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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廿一世纪初的前言后语(下册)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南怀瑾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5-01

书籍编号:30539369

ISBN:978730914047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49387

版次: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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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南怀瑾先生常谓:立国之本是文化。中华民族历经千年万载,文化渊远流长,在新世纪到来之初,世界瞬息万变,炎黄子孙又该何去何从?


本书为南怀瑾先生于二十一世纪初应各方邀请之讲课记录,内容涉及广泛,但终不离文化之根本;除突显众所关心之话题,更望能唤起读者对文化教育之重视。


本书原由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兹经版权方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授权,复旦大学出版社将老古公司二〇一二年五月版校订出版,以供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二〇一九年三月

前言


在纷纷扰扰的世事中,我们迎来了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有句古话,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说明人事多变,环境多变,而最令人心惊的,是人心的多变。


南师怀瑾先生常谓:立国之本是文化。中华民族历经千年万载,文化源远流长,在新世纪到来之初,正值世界瞬息万变之际,炎黄子孙何去何从,不免令人茫然若失,徒呼奈何。


南师先于世纪之初,因感文化教育之重要,撰文自诉,即上册第一篇“中国文化教育的自诉”。文中,南师从远古夏商周说起,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教育、生活,以及与政治、经济交互影响所产生的演变,叙述清晰扼要,发人深省,令人有拨云见日之感。


后因南师又屡经各方敦请,遂随缘讲课,内容涉及广泛,但终不离文化之根本。现将各篇讲记整理,集结成册出版,一则突显众所关心之话题,二则以飨长年热心的读者朋友。并盼大家为文化故,有志一同,则光明之前景,必定在望矣。


刘雨虹 记


二〇一二年四月庙港

一 感论中国文化的儒家


南怀瑾二〇〇二年初于香江


常常有人问我,儒家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我往往瞠目不知所对。因为我性喜博览,但不能由博而约,专攻一技一艺之学,故而至今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所以不算是中国读书人中的知识分子。只是因缘际会,在偶然需要时,讲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孔孟学说,因此被人误认我通儒学;就像我生平喜欢说禅讲佛,别人就误认为我也通达佛学。事实上,我既不通儒,更不知佛,当然也不明道,只如韩非子所说的南郭处士,滥竽充数罢了。所以,我的书只称得上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聊供参考而已,如果要再深入地问我,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累积久远,自然会形成庞杂而高深的特点,正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因成长年代久远,自然枝条茂密,干叶缤纷,又加上攀附丛生于干外之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又岂能随便即加定论。明白这个比喻,便可知道,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地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在本质上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历代政治学术思想的运用,实质上也掺杂了法家、道家、兵、农、儒、墨等诸家之学,并非完全属儒家学说。


师儒之道的由来


讲到文化,首先应该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更要细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对于三皇五帝等堂皇尊号暂且不论,只要从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所建立的文明开始,大家就会了解,我们的文化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所形成;然后,是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但是,这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后来却统统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此在汉代以后,似乎只有儒生们所标榜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个现象完全是由误解而产生的结果。


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若要说如此形成的孔、孟儒学就是中国历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尽然。须知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只是汇集先民对于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于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做大事,则必须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换言之,孔子秉承周公汇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庄子所说的只是“陶铸尧舜”,教导人们如何塑造一个圣君和贤相的典型,使他为人群服务而不负平生所学。


但遗憾的是,自秦汉以后,所谓的儒生们,为了谋求荣耀的职业而出仕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权力的帝王丹陛之下,臣伏称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未怀有“致君尧舜”的臣子之道,由此反而使负有师儒之道的儒家学说,以及“五经”“四书”等儒学内涵,变成了千古蒙尘的迂疏之学。虽然如此,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历代的儒生们总算还保留了周、孔之教的精神,从而使儒家之学发挥了经络作用,成为周延贯串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好比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活力而了无生机了。


师儒之道的分歧与衍变


周武王奋起革命,推翻殷商末期纣王的暴政后,建立诸侯分封、中央集权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于欧洲历史上的联邦政体。但是,周朝的封建制度,并非类如欧洲中古时代奴隶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为中心的政体,由周公姬旦制订礼、乐、刑、政制度,并以师儒之道为最高导向,所谓“师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为基础;“儒以六艺教民”,是以全民自治、文武合一和生产技术相结合为根本。但是,在时势的驱使下,任何一种体制始终难逃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所以,周初封建体制虽然是以师儒之道的精神为基础,但经过几百年后也渐渐趋向衰落而变质了。


所谓师儒之道的礼、乐遗风,到了春秋时期,只有周公后嗣的鲁国,大体上还保有周礼文化儒术的规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鲁国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遗制的精神,“删诗书、订礼乐”,传述德行之道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保留兼备师儒为一的教化,作为后世的准则。孔门弟子如颜渊、曾参,传承了孔门以道兼艺的精神;至于子游、子夏等人则稍有不同,是以文艺兼道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鲁定公、哀公(公元前五〇九—四六八年)时期的鲁国,还保留儒术最为纯朴的风气,这个时期也就是后世认为儒家学术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时期。


