阶层。富者不自骄,贫者不自贱,四民同心,皆向善,向学,向上。从世道人心看,张家这脉清流何其可贵,尤其今天。


世人多知梁启超“一门三院士,九子多才俊”,少知梁家庭训如出张家。


1923年11月5日,梁启超写家书给长女梁思顺说:“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


张謇先生倾力救济天下,其子孙善治十亩之田。依梁氏看,皆“第一等人物”。


由此可知,梁氏当年“少年强则中国强”之呼号,其所瞩“少年”当既指梁家少年,尤指张家少年。梁家少年非龙即凤,凤毛麟角,难以复制。张家少年以“十亩之田”自立,具有充分平民性,可百,可千,可万,可万万。


吾国吾民若能养成像张家这样的万万少年,这样“第一等人物”,由这等人物构成社会,经营生活,正合张謇先生当年筚路蓝缕中深致寄托。


愿张家清流浸润百家。


愿百年清流绵延千年。


2016年9月19日


二稿于豫中郭亮村

序三 寻找张謇与张詧


马勇


不久前,陈卓兄发来一部书稿,希望我为之写点文字。这部书稿题为《百年张家》,为张詧孙辈追述的张家往事。


张詧为著名状元实业家、清末民初重要政治活动家张謇的三哥,他们老哥俩同父同母,年龄相仿,只差两岁。更重要的是,他们兄弟二人是张氏家族企业最重要的策划师、操盘手。只是由于时光遮蔽,张謇的大名如日中天,张詧的名字却近乎默默无闻。从扩充见闻的视角,我从这部书稿中获益良多。非常感谢作者清新的文字,明白的逻辑,含有温情的敬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文本。在将来的张氏家族研究领域,本书一定会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孙辈的叙述,毕竟有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和难度。


20世纪末,因张绪武先生的动议,我追随张謇研究的开拓者章开沅先生,并与章先生的几位弟子虞和平、朱英、王奇生等几度前往南通,参观张氏兄弟留下的遗迹,并参与写作《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虞和平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一书。因此机缘,此后十多年,又因晚清史研究,因辛亥革命史研究,数度重读张謇作品,体会张謇的思想及其意义。


在我看来,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就是怎样在已有的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接纳西方工业化的成果,建构一个全新的工业社会。如果一定要说中国工业社会与西方工业社会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西方可能不需要过多考虑农民、农村与农业,而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得不考虑“三农”问题,不得不建构一个农业与工业相间相融的新形态。中国工业化的完成,并不是农业消失、农村衰败,更不意味着农民要长时期承受着工业化的压榨。理想的形态,应该是梁漱溟当年的设想:工业化完成后的中国,城市的优长之处在农村应有尽有,农村生活的好处在城市也不是不可企及。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中,引领转型的,前期可能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乡绅,后期一定是工业社会的主导阶级,即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是工业社会的中坚,是现代文明的引领者。按照这个观点回望近代中国,张謇、张詧以及一切拥有“资本”的人,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中坚力量、引领阶级。


在过往的几十年里,我们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历史教科书和伟大领袖一再告诉我们,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即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压迫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但在发展生产赚取利润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具有明显的妥协性,就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所谓封建统治阶级进行妥协。这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所接受的一贯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话语。


其实,如果重新理解晚清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或者说近代中国所走过的全部道路,我们应该承认,正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每每引领中国社会往上走,正是中国资产阶级从社会边缘阶级逐渐成为社会重心,引领社会,稳定社会,使中国社会在过去两百年的转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折和震动。


所谓资产阶级,其前身就是传统中国的商人。在传统中国“四民社会”(士农工商)的构成中,商人成为社会四大阶级中的最后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中国的商人传统太强大了,中国商人的能力太无敌了。如果熟悉中国商业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商人自古以来就具有非凡的本领,给点机会就发财。读《史记·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拥有许多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时社会的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自古以来就有“大商人”的气质,并不斤斤于蝇头小利,他们要做的是大生意,最大的生意是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商人对政治的干预太过强大,所以当秦始皇构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后,真正威胁集权体制的并不是那些文弱儒生,而是合纵连横的商人们。如果放任商人经营,中央集权必将瓦解,中国社会必将重组,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此,我们看到秦亡之后,西汉王朝重建大一统体制,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国家基本经济或能够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的基础产业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由此遏制商业资本的增长,遏制商人集团的势力。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超稳定”的前提。


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西方产能高度过剩,需要外部市场,需要“发现东方”,进入东方,开辟这个巨大的市场。这是近代中国最主要的问题。所以,当中国不得不与西方接头,不得不开放市场的时候,中国商人终于从传统社会中脱颖而出,并渐渐从纯粹的商人演化成一个新的阶级,即“绅商”。所谓“绅商”,其实就是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知识,拥有对政治和未来的判断力的人。自然,绅商在近代中国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阶级、中坚力量。


许多研究者后来以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商人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其实这个认识并不准确。所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商人,近代中国商人就是从传统中国商人转化而来的,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新因素的话,就是近代中国商人有一大部分来自买办,或者与外国商业资本有生意往来,或受外国商人重大影响,逐步与国际商业资本接轨或相关联。


与国际商业资本密切接触,导致近代中国商人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所以,尽管中国在政治上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新政开始之后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只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中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却在那样艰难的政治氛围中依然顽强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依然劝说政治上的统治者要看到西方富强之本并不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而是有一套完整的体制、文化作为依托。在这批“洋务思想家”中,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的经历,他们或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如郑观应就是红顶商人——招商局的“高管”。他们在全社会近乎一致地拥护“中体西用”这一中国特色的时候,大胆向社会传递正确的声音,指引中国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最值得夸耀的东西,也是最值得今天的我们重新认识的东西。


《盛世危言》这部名著的最初构成就是郑观应在工作之余写作的一篇篇小论文,谈教育,谈学校,谈商务,谈商战,谈海防,都是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却都具有西方知识背景,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付之阙如的。这些东西最初在19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在知识界和官场中的开明者那里获得了回应,但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特别是政治高层的重视,所以等到甲午战败,当人们重新阅读这部著作时,真是追悔莫及。人们在想,假如当年注意到这些问题,并按照郑观应的这些建议去做,还会有甲午之战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战败吗?这就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引领作用。


说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引领,我们有必要细致地解读张謇。


张謇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坚守改革,不到绝望之时绝不轻言放弃。然而,当革命呼之欲出势如破竹无法阻挡时,张謇又能顺应大势,引领变化,既不为旧制度殉葬,也不让社会持久动荡、秩序失范。这是那个时代中产阶级的胸襟和力量。


在甲午战前的很长时间,张謇以举人的身份混迹于军界、官场。张謇出身平民,没有奥援,无可凭借,在官场和军界很难有机会出头,尽管他在吴长庆幕府已经表现出非凡的能力,甚至获得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潘祖荫等高级官员不同程度的青睐,但张謇像康有为、严复等人一样深知,决定自己在官场能走多远的关键,是能否获取功名。没有功名,在那个特殊的“唯精英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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