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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中华:章太炎与“五四”一代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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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再造中华:章太炎与“五四”一代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五四”百年,回望“五四”的先辈!

作者:陈学然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2-01

书籍编号:30568340

ISBN:978720815580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469343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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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研究论丛”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勇 王宁 王汎森 王兴康


汤志钧 坂元弘子 李国英 汪荣祖


陈平原 林少阳 罗志田 周振鹤


姜义华 桑兵 章念驰 葛兆光


傅杰 虞万里 熊月之

第一章 导论:新知识与旧传统的断续——章太炎与“五四”一代


一、章太炎之学思活动简述:从晚清至民初


章太炎逝世已逾八十年,而五四运动也即将迈向一百周年。以五四运动为时代的坐标或现代中国的起点,我们不难看见中国在这百年来是如何经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遭遇了千百年来未见的大变革。章太炎作为五四运动前的一代,他是如何掀起晚清十多年的革命思潮,而后又是如何影响在“五四”期间——从1917年至1927年这十多年间崛起的“五四”一代——从钱玄同、胡适、鲁迅到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发展。在变化急激的时代下,救亡的总方向、大目标又是如何使“五四”的一代跳出上辈人的思想框架,寻索一条在他们眼中看来是最切合时代需要的救亡之道?这些问题的诘问及思考,反过来也体现出他们对上代人学说思想的评价、总结以及对国家社会未来发展的思想蓝图。


不过,对于“五四”时期该如何划分,学界向来众说纷纭,本书于此也无意对之一一细作考究。[1]


很多时候,应该选取哪个时段或应该如何进行厘定,并不在于这些期限有多么的正确或错误,而往往取决于论者所执持的史观及其论述的出发点乃至言说的目的。准此,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论者最后想说明些什么问题。就本书而言,由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开始,到胡适倡扬“易卜生主义”、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开始鼓吹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批判旧传统,质疑权威,可谓拉起了新文学、新思想及新文化运动的帷幕,然后再经过1919年那个被看作是“狭义的五四”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的一连串思潮激荡,青年学生所表现的争取国家独立、个体自主,并以自发、自力的自由思想改变家国社会的精神,反过来也进一步把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使“五四”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和研究史中成为了现代史的一个重要思想革命时期;这个时期,便是本书所认同的“五四”时期,因为它有一个异于近代中国其他任何一个时段的独特氛围。我们可以这样说,不论是政治、社会、文化还是学术、文艺等各个领域,从各种言说、主张、理论、主义到行动、举措等,都可以说明这十年是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独特时期。


然而,上述所谓之言论自由、思想开放的时代特色,在1927年至1928年间的国民党清党、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厉行“党治”而全国进入领袖排除异己的“训政”时期而告终。一代国学大师、民国元勋章太炎在1928年也因为批判孙中山与国民党而被斥为“反动学阀”,受到国民党通缉。本书以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定义“五四时期”之鹄的,是要以之说明现代中国史上那个众声喧哗、百家争鸣而思潮奔放的时代特质,并由此说明章太炎与“五四”一代如何在社会大变动中由中心走向边缘,以及如何互换其地位,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但重心无疑集中于观察章太炎在这段时期里的各种学术活动及其与后一二辈人的思想互动。


要之,本书将要展现的是,章太炎在清末民初的思想活动,而这些思想言说甚或政治活动,一方面固然因应历史、时代、外力的各种挑战而产生,同时也是作为“五四”前一代人的章太炎如何因应“五四”一代的思想发展作出的反击而出现。由此,我们将可看见“五四”前后的两代人在现代中国发展进程中的思想交缠以及由此透视的异中之同、同中之异。本书以下先阐述章太炎在清末“排满”、民国建元以及“五四”等三个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想活动。


(一)“排满”时期章太炎之学思简述


在晚清十年那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步入壮年的章太炎(1869—1936)走进社会舆论中心,与孙中山(1866—192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蔡元培(1868—1940)等人引导着一个时代的新走向,成就其与孙中山、黄兴(1874—1916)齐名的“辛亥革命三杰”的荣誉,也被看作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而享誉后世。


章太炎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曾先后担任光复会会长、共和党副理事长以及袁世凯(1859—1916)总统府高等顾问、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等职。他也曾先后任《时务报》《苏报》撰述,创办及主编《民报》《大共和日报》《制言半月刊》等深具影响力的刊物。太炎透过《苏报》《民报》,以渊博湛深的国学素养辅翼“逐满”革命运动,也以革命派发言人与宣传家姿态向张之洞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发起挑战,在晚清知识界掀起思想革命。在晚清革命事业中,他曾有七度被追捕、二度入狱的经历,并因此而远避台湾和三度滞留日本。


