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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国大学与台湾“复校”大学对接比较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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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国大学与台湾“复校”大学对接比较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原民国大学与台湾“复校”大学对接比较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探究“复校”大学对原民国大学优秀传统的继承,为大陆高校破解所面临的困惑,提供一个参考范式。

作者:黄俊伟著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1-01

书籍编号:30557728

ISBN:9787510880841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54217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文化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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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本书写作之缘起,可推溯至2009年。那一年,我随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的教育考察团赴台湾,记得抵台第一日在台北某路段遇到堵车,当我观望车外街景时,竟看到印有“东吴大学”字样的校门,马上再凝神聚焦,又看到了这个柱型校门的顶端还刻制了东吴大学的校徽,其中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字样清晰可见。记得这个初到台北的无意收获,让我着实产生了一点小兴奋:因为东吴大学于大陆早在1952年就不复存在了,而在台湾竟然还有东吴大学,不仅如此,连校训、校徽都与该校在大陆时期的字样(范式)完全一致。自此,我开始在过去观察民国大学史的基础上,作为一种延伸比较,关注起了台湾的高等教育体系。2012年,我申请的课题:原民国大陆大学在台“复校”后教育发展经验及启示,获得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2ZDB075)。


所谓关注,学术定位不是纯粹写编年体式的历史,因为这样不仅要费大气力阅读史料文献,及其他学者已有的相关成果,当然也超出了我的学术能力。因此,我主要选择若干反映大学本质属性的一些元素,如制度设计是否体现了尊重并保障教育独立价值的原则,及在这种特定制度环境下,师生所自然展现出的对应之精神状态。再回到时本段起首的“关注”,我是这样考虑的,总前提是把台湾谓之为“复校”的大学和1949年10月1日前的原民国大学连接起来,并视之为一个在历史变动中存在着前后沿革关系的制度范式加以比较观察。这个观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为针对1912—1949年间的民国大学,就早期办大学管大学者,在面对西方现代大学制度之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等核心价值观时,如何平衡其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冲突,并在文化适应、文化包容及结合中国实际基础上,建设出一批既符合现代大学题中之意,又兼具中国特色的好大学之过程和背景,作粗线条的梳理。二为基于历史回眸与现实前瞻的考虑,了解“复校”大学如何在台湾传承其在大陆时期形成的办学理念,如关于大学自治、学术思想、教授治校、通识教育等方面的一些具体制度设计,以此判断“复校”大学与原民国大学传统是否关联、如何关联的相互关系。三为原民国大学在台“复校”的背景、动因及教育发展历程。重点了解并诠释:“复校”大学在台湾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基于何种理念,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均衡办学历史传统、本土意识、时代变化、国际视野等多元关系。


2013年2~3月,应时任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第四研究所所长王瑞琦教授的邀请,我再次赴台湾,就“复校”大学进行专题调研;其时,我在主持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础上拓宽的研究计划:原民国大学与台湾“复校”大学对接比较研究,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880028)。


在台期间,我先后参访了政大、台湾清华、台湾交大、台湾中央大学、东吴、辅仁等“复校”大学,与这些学校的校史室(馆)专职人员和部分校史专家进行了交流,并获得了对方赠送的若干相关史料。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同时借助文献的阅读,形成如下主要心得:


任何类型的大学文化风格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如爱弥尔·涂尔干说:“在第一个生命细胞得以构成的那一刻,也就具备了独一无二的、绝对是无法根除的意涵,它的效果会贯穿此后整个生命的终结。”某种程度上,生命体的这种遗传特征,同样也适应大学这种学术机构。随着时势的变化,大学的功能、发展方向会有相应变化,但其核心的本质,作为近现代大学孕育之初就形成的本质,任何情况下都是大学合理存在的核心价值。原民国大学与在台“复校”的大学有着源于同一母体基因的血肉联系。因此,从历史文化学、高等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出发,探究“复校”大学对原民国大学优秀传统的继承,以及在此基础上缘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办学经验,将能为大陆高校破解大学制度、大学精神建设方面所面临的困惑,提供一个具相同文化背景且具操作可能的改革参考范式。同时,把在台“复校”大学视为与中国近现代大学制度发展变化的一个紧密相连的关联整体,在注重因素分析与整体分析结合的前提下,作历史背景与现实背景的思辨探讨;并以其大学理念发展为自变量,发展的结果为因变量,用整体思维观比较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舶来的近现代教育制度诸遗产中,民国大学制度不仅现在看来仍具现代性,并呈现出某种精神指向的象征意义。其可贵之处在于:“西方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经过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作用和适应后……它在保持中国传统和世界大学制度互相接轨中,成功找到了平衡点。”[1]倘进入台湾这些“复校”大学的官网,在关于办学历史的表述上,无一例外能读到这样的文字:


台湾交大:“追本溯源,竹校盖亦前述交大血脉之嫡裔也”;台湾清华:“教育目标为:秉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致力培育德、智、体、群、美五育兼优,具备科学与人文素养的清华人”;“中央大学以‘松’为精神象征……松之四季常青,屹立挺拔精神,不断在中大延续,使得中大的校务发展蒸蒸日上,尤其南京母校历经一千四百多年淬炼的‘六朝松’,更象征了中大历史源远流长,蜚声中外”;政大则强调“本校自民国十六年创立,民国四十三年在台复校,其间虽经改制、迁校,但始终秉持‘亲爱精诚’的校训精神……和谐、自主、均衡、卓越之创校宗旨”;东吴大学于校歌歌词里明确“东吴旧誉,台湾继刱,圣道必弘扬”;这些含有丰富怀旧元素的表述,让人清晰感受到这些学校对过去大陆办学历史传统的尊重和传承意涵。纯从高等教育学的角度观察,1949年前的民国大学制度体系,从精神层面言,其实并未消失。诚如2009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南京大学演讲所言:“当时在大陆的名校校友到台湾来,一心一意怀念、爱护原来的学校,纷纷在台湾复校。但学校彼此之间绝对不是闹双胞、打对台,而是基于共同拥有的历史、校风,拥有的很多人才,在台湾跟大陆有一样校名、一样校史。”


通过对在台“复校”的原民国大陆大学教育发展历程、背景的观察,并求证其民国大学精神气质的遗传印记,同时将这个印记具体到学校内部能支撑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主之类的一系列制度设计或安排;以此从历史文化传统自然传承的角度,延伸并拓宽大陆学术界对原民国大学的关注视野。此外,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格局中,台湾与大陆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的脉络究竟如何,作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重要遗产的民国大学精神,在台湾有着怎样的承续或是流变?台湾以“复校”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发展,虽也处于所谓“战时动员状态”,但得益于大学与台湾主管当局实际存有一定的平衡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复校”大学在制订校内制度、明确办学目标等方面,仍体现了教育优先的原则。因受非教育因素的内外部折腾不多,故“复校”大学大都顺利度过了从草创到完整大学的进程,并在历史传承、本土考量和国际化视野过程中收获了较为丰富的教育发展成果。


就两岸大学言,中国大陆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可归纳成四个指标:一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二是提升科学研究水平;三是增加服务社会之能力;四是优化结构、办出特色,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应当说,得益于政府、社会和大学三方的共同努力,大陆高等教育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一些结构性的障碍仍未消除,如在大学内部,则存在:领导体制行政化、管理模式机关化、教学地位边缘化、学术风气庸俗化等与大学组织本质属性完全相悖的问题。如何改进,早期民国大学之遗产,是两岸大学共有的文化瑰宝,无疑有值得借鉴之处。故两岸大学如何以理性的文化反省态度,通过回眸与前瞻,善待两岸曾经共有的“民国大学文化”,寻找共同的文化反省之理性视角,传承与发扬其特质精神,为当前两岸大学的教育改革,建设世界一流高校的诉求服务。


不惮冗繁,写下以上文字。末了,还想说明一点,本书不是为专业学者提供专门学问,只为关注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发展史的人群,就某些通用问题,介绍个人思考。不当谬误之处,也期待同行学者不吝指正。


另,关于本书,特作以下说明:


一、本书观察对象的时限,民国大学的时间节点为1912—1949;台湾“复校”大学则从“复校”申请核准始,至完全恢复大学建制止。


二、为让读者了解台湾“复校”大学的完整进程,本书附了“复校”大学大事记。


三、在民国存续的时限内,对官方的称谓均以政府或具体部委的名称称之;1949年10月1日后,对台湾地方当局行政系统和其他机构的称谓采用公布的规范用语,部分因引用文献无法回避时,则加注引号,以示区别。


四、采用公元纪年。


五、注释采用每章后尾注。依次注明作者(编)、书(篇)名、出版社(期刊名)、出版(发表)时间、页码等项;多位作者(编著),一般列首位,后加“等”字;多次引用的同一文献,一般在引用文献处加注序号及对应页码。