秦汉阶段


战国开始,除孟子以外,由儒家衍出的如荀子(荀卿)儒术,便大大不同于曾子、子思传承的道贯。而且,在由孔子所订定的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的传授上,也各自主守师承,显现了分歧。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用荀子的弟子李斯为相,建立以法治为主的政权,至此完全舍弃周鲁儒家的典范。因此,在秦、汉交替的七十年间,所谓儒家经世之学几乎命如悬丝,虽不绝,但如缕。


刘汉兴起初期,旧史所称誉的文(文帝)景(景帝)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体上是以黄(黄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掺杂为主体。传到汉武帝时代,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势出现。如果站在现代思维评论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历史演变,对于“罢黜百家”之学的得失成败实在难下定论。但是,自汉武帝到汉宣帝以后,汉朝政权政府中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阶层的人才,大致来讲,确实多是文学彬彬之士,蔚成一代风规。


东汉以后,号称有儒生数万人,对五经章句训诂的学问反而愈来愈疏懒,一般所谓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学致君于尧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后的一群太监。在朝廷中的有学之士因为厌恶太监们的擅权和专横,这一班自命为君子的儒生,非但不能如君子般周而不比,反而如小人般比而不周,结成党派,与太监们竞斗权力。在历史上首度出现东汉特出的党祸,终使刘汉政权陷于衰落,败亡了事。我们如果能在前后《汉书》中,注意儒林的传记,便可知道两汉经师家法和授受的秩序。对于周礼师儒之道的精义,虽然并未达到最高领域,但在当时的名儒大臣们的章疏文辞中所祖述之周、孔法言,对于辅助当时的政治和教化,仍属相当有力。所以历史学家们认为,汉儒“朝秉纲常,士敦名节,拯衰销逆,多历年所,则周鲁儒生之效也”。这些评语虽是秉笔写史的儒家们的主观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实,无可厚非。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


到了魏晋时期,因受汉末儒学空疏迂阔的刺激,学术思想一变,偏向《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之学崛然盛行,儒家经学几乎有衰歇停顿之趋势。尤其自东晋以后,政局演变成南北分治的割据局面,师儒之道的传承也就渐渐发生见解的异同,北魏和南朝的萧梁时期,对于儒家经学的义理注疏,文辞更臻缜密。南方的学者喜新厌旧;而北方的学者却守旧而疑新,甚之,还讥诮南朝的学者标新多伪。在此时期,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大小乘佛学布译新知,与三玄之学互相合拍,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吸收并融会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论。


隋唐之际,承接魏晋南北朝两百余年儒、佛、道三家之学互相掺杂的开放思想,学问主流从儒学的六艺转变成以文艺为胜场。文章诗赋,别开生面,除了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汇成巨著之外,师儒之道的精义、专家传经的风气,在此时几乎绝响。李唐三百余年间的文运,既有雄浑潇洒的豪气,亦不乏风流倜傥的韵致,其实都是禅道与文艺相仍的天下。中唐以后,名臣学士为了政见的异同而兴意气之争,关于师儒之道的经义,在学术上并无特别的创见,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朋党之争,无非是文人学士在政治上的意气用事,以致祸延朝野。直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间,高明之士大多厌倦时势,不逃于禅,即归于道。


宋明理学的兴起


宋初名臣以师儒之道自任,形成相权与君权之间分庭抗礼的气节,似宋朝如此尊重师儒之道的形迹,前迈汉、唐,后至元、明、清三朝,亦皆所不及。由此开启濂(周敦颐)洛(程颐、程颢)关(张载)闽(朱熹)四派五子的理学儒宗,他们专事阐发心性的微言,自称继承孔、孟心法,推排佛、老学说,后世的师儒名教从此专守程朱章注,认为即是周、孔的绝学。尤有甚者,宋史也变易了汉书、唐书的成式,别立道学与儒林的分类传记,借此标榜宋代的道学方是孔、孟、颜、曾师儒之道的真髓。其实所谓儒林,只是文学辞章之士,还不及子游、子夏之辈于万一,实在是一大出格现象。因此,积成北宋时期君子攻君子、名臣攻名臣的著名党争,形成洛党、蜀党、朔党等的异见,造成元祐党祸的巨变,足为历史的殷鉴。南宋末期,权臣名相又起而打击道学,指为伪学,以学术意气的主观成见作为政治斗争的戈矛,自相内哄,终使宋室由文弱而至于灭亡,尤为可叹!


