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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论家:个体与亲亲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孙向晨著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9-11-01

书籍编号:30577934

ISBN:978756755131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687155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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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辅文


谨以此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


近些年,“家”的问题隐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话题。应该说这纯粹是一个中国哲学传统的论题,检视西方哲学的文献,相关的哲学论述少之又少。为什么这个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屡屡被作为负面现象的“家”,在经历了一百年之后,又渐趋成为中国哲学界一个不可回避的论题?这远不止是一个话题的再现,更昭示了中国哲学界对于自身文化传统的一种新姿态。中国哲学已不像冯友兰先生讲的那样,将中国历史上的学问,以西方所谓哲学之名目者,选出而叙述之。“家”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自主论题的再次出现,意味着有了一种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新框架。


“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扮演的角色,绝不是一个社会组织的概念所能涵盖的。不仅像人类其他文明一样,“家”是人类繁衍的一种基本机制;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具有一种本体论地位,基于“家”而延展出一种蔚为大观的文明。因此,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家”,不回避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要让哲学真正面对自己的生活,由此我们才能谈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家”作为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模式才有可能站得住。这是我们重新理解“家”之问题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现代中国要全面回归到传统的“家”文化,现代文明尊重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权利与尊严,视每一个“个体”为自主的主体,“个体”成为人类表达对自身尊重的最基本单位;故而现代文明尊重人权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是文明进步的应有之义。这是现代个体主义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在尊重“个体”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生存样态远远不是个体性的,“个体本位”的种种“消极后果”在现代世界已展露无遗。单纯“个体”的生存无疑会有一种自我萎缩,其意义体系则有一种塌陷的危险。“个体”需要自己的情感生活,需要自己的“伦理生活”,需要自己的“意义体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支撑“个体”最源初的情感无疑是“亲亲”,经过一系列环节的递进,最终达致“民胞物与”的境界。这既不是希腊式的“爱欲”(Eros),也不是基督教式的“圣爱”(Agape),而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亲人之爱”,并由此推展出“仁民而爱物”,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一向强调“道不远人”的具体体现。


王国维在追问中国文化传统奠基方式的《殷周制度论》中,以“亲亲”与“尊尊”来总结殷周之际的大变迁,以生活中最为切近的经验“亲其所亲”与“尊其所尊”作为周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的两大根本性原则。“亲亲”在现代世界中依然有其深厚基础,有其顽强的生命力,而“尊尊”作为一种等级性观念,在现代世界则失去了某种正当性。“个体”的“平等”原则,早已成为现代世界的浩浩大势。因此,今天的中国,我们主张以“个体”与“亲亲”替代“亲亲”与“尊尊”。传统文化以“亲亲”与“尊尊”的结合,形成古典中国的礼制文教。在现代世界则需要对传统有所“损益”,以“个体”与“亲亲”相结合,形成现代中国的“公民文教”体系。因此“现代文明”与“文化传统”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双重视野”,在其背后折射的则是“双重本体”。这也正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泰西通商以后,修齐治平之“道乃出于二”。虽然王国维认为由此“国是混淆,无所适从”,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再次复兴绝对离不开现代文明的洗礼,在此聚焦的“家”概念也离不开现代“个体”的中介。由此,中国文化传统才可能具有全球与未来之意义。这正是本书所持的基本立场。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以“亲亲”为基础而衍生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系列条目,构成了我们生存的意义世界。“修齐治平”在现代世界转化为“个体-家庭-国家-天下”的结构。“个体”作为现代世界的基础,关于它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隐含着“个体”前提的论述更是不计其数;现代国家是政治学论述的主题,它支撑起整整一个学科的研究;在现代国家之上则是所谓的“国际社会”,现代世界体系的研究流行于世,中国学者则提出“天下”的概念,新天下主义也正呈现出欣欣之势。在所有四个环节中,唯有“家”的问题在学术界与思想界依然有些落寞,而“家”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支柱性观念。只有敢于直面现代世界中“家”的问题,中国文化传统才有可能在现代社会得以复兴。


由“亲亲”而积淀为德性之始的“孝”,由“孝”而支撑起“家”,“在家”的温暖是“个体”在世界之中存在最基本的保障,而“天下一家”更是人类生存最美好的愿景。“家”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基本路径,“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意义非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传统“家”文化在现代中国衰落之始,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高扬“个体”而批判“家”的文化传统。看上去,批判的只是一种组织形态的“家族”,但掘断的却是一种根本性的价值形态。今年正好是“五四”一百周年,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细究学理,固然是两个概念,但“五四”运动无疑更加重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面向,并形成我们今天所接受的遗产,所以,我们还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并称。今天再来反思新文化运动的遗产,那就不应只是简单地坚持抑或反对新文化运动;而是要在哲学上重思新文化运动的前提与预设,指出其合理性与局限处,重建中国文化自我理解的构架。我们要懂得以更复杂、更成熟的方式理解自己,理解历史,理解现代。这本书希望以这样的方式从哲学上纪念这场伟大的运动,在现代世界,重新为“家”正名;让我们在新文化运动一百多年之后重新出发。