参考文献


[1]许美德〔加拿大〕.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许洁英,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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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发端于晚清,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从1862年清政府举办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京师同文馆始,至1895年,陆续按西方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开办了26所偏“西学”“西艺”的洋务学堂。与鸦片战争后对西学的抵制不同,这个时期的教育改革因渐趋与西学接纳并对接的迹象,而折显出部分近代因素。当然,这些学堂的纯职业属性,显然还不是欧洲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制度,至多属于中等专门学校。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这所既为全国最高学府,又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国立大学,开学之初,不足100人。所招收的学生,均为五品到八品的官员和举人,学生在学堂内被称为老爷:因培养目标主要是官吏,加之现代化的课程设置极为有限,“在辛亥革命前,对他们的成就评价极低”。[1]故京师大学堂虽谓为近代中国大学制度的雏形,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真正意义上渐显端倪,无疑是民国成立以后的事情。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当日发布的临时政府第一号公告中提出: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完国民之志愿”。政体的改变及新政府所展示的与封建专制决裂的鲜明态度和行为取向,给民初高等教育践行欧美教育独立的思想奠定了良好的外部氛围,晚清政府钦定之“忠君、尊孔、尚公、尚武”的教育宗旨,因与共和时代的诉求明显相悖而被西方大学倡导之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等理念取而代之。尽管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草创之初,国家仍处在南北分裂中,加之受限于传统教育的惯性力量,以及经费不足、人才缺乏、内乱外忧、政治动荡等诸多因素困扰而步履蹒跚;然这个时期中国改革进程最顺遂、成效最明显的当首推大学教育。可以这样说,在民国诸多的教育遗产中,以大学教育的遗产最具现代性。所谓现代性,以为具体表现在于应首先尊重舶自西方的现代大学品格或特质的基础上,不特立独行,把教育与科研置于主导地位来设计大学的主体制度。因此,本章着重讨论:民国大学缘何能成为东西方文化良性融合的结晶体?中国缘何“只有在这一时期,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2]


第一节 起步晚但办学水准进步快的民国大学


从比较历史的角度观察,受限于文化传统,诸如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独立人格养成等价值观念,中国历史上一直较为缺乏。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这些文化资源伴随西学东渐之风才进入中国。但因是舶来品,西方的这些价值观念在中国遇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故把这种观念与实践相融合并付之运作的成功范式并不多见。相形之下,民国期间中国大学的制度设计及由此衍生的大学精神,似乎就属于较为成功的“个案”,而这也符合我们萌发公共记忆的基本前提条件。对此,加拿大比较教育学家许美德(Ruth Hayhoe)认为,尽管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中国的大学很难完全接受欧洲大学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思想,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学已经走过了对外来文化的适应和吸收阶段,这种情形与德国的学术思想和现代科学研究的双重作用下的美国大学在19世纪的发展状况颇为相似”,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知识自由和社会责任的大学办学思想”。[3]


其实,民国初年中国人开始创办自己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时,除部分外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外,并未弄懂西方的大学精神,办学动机中的国家功利主义仍占了较大成分,依然把大学理解为类似中国旧式国子监或翰林院一样培养官吏的行政教育机构,秉承信奉的教育目标还是学而优则仕之类。丝毫没有受到西方人所理解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精神的影响。如民国元年建立的北京大学(1912—1916年,北京大学是民国教育部直属的唯一国立大学),这所代表当时中国国立大学最高水平,堪称一枝独秀的学校,起先也乏善可陈,社会评价很低。“中国今日没有一个真正的大学。……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大,也不过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纸老虎。他的本科毕业程度,不但比不上德国的Gymnasium(中学),连法国的(也是中学)也还差得远。北大尚且如此,何况那些远不如北大的呢。”[4]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傅斯年也曾有过类似观点:“直到民国初年,大学只是个大学堂。民国五六年以后,北京大学侈谈学问,眼高手低,能嘘气,不能交货,只挂了些研究所的牌子,在今天看来当时的情景着实可笑……”[5]北大如此,其他国立大学的“幼稚程度可以想见……”(蔡元培语)。1934年,蔡元培先生回忆受令任这个“声名狼藉”的北大校长前的个人思想状态,所表达的顾虑就颇能说明当时北大的真实状况:


“友人中劝我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因为,“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和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进有妨碍的。”[6]


北京大学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起点,草创之初虽学潮迭起,校长更换频繁,校园内部极不稳定,但得益于民国元年颁发的《大学令》中第1款:“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的办学方针,其明确大学以教育为优先原则的法律定位,还是完成了中国早期大学现代化转型的使命。这一成果颇为难得。1915年,英文教授亚丹在课间很不经意地问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中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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