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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历程与相关的内容。

作者:王立民,洪佳期,高珣等编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8-01

书籍编号:30568341

ISBN:978720815993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634015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法律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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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们国家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所展开的这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当代中国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一变革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从此阔步展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开创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变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成功道路和制度体系。这不仅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而且为人类社会走向美好未来提供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道路和制度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我国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重要历史关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实践。比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宣传思想、文化文艺、新闻舆论、网络安全、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作出战略部署;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探索特大城市社会治理新路;实施精准扶贫,持续改善民生;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制度治党、管权、用吏;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等。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再次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是产生原创性学术思想的源头活水。原创能力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竞争力,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点、着力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要形成自己的特色,提出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就必须扎根中国大地,以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为研究起点、研究对象,把70年来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成就讲清、经验阐明、逻辑理顺、道理论透,在解读中国实践中孕育学术成长、构建中国理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要勇于进行学术创造,从自己的学术视角来认识、研究、总结这一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和伟大实践,阐明独到见解、提出独创学说、提升原创能力。


凡学必有史,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提升中国学术的原创能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要坚持以史为纲、论从史出,才能厚植学术根基,真正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以史为纲”。中国的学术必须真正深入到中国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的基本史实,才会具有厚实的根基,才会孕育真正的自信,才会形成真正的中国学术。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各个学科分类的史学研究,做到以史为据、史由证来,形成一系列专门的“史著”,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厚重的史学支撑。要坚持“论从史出”。史实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更是检验学术的标准。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都要努力从扎实的“史著”出发,从不同的学科视角依据历史史实、遵循学术规律,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提炼出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标识性概念,形成体现中国学术原创能力的“论著”。


2017年,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下,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办公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启动实施了上海市“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研究。本系列研究坚持“以史为纲”“史论结合”,在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奋斗历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基础上,系统研究、辩证揭示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总结经验,前瞻未来,为更好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强大精神力量。两年来,承担系列研究任务的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上海多所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辛勤工作,始终坚持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以重大问题为导向,以历史研究为支撑,尊重学术规律,弘扬学术精神,追求学术精品,形成了一批既客观准确描述历史,又具有扎实学理基础的学术论著,汇编成这套“上海市纪念新中国成立70年研究丛书”,呈现了上海社科理论界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应当具有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是上海社科理论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之作。


是为序,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徐炯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是中国法制史的学术史(史学史)中的断代史,集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历程与相关的内容。其中,包括了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作者、发展阶段、研究机构、学术争鸣等一些关键内容。目前,这样的研究成果鲜见,算是为中国法制史研究大厦添砖加瓦了。


《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一书是我主持的2017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三大系列”课题“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2017BHB013)的结项成果。2017年,我和团队成员敢于申报这一课题,是因为已有一定学术积累,有一些中国法制史学研究的成果为基础。主要分三大类:第一类是公开出版的著作。主要是由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撰写并以著作形式公开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有:《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以历史古籍为中心》[1]《中国近代法制史学史研究》[2]等。第二类是公开发表的论文。其中,主要是我本人发表的论文,包括:《中国租界法制研究的检视与思考》[3]《中国地方法制史研究的前世与今生》[4]《中国唐律研究三十年》[5]和《中国法制史学史三十五年》[6]等。第三类是硕士学位论文。由我指导的一些硕士研究生把中国法制史学作为研究对象,写成硕士学位论文。其中,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与反思——以大陆地区论文为中心》[7]《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制史学研究——以大陆地区著作为中心》[8]《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法制史学研究——以大陆地区论文为中心》[9]《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法制史学探究——以大陆地区著作为中心》[10]《晚清中国法制史学探究(1840—1900)——以中国大陆地区研究为中心》[11]《上海法制史学研究——以中国大陆地区著作为中心》[12]《中国法制史学研究(1949—1978)——以中国大陆为中心》[13]等。有这三大类研究成果为基础,再进一步全面、系统研究“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课题,就心中有底,充满信心了。事实也是如此。本课题的研究比较顺利,能够按时完成,离不开这些前期成果的积累,也离不开以往打下的研究基础。


本书以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为核心,重点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法制史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研究资料以公开发表、出版的论文、著作为主,可信度比较高,以此为基础得出的结论也会比较可靠。


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就是中国法制史学70年,也是中国法制史的学术史70年。通过这一研究,进一步深刻领会了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法制史有其积极的意义。第一,有利于较为系统、全面地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法制史的研究状况。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目前还缺乏系统、全面的总结,鲜有这样的成果面世,以致大家对这一家底不是十分清楚。通过本课题研究,可以较为系统、全面地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法制史的研究成果,较为客观地反映其成果与成就,以便后人的研究有的放矢,进一步推进中国法制史研究。第二,有利于探索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法制史学演进的规律。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法制史的研究道路曲折,改革开放40年来,这一研究才突飞猛进,其中存在自身的演进规律。从大量史料与现象中,可以去伪存真,探索其演进规律,以便今后遵循这一规律,大力推进中国法制史研究。第三,有利于推动与海外的中国法制史学术交流。中国法制历史博大精深,同样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也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的研究成果可以显示出国内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现状,与海外学者进行必要的学术交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第四,有利于凸显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有过挫折,但各条战线从总体上来说,都在进步,改革开放以来,这一进步更大。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从一个学术史的角度来凸显新中国在法学、社会科学中取得的成就,从而印证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不凡的进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巨大进步。可见,研究70年中国法制史学具有多重意义,这一研究十分有必要。


