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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文化与诗学:文艺美学与现代转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李春青,赵勇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9-12-01

书籍编号:30577928

ISBN:978756759879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746489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文化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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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教与美育


博雅:中华美育关键词——以《文心雕龙》为中心


李建中 李远[1]


【摘要】“博雅”是中华美育的核心关键词,博者大通,雅者正也,刘勰的“博雅”观是博观雅正,集中体现于《文心雕龙》一书。刘勰提出“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通过“六观”之法,建立起对文学文本全面客观的认识。其思想对同时期的书画理论及艺术审美产生深远影响,也为当下培养通识型人才提供了思想资源。刘勰以具有“雅正”特点的儒家经典作为“博观”的对象,将“悦读”经典的理念贯穿其中,在情、智、行三个方面对阅读者产生影响。通过“博观”和“悦读”经典,培养具有君子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大通之才,这是中华美育的目标和追求,与西方博雅教育理念亦有契合之处。


【关键词】博雅 文心雕龙 君子


谈到“博雅”这个关键词,我们就不得不谈到“博雅教育”。对于“博雅教育”,学界一般认为这是一个西方概念,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的术语eleutherion epistemon 和古罗马术语artes liberales以及 liberaliter educatione,其意义是面向自由人阶层的教育。中世纪时,博雅教育的观念被概念化为“七艺”,到十六世纪时,英文形式的liberal education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教育观念。至二十世纪,其语义更偏向“自由教育”。


中华美育即通过中华民族的审美与艺术传统,培养具有完整人格的人,这与西方的博雅教育有共通之处。当我们回头审视中国古代美育思想时,不难发现,“博雅”作为中华美育的关键词,一直存在其中,并逐渐成为中华审美教育的传统。中华美育的重要目标在于“成人”,那么,“何以成人”与“以何成人”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其实,无论是儒家的“依仁游艺”,抑或是道家的“乘物游心”,其核心均指向“博雅”。刘勰的博雅观是“博观雅正”,集中体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充分认知和理解《文心雕龙》中的博雅思想,发挥其在中华美育中的独特功用,对当下的博雅教育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一、圆照之象,务先博观


《文心雕龙》中记载了魏武帝对“寡闻”的看法:“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2]所见不博,则所写之文经不起考证,那么就无法创作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由此可见文学创作中“博”之重要。对于“博”的含义,《说文解字》曰:“博,大通也。从十尃。尃,布也。亦声。”[3]《庄子·逍遥游》曰:“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4]没有厚积之水,大舟只能独自倾覆沉沦。无独有偶,在进行审美活动时,倘若我们对审美对象没有清晰的认识,就会陷入认知的偏差和错谬。为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刘勰提出了“博观”之法:“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5]对于审美对象,只有通过不断的观察和学习,阅尽千帆,方可知解其中深意。刘勰在《神思》篇中说:“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6]造成文思迟缓或敏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是否“博观”。没有深厚的积累,就无法形成迅捷的文思,也写不出深入人心的作品,因此,刘勰认为,“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7],才能认识事物的本来面貌。博雅之士,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才会“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8]


为了达到客观认知文学文本的目的,刘勰又提出了“六观”的方法:“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9]刘勰认为,通过对文体、文辞、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表现手法的运用、事类的运用和音律六个方面的全面考察,读者就能洞悉文章的意义之所在。


刘勰的博雅观不仅仅体现在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中,还体现在其思维方式上。刘勰在进行文学批评时,采用的是“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文心雕龙·序志》)的思维方式。采用这种思维方式的原因,在于前人的思维方式大多存在“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文心雕龙·序志》)“东向而望,不见西墙”(《文心雕龙·知音》)的弊端,因而无法对文学史进行整体观照。有鉴于此,刘勰认为文学批评应当“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文心雕龙·序志》),在体系和逻辑上要“敷理以举统”,“笼圈条贯”(《文心雕龙·序志》),以“圆照之象,务先博观”(《文心雕龙·知音》)为方法,以“弥纶群言,研精一理”(《文心雕龙·论说》)为目标,对文学文本做细致全面的考察,同时还要“统其关键”,“管其枢机”(《文心雕龙·神思》),做到“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文心雕龙·总术》),从而把捉文学理论的根本规律。