但在两宋三百年间,割据北方立国的辽、金、元,乃至与宋室相终始的西夏等国,其政教规模,大体上还是遵守孔、孟遗教。只是北方学者,大多援儒入于佛、道,或以佛、道揉入儒学,别树风格。更有视宋儒理学并未彻知儒宗因而颇有异议者。唯一般研究文化学术史者,大多忽略此一史实。


明清时期的儒林


元、明之间,儒学承先启后,应是受到南宋末期金华、永嘉事功学派的启发。而后继起的河东薛敬轩、姚江王阳明,门庭分立,递相兴替,但始终不脱宋儒朱熹的“道问学”与陆象山“尊德性”二者的藩篱。明代唯一特点,即是百家争出,模拟禅宗的公案语录,开创儒家学案的著作,对于经义家法,完全寂默无闻。自嘉靖到神宗以后,一如东汉末代,大臣学士起而与太监争权,终于构成东林党祸的巨变,促使民变与盗贼相结合,以致亡国。崇尚儒学的清代学者,综合宋、明儒家与汉儒经师而做比类,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但对明代儒学,又不能不另加公允地论断,因此便说:“揆之周礼,有师无儒,空疏甚矣。然其台阁风厉(指如张居正等),持正扶危。学士名流,知能激发。虽多私议,或伤国体,然其正道,实拯世心。”似此两非两是的案语,犹如老吏断狱,先入其罪,而又笔锋一转,为之巧妙开释,真如刀笔吏的含混妙文,令人拍案叫绝。


清朝初建于东北边鄙的满洲,但自建都盛京(辽宁沈阳)开始,即知为政之道必须首重儒士,于是起用明末先世流徙东北而归顺旗下的儒生,如范文程、宁完我等辈,为之参照明朝政体,建立规模。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文武兼资,入关前后,大致都以儒学正道匡扶王室,敦正人心,为皇太极、顺治、康熙继统初期的三朝重臣。


康熙亲政开始,英年好学,特别重视儒家经说,兼习西洋天文、历数等学,与李光地、熊赐履、魏象枢、张英、方苞等君臣互为师友,尊重周、孔经义,袭用明朝以来的程、朱章注取士制度。且在战乱之中,起用前朝归顺敦品励行的儒臣,如汤斌、陆陇其等辈,形成以儒家礼义治天下的一朝吏治,清官循吏辈出。但在民间隐居不屈的大儒如孙奇逢(夏峰)、黄宗羲(梨洲)、王夫之(船山)、李颙(二曲)、顾炎武(亭林)等辈,有鉴于明末儒林空疏迂阔的流弊,平居讲学,以经世之学和师儒之道自任,影响清朝二百余年来用儒家经义的经世之学,改变了宋明理学诸家徒事心性的迂疏理念,转而注重汉学训诂的考据,终使清儒两百余年的经学,大有超越汉、唐之势。如阮元所辑的《皇清经解》一千四百卷,凡一百八十种;咸丰、同治以后,又有王先谦续编一千余卷,二百零九种等,确实蔚为奇观,学者虽穷毕生之力,亦难尽窥细致。至于其重视考据而发展为近代的考古学的先导,其功更不可没。


但从顺治开始,经康熙、雍正而到乾隆三代,虽然外示尊重儒家经学、重用敦品励行的儒者以笼络天下士子,但在王室自修内明的心性之道方面,三代皆潜心佛学以配合外用之术。如康熙重译《般若心经》,雍正专志禅宗、整肃佛教,加之乾隆童年即随父亲雍正学禅,后又禅密兼修,而能自译密乘《大威德金刚仪轨》等事,殊非一般儒家学者所能理解。但乾隆对心性之学的精辟,不如父祖两代在事功上的深刻锻炼,故继位以后,流为偏好词章文艺;虽然如此,亦促使乾、嘉七八十年间的清代文学,大有直追唐、宋而过之的风格。


降至道光时期,承平日久,社会风气奢靡,文人学士大多沉酣于风花雪月文词丽句之间,如著名的词人项鸿祚(莲生)在自序忆云词所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学者诵而悲之,由此可知道光、咸丰之间的文风日变。忧时愤世如龚自珍(定盦)、魏源等人,有鉴于此,即乘时立说,注重西北蒙藏边防与海防外祸的实用事功论议,激起同侪林则徐烧毁鸦片的丰功伟业。同治以后,文运再变,清史所誉的中兴名臣曾国藩(涤生)便是其中翘楚,他用其毕生学术与事功的实践心得选辑《经史百家杂钞》一书,述而不作,显示其于经世学术的大要;至于曾国藩家书一类的琐言,乃其余事而已。


但在此际,海运已开,清末学者所谓的九洲万国知识已渐启其蒙,于是光绪、宣统之间,便有忧时之士如南海康有为、梁启超等辈,以儒学经义而吸收西洋文化中的政学理念,用其所长的春秋、公羊主旨,提倡尊王师夷的维新学说,风靡一时。虽然康、梁在清末民初的大革命时期偏执保皇主张,舍此是非不论,即以康有为掺入西方政学理念而著作的《大同篇》,却对民初各党派革命志士的思想启迪颇大,这是现代历史文化演变的事实,不可因其人其事而废其言。与此同时,留学欧、美的名儒严几道与辜鸿铭,皆能精通中国与西洋诸家学说而终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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