本书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以时间为序,集中反映了这70年中,纵向的中国法制研究产生、发展情况。其中,又可分为两个板块。第一板块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板块。在这30年中,法律虚无主义占据主要地位,法学研究遭到抑制,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因此,那时的研究队伍弱、研究成果少、学术含量低。第二板块是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板块。改革开放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法学研究的春天来了,中国法制史学的研究也是如此。此时的研究队伍壮大,研究成果丰硕,学术含量大增。此时的研究状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中最好的,也是全世界中国法制史研究状况最好的时期。可以说,中国法制史研究的世界中心又回到了中国大陆,令人振奋。下编则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专题研究部分。其中的内容由7个专题构成,时间跨度是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但主要集中于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下编是对上编的补充和细化。如果说,上编的内容是一种横向、宏观的表达,那么下编的内容则是纵向、微观的表现。横向与纵向、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更能系统、全面地重现中国法制史研究70年的面貌。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与大家一起做了大量细致、有效的工作,其中包括收集资料、进行调研、咨询研讨、梳理归纳、理论研究等。这些工作都花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大家都不辞辛劳,认真完成,为本书的最终出版,创造了条件。在此,对每位成员表示最为衷心的感谢!


文稿虽然完成,著作也已草成,但其中仍会有不足,特别是资料的收集,难免挂一漏万,出现疏漏;另外,理论的提升还欠火候,功力还有不足。这些都有待于日后弥补与提高。


王立民于华东政法大学


2019年4月28日

上编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中国法制史学


近代史学家金毓黻对于史、史学和史学史三者的关系曾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史”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沿革、变迁;“史学”是指对前述研究的总结,分析人类社会变迁的机理所在;“史学史”则是对“史学”的总结,以明白史学研究变迁进化的因果关系。[14]


由此观之,中国法制史学研究之目的,是通过研究历史上的法律制度的存在、运行和变迁,去探求它们存在、运行和变迁背后的机理,以及它们的存在、运行和变迁与中国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问题。


与中国法制史学以历史上的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不同,中国法制史学史所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法制史学本身。它所研究的,是中国法制史这一学科发展变迁的过程。这里的“学术史”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学科发生、发展、演进、变迁的客观历史”,第二层意思是指“对学科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和客观历史进行的述说和编纂”,第三层意思是指“对这种述说和编撰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观念和条件进行的反思和解释”。[15]


本章研究的是1949年至1978年间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学术史,在目前的中国法制史研究中,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比较薄弱,对这一块中国法制史学学术史的研究有助于填补空白,厘清中国法制史学发展脉络。同时,这一时期的有关中国法制史的论文和著作散佚比较严重,研究人员的研究情况也不甚详细,通过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整理出一个这一时期中国法制史的论文著作目录,整理清楚研究人员的研究情况,为以后的研究打下基础。


第一节 1949—1978年的中国法制史学发展阶段


1949年至1978年,是中国法制史学学术史上的一段低潮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波动,中国法制史学也经历了许多跌宕浮沉。这一时期的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至1966年与1966年至1978年的两个阶段。


一、1949年至1966年阶段


1949年至1966年这一阶段,随着和平的来临,社会经济恢复发展,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政策的提出,中国法制史学发展得到了一定的有利条件。在研究成果方面,这一阶段出现了数量较多的成果;在教育方面,中国人民大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法制史研究生,充实了中国法制史研究的科研实力,各大院校都编著了中国法制史教材和讲义,推动了中国法制史学知识普及。然而,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阶段的中国法制史学,在时局变化的影响下,发生了许多变化。


在新中国成立前夜的1949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指示,在解放区内全面废除国民党的旧法律制度,要求各级司法机关要以“蔑视和批判”的态度,去批判国民党政权颁布的“一切反动法律、法令”。[16]于是,一场批判旧法的运动迅速展开。这场运动使包括学术界在内的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对旧法的态度产生巨大变化,批判旧法成为中国法制史的主流观点。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了不少批判旧法律制度的文章。它们批判旧法律制度是“反人民的反动法律”,认为这些法律“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17]这种批判尤其表现在对近代法制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南京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的研究上。在这批判浪潮下,当时的中国法制史学没有辩证地看待旧法,把旧法律制度中一些进步的、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法律制度和原则同它们的本质区别开来。在批判旧法律的同时,主张法律的继承性的言论也被当作“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进行批判,它们认为,法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不能继承的”。[18]这些观点对以后的中国法制史学研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批判旧法的同时,建立在旧法基础上的旧法学也遭到了弃置,旧法学著作遭到批判,传播受到限制。民国时期的法学家或是失业,或是被迫改行从事其他研究,部分民国时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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