刘勰的“博观”理论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当时与后来的绘画创作。与刘勰同时代的谢赫,在绘画领域中提出了“六法”理论:“虽画有‘六法’,罕能尽该;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置位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10]可以说,谢赫的“六法”理论,是中国绘画理论上较为全面、详尽的创作准则。李泽厚、刘纲纪先生认为,《文心雕龙》影响了谢赫的“六法”[11]。“六观”与“六法”均强调博览典籍,充实自我,学以致用,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唐代王维的《山水诀》也受到了刘勰的影响:“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图,写百千里之景。东西南北,宛尔目前;春夏秋冬,生于笔下。”[12]要在“咫尺之图”上呈现百千里的景象,唯有“博观”。只有切身体验大自然,才能于方寸间绘大故事。北宋的郭熙则是一位深切贯彻“圆照博观”思想的绘画理论家,他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说:“欲夺其造化,则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饫看,历历罗列于胸中,而目不见绢素,手不知笔墨,磊磊磕磕,杳杳漠漠,莫非吾画……”[13]“饱游饫看”即“博观”,只有遍历山川草木,才能成竹于胸,达到“神与物游”的境界,从而真正领悟到绘画的奥义所在。在“博观”的基础之上,才能达到“圆照”的状态,郭熙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缈。”[14]只有通过对无数山川做细致的观察,才能得出对高远之山、深远之山和平远之山的普遍认识,从而达到一种“圆照之象”,获得“江山之助”,创造出细腻而富有感染力的作品。清代学人廖景文在《罨画楼诗话》中说道:“我辈才识远逊古人,若踞蹐一隅,何处觅佳句来?”[15]想要获得刘勰所说的“江山之助”,不遍历风景、饱览群书,是无法达到的。


文学创作需要“博见”,成人亦是如此。想要成为“大通之才”,“博观”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孔子可谓是最早实践“圆照博观”思想的教育家,他从不限制学生学习的内容,而任其自由发展:“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6]与此同时,通过“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之学来促进学生的全面成长与进步,以礼教化,以乐冶情,以射强身,以御健体,以书明史,以数明智,从而建构起完备的教育体系与内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庄子·天下》篇中,庄子认为“道术”裂变为“方术”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情。“道术”是体察宇宙万物之理的大道,“方术”则“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17]。然而,在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现状下,知识分子成为了《庄子·天下》篇所说的道术裂变为方术之后的“一曲之士”,学生也受到分科思维的影响。当下,大学教育对于培养通识型人才提出了具体要求,不仅重视智育,同时更加重视美育的功用,一改往昔只注重培养专业型人才的观念。为此,广泛涉猎、进行跨学科研究是培养专业型人才的必由之路,刘勰的“圆照博观”思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对通识型人才的培养模式指明了方向。


二、典雅者,熔式经诰也


“博观”是刘勰所推崇的方法,那么,“观什么”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观什么”这个问题,刘勰提出“宗经”的观点:“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18]只有从经书中学习,才能明事理,体万物,获得永恒的道:“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19]这些经书所表现出的一个集中特点,就是“雅”。《毛诗序》中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20]所以,《诗经》中周王朝的正声雅乐便被称为“雅”,具有教化人心、宣讲王政的作用。刘勰说:“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21]在刘勰看来,符合儒家经典思想的文字,可以称其为“典雅”,值得去阅读和效仿。雅正的语言也是文章无穷无尽的来源:“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22]刘勰提倡阅读具有“雅正”特点的儒家经典,同时也提出了他所反对的文章风格与特点,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反对新奇诡异。他在《序志》篇中说:“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23]一味求新,反而无法将经典中的思想正确表达,从而破坏文章的体制,从而对读者产生误导。以诗歌为例,刘勰强调“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文心雕龙·乐府》)。但是,刘勰不是完全反对文章求奇,他反对的是“摈古竞今,危侧趣诡”[24]的新奇。其二是反对“为文造情”。《情采》篇云:“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25]刘勰推崇“为情造文”,提倡吟咏情志的率真文章:“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26]所以,《诗经》的文风为刘勰所推崇,就在于其有性情而讽其上。如若“为文造情”,则会“繁采寡情,味之必厌”[27];其三是反对缺乏“风骨”。刘勰认为:“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28]我们常说“建安风骨”,是因其诗歌中语言明朗骏爽,遒劲有力,感情充沛。如曹孟德《龟虽寿》一诗,表现其老当益壮、胸有大志、惜时奋发的雄壮之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文章若缺乏风骨,则会“振采失鲜,负声无力”[29]。在明确刘勰反对文章风格的三个方面后,我们会发现他强调“雅正”的意义之所在。对于审美教育而言,经典阅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从经典中,明白事理,练达人情,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如果文本选择出现偏差,则会对阅读者的价值观念产生错误的引导,从而影响其一生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因此,倡导经典阅读,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都具有明理教养的重要作用。