在日本期间,他担任革命党机关报《民报》的主编工作,发表大量重要的思想革命文章,如《俱分进化论》《无神论》《建立宗教论》《箴新党论》《人无我论》《军人贵贱论》《〈社会通诠〉商兑》《五无论》《国家论》《四惑论》;并在舆论上发动猛烈的“排满”反清运动,发表了《革命之道德》《讨满洲檄》《答铁铮》《中华民国解》《定复仇之是非》《排满平议》《驳神我宪政说》《答梦庵》等。同时,他也发表了“倒满”成功后新建民国政体的构想,如《代议然否论》。刊在《民报》的系列文章,奠定了他作为革命宣传家的重要身份。然而,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除了他的政论文章外,还见于他在回应世变和重建国家的过程中,如何透过一国固有之学——“国学”的宣扬以表现其思想的主体性及其深刻的思想价值。[2]


太炎在进行政治宣传或活动时,办起了“国学讲习会”,讲授中国语言文字学、文学、诸子学、典章制度、佛学、《说文解字》《尔雅》《庄子》《楚辞》,并又分别撰成《庄子解故》《小学答问》《文始》《齐物论释》诸书。这些中国固有之学被章氏统称为“国学”。然而,太炎对“国学”具备现实社会政治的意义的理解,或由此而构成的学术经世思想,乃受启发自1906年滞留日本期间接触到的近代日本国学概念。在章太炎的宣扬下,包括语言、文字、历史在内的一国固有之学,在当下生活场景产生出革命力量和批判强权的意义,发挥出救国救时之用。太炎一再强调“学亡而国亡”的观念,视国学为立国之源泉与根基,也把国之能否自立,或生存于世寄托在国学兴废的前提之上,直言“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他呼唤人们复兴国学,否则就会影响国家之存灭。[3]那么,发明一国历史之独特性和守护一国之粹,都是让国家民族得以独立、自主和有尊严地生存于世的重要条件。


从太炎掀起思想革命“逐满”复国,又或者是借国学之宣扬以辅翼“排满”行动、瓦解皇权帝制、创建共和国家再到北伐前后十数年里他参与的护法运动、联省自治运动等以图重造共和之梦,都反映了他种种建基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学术研究,结合起对西方文化与政治的观察,清晰地反映了他“再造中华”的宏大理想。


太炎所要再造之“中华”,于清末而言可以理解为重新恢复汉人主权,让各民族拥有平等、自主的生存条件。“排满”兴汉的行动,追求占绝大多数的汉人“种族”在华夏土地上不再被少数的满洲异族欺压。太炎透过血统、人种来定义中华,凸显华夏与夷狄之高低、文野之别,强调汉族的优越性及民族主权的合理、合法性。除了血统、文化有所差异外,太炎的“中华”还有其地理上的界定。他在《中华民国解》中指陈的中华,最初是指以“华山”为中心的地理空间:“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但这一国名实际上也因为人种之故而包含“种族之义”。太炎在这篇文章中以“华”为“国名”而以“夏”为“族名”,否定“中华”为一“文化之族名”,强调“中华”是“地域之国名”与“血统之种名”。


太炎的论述是要抨击杨度《金铁主义说》一文里的持论:“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太炎不认同杨度从文化民族的角度视满族为中华民族一分子,坚持“必以多数之同一血统者为主体”,认为满族是以少数殊族强权统治占绝大多数的汉族,满族不但拒绝和汉族同化,并且沿用“首冠翎顶、爵号巴图鲁者”之夷礼,处处显露两种不同血统的分野,反使优秀的汉族文化“当退黜与夷狄等耳”,使文野“立于对峙之地”。鉴于满族断绝同化之道,不但不受汉族“同化”“抚治”,反而欺压、“陵轹颠覆”汉族主权——“以寇之道而据我寝宫,入我床笫”,故就汉族而言也必须群起反抗。


对于一个比汉族概念后起、但在意涵上更为广阔,并且融聚更多不同的民族于华夏大地的“中华民族”而言,满族也没有以平等的民族文化政策让大家融入中华民族,故中华民族当前仍没有文化聚合之意味,中华民族未能说有其“文化之族名”。太炎也指出:“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同一血统为主体。”但当前情况是,异族以少数人入侵中华而陵轹占绝大多数之汉人,既喧宾夺主,亦以强权暴虐汉人。故此,太炎反对以“文化之族名”理解中华民族之意涵,拒绝把欺压别族的满族纳入中华民族之共同体中。[4]


由上观之,“中华”一名,在古代的历史发展中由没有清晰的地理、国界概念而偏重于文化中心的意涵,到了“排满”风潮正盛的晚清革命家手上反凸显其地理、国界之名,同时也着重其相对褊狭的血统、种族意涵。在章太炎的思想框架下,只有各个种族之间是在彼此相互尊重、平等互待前提下凝聚起来的时候,才能以文化聚合之理由定义民族。这时候的民族,没有强种以强权压抑其他弱族,民族内部因此才具有实现文化融合、齐一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中华民族”才能有其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族名。