所以,要培养具有完整人格的人,必须满足三个要求。一是“博观”,此为馈贫之粮。二是阅读经典,且需要从小进行训练:“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30]然而,审美教育不仅要做到阅读经典,更需要“悦读”经典,这也是中华美育的第三个要求。如果说“阅读”经典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行为,那么“悦读”经典则是一个主动探索的行为。从“阅读”到“悦读”,化被动为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博雅教育的内涵,即所谓的自由的、自足的教育。“悦读”经典也将在情、智、行三个方面对读者产生深刻的影响。第一是“情”,带着情感去阅读经典,体悟作者的意图,从而更好地领悟和体会古代圣贤“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1]的远大理想和抱负。与此同时,阅读经典的过程中,以经典陶冶性情,逐渐向“文雅”的君子形象靠拢。第二是“智”,在经典阅读的过程中,深化对文本的认知和思考,从《论语》中学习“仁义”思想,从《老子》中体味“无为而治”,从《孟子》中感悟“民贵君轻”。经典中的智慧,不仅适用于作者们所处的时代,更适用于当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里,找到心灵的栖居之处。第三是“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32]。阅读经典后,不能只有感悟,还需要在生活实践中身体力行,做到“知行合一”。例如,对待伤害自己的人,不应“以怨报怨”,而应“以直报怨”[33],才能做到“谦谦君子,温文尔雅”,这与博雅教育所提倡的培养绅士的宗旨相吻合,也是当下博雅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


因此,“雅正”是经典作品中所体现的风格特征,同时也是悦读经典之后所应该达到的目标。通过主动地、广博地阅读经典作品,才能体现审美教育的功用之所在。


三、知音君子,垂意国华


“人”这个关键词,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据统计,《全唐诗》收录的诗作计48900余首,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是“人”,共出现了39195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充分肯定人之为人的重要地位:“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34]如果我们观照整部《文心雕龙》,会发现其对于文学理论的阐发,很多都是借助文学创作者来实现的,其核心关键词也是“人”。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在感叹“知音其难”时,列举了“知音者”常犯的三种错误:文人相轻,贵远(古)贱近(今),信伪迷真。这些都不是刘勰所推崇的“人”,他所推崇的“人”是“君子”。而中华美育的目标,就在于培养具有君子人格的人。


如果我们阅读先秦以来的典籍,会发现君子的人格内涵,主要体现在“博”和“雅”两个方面。中国古代对于“君子”的首要标准,就是博学。《礼记·中庸》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35]《论语·雍也》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36]《礼记·儒行》云:“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37]《礼记·曲礼上》记载:“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38]拥有广博的学识,对事物都有所认知和了解,是君子必备的能力。同时,君子也应当具备“雅”的特质。在这里,“雅”具有两层内涵。一是君子应当表现出仪表端庄、行事严正的威仪。《论语·学而》曰:“君子不重,则不威。”[39]《史记·孔子世家》云:“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40]二是君子应当具有“文雅”的特质,《诗经·小戎》中说:“言念君子,温其如玉。”[41]《论语·里仁》云:“君子怀德,小人怀土。”[42]谦谦君子,温润如玉;重德重仁,端庄威严。君子的形象在儒家典籍中十分具体,对当下审美教育培养具有君子人格的人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学理论著作,认为博雅之士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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