在晚清十数年的“排满”革命中,“中华”一词往往会容易被人理解为汉族的同义词,同盟会革命纲领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语,也容易被理解为悉数驱除满洲人。同样,章太炎“排满”革命语境中的“逐满”、贱种、强虏之语也让人以为他带有狭隘种族之观念。但是,当仔细阅读他的文字时,又不难看出他有追求民族间平等互待的一面。这种分野犹能从“排满”之当前行动以及“排满”成功后再造中华的差异之间见出。就前者而言,太炎基于眼前“排满”行动而必须强调汉满在血统上之差异;但是,在“排满”成功后该如何再造中华以成一个民族多元但政权统一的国家民族——中华民国的时候,太炎则倾向于包容满族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犹有进者,太炎也基于“排满”兴汉以抗列强的思想趋向,追求建立一个强而大的国家自保疆域,甚至是如论者所说的从“文化关系的亲疏和列强的态势为根据”,[5]借以恢复汉、明二代的郡县、行省以及“同化于吾”的西藏、回部、蒙古的中华版图。


太炎于晚清时期“排满”反清革命中主张驱逐异族,是其见中国在甲午战败后国运多舛的情境下为“再造中华”而踏出的第一步,有其沿袭历史传统下封闭排外的华夷之辨思想因素,同时也有进一步重建汉人主权、建立中华民国以及对抗帝国主义欺压的多元建国主义色彩。由此,“中华”意识与“春秋大义”攘夷、严种性的华夷之辨思想传统有关,致使再造之中华在晚清时期的革命语境里,所表现的是驱逐满洲强权以恢复汉人主权的政治主题。这一政治意识之构成或趋向强烈,与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饱受包括黄种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欺压而必图自强的思想息息相关。但是,基于其多元建国主义所追求的民族平等、文化融合的理念下,华夷之辨被章太炎用以区分满汉之别后反过来也被其用作批判满洲如何以“野”欺“文”、以“夷”压“华”的不正当性,进而强调新创之国要实现民族文化融合与平等互待。


承上,太炎认为当前之“排满”行动其实并不是针对一般的、普罗的满族人民,“所为排满洲者”乃为针对那些占少数的专权统治者。用太炎之话说即是,所谓“排满”是出于满洲强权“覆我国家,攘我主权之故”。[6]他在《复仇是非论》一文中指出,“排满洲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强权矣”,表达了“排满”革命的目的是要维护自身民族的主权,[7]展现其亟欲恢复汉人主权的民族主义;所打破者不但是颟顸无能的清朝政权,同时拆解专制皇权以建立属于全体国民,并且具有独立主权、不受西方帝国主义控制的共和政体国家。这点是太炎再造中华的思想要旨所在。


太炎之“排满”反清既然是为了维护自身民族的主权,那么,他笔下的民族主义就不是以排外仇外为其思想旨归或学说的终极关怀,反而是要借国人爱国心之兴起以凝聚民族国家的意识,再以此抵抗强权强国的不公平对待,进而解放其他被强权压抑的国家国民。从“排满洲即排强种矣,排清主即排强权矣”之论述可见,“排满”甚至可以看作是太炎排强权的过程与手段所在。强权既不限于满洲,在近世更是见于环伺中国的帝国主义。那么,用以鼓动人心的民族主义在时人改造国家时既是革命、光复思想的动力、源泉与武器,反清“排满”的行动反过来也使它得以滋长和发展。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8]清晰表明民族精神或民族主义在章太炎乃至晚清革命家的思想底层里,并不只能铁板一块地将之理解为狭隘种族主义,它还有更深层的一种以西方帝国主义为批判对象的强国救国思想追求。


太炎的民族主义本身,是一种联合弱势力量以对抗强权的思想武器与手段,让弱者在互相联合和彼此援助下共臻独立自由之境。太炎造就民族主义爱国心的论述,反映其再造中华之国家意识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其言曰:


处盛强之地,而言爱国者,惟有侵略他人,饰此良誉,为枭为鸱,则反对之宜也。乃若支那、印度、交趾、朝鲜诸国,特以他人之翦灭蹂躏我,而思还其所故有者,过此以外,未尝有所加害于人,其言爱国,则何反对之有?爱国之念,强国之民不可有,弱国之民不可无。亦如自尊之念,处显贵者不可有,居穷约者不可无。要以自保平衡而已。[9]


在中国危急存亡之秋,倡言爱国之心与自尊之念无疑是救国救时之良方。相反,对于欺压中国、印度、朝鲜的日本、俄国乃至欧美诸国,他们的爱国之念、自尊之心反是助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思想要素。由此可见,太炎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既有“排满”革命话语,也不流于只针对个别种族的欺压问题而兴起的对抗运动,它同时还有超越国族以排除西方帝国强权,解放一切受压迫之弱国以恢复其主权,获得平等对待权利的一面。这是一种追求国与国之间“自保平衡”的平等互待关系,并各以对方主权为重的思想实践。


职是之故,当满洲还我主权而接受汉族的独立平等地位和主权时,则在平等互待的前提下,满族人民可以超越强弱种族的畛域而与汉族同样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在《致留日满洲学生书》中进一步阐释其民族革命的理念,强调“复我主权”的目的在于求汉族“勿令他人攘夺”,光复行动也不是要“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汉族军民不会效法清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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