本书中的文章是笔者近些年发表论文的集成。这些年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因此文章内在地涵有一个基本逻辑,而绝不是外在地收集在一起。最早的文章是2009年在北大、复旦、台湾政治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南北哲学”论坛上发表的“‘家’在近代伦理学中的缺失及其缘由”,首次以“家”的角度来审视西方哲学,其后在吴飞主编的《神圣的家》(2014年7月,宗教文化出版社)中发表。2012年参加董平组织的学术会议时,提出了“生活世界的双重本体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双重使命”(《浙东学刊》,第三辑2013年7月),当时在会上干春松戏称之为电脑芯片的“双核”。关于该思想的进一步阐发,2015年发表于《学术月刊》。2013年参加了赵广明组织的“宗教与哲学”论坛,在会上发表了“向死而生与生生不息:中国文化传统下的生存论结构”(《宗教与哲学》,第三辑,2014年1月)。这些思想构成了本书主题思想的最初来源。书中所列的10篇文章,是在此基础上陆陆续续发表出来的论述,每一篇文章都是独立成文的,这些文章集在一起则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框架。


本书整体而言,可分为三个单元。第一部分是确立“双重本体”。首先是以“个体”与“亲亲”取代“亲亲”与“尊尊”,形成现代中国价值形态的基础,这也是我们理解“家”问题的现代框架。其次,就“个体”而言,厘清“个体”在西方历史上的多重含义,清除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重重误解,确立“个体权利”在现代中国的位置,以及其与文化传统的基本关系。再者,就“家”而言,自新文化运动以后,在“高扬个性”的旗帜下,“家”屡遭重创,但在现世的中国,“个体”并没有真正确立,“家”则在不断没落,我们需要重新确立“双重本体”的思想。第二部分则是“迂回西方”。“迂回西方”意味着以中国的眼光重新审视西方哲学在这方面的缺失与论述,形成新的视角,发现新的线索。首先论述了“家”的逻辑何以在近代西方哲学中被渐次消解。然后,将问题拐向黑格尔,黑格尔是西方近代哲学中少见的重视“家”之独立地位的哲学家,他看到了“家”所代表的“伦理性原则”在现代世界的多重意义。之后,则落脚莱维纳斯,莱维纳斯从其自身哲学的角度,发展出一种对“家”独到的现象学分析。“家”在西方现代世界的没落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家”在现代中国没有获得正当性叙事的缘由,而黑格尔与莱维纳斯的工作则给我们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重建“家”哲学以重要启示。第三部分是“重建家哲学”。首先要真正廓清中国文化传统的生存论结构。从“生生”的本体论分析,逐步到“亲亲”而“孝弟”,由“世代”而“家庭”,由“教-学”而“历史”,从根本上建立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性理解,“家”由此获得了一种本体论的辩护。一旦明了中国文化传统对于“生命连续性”以及“世代性”的高度重视,“亲亲相隐”等文化现象就可以获得一种根本性理解,在许多中国文化现象背后都有一种“生生”的本体论承诺。最终,在现代世界要为“家”正名,就是要在现代对“家”的理解中,包容进“个体性”原则。当年“周人以尊尊之义经亲亲之义,而立嫡庶之制,又以亲亲之义经尊尊之义,而立庙制”。今天,须破除对于“家”的重重误解,“亲亲之义”需经“个体之义”而重立现代“家”的观念,“个体之义”需经“亲亲之义”而重构“修齐治平”的传统,最终是要恢复“家”在现代世界的本体论意义。


就具体内容而言,要理解“家”的问题,先要回到一个更大的问题框架上,那就是如何理解现代中国的价值基础。“双重本体:形塑现代中国价值形态的基础”一文对此做出回答。我们曾经经历过“中体西用”的阶段,也曾提出过“西体中用”的主张,更有“普遍与具体”相结合,“国际接轨”等说法。在这方面笔者提出“双重本体”的概念,“本体”意味着其作为一个意义体系有着自身的整全性。面对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我们常常不得不置身于“古今中西”的视野。但无论古今,抑或中西,各有其羁绊我们思考的限制,我们要避免新旧、中西、普遍与特殊这种带有认识偏向的框架,而是要逻辑地构建各自的“本体”。必须清醒地看到现代中国是“双重本体”在起作用,既有现代文明的一体,也有文化传统的一体。由于历史原因,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思想在现代世界的叙事中被遮蔽了。一百年过去了,我们需要重新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立场,需要在现代世界的视野中重新定位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绝不只体现在“具体实践”中,也不只表现为一种“特殊国情”,我们需要以“本体”的高度来审视现代文明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只有梳理清楚“双重本体”:代表现代文明价值的“个体”以及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亲亲”,只有直面这“双重本体”,我们才能真正构建现代中国的价值形态,也才能在现代文明的层面上重新理解“家”的意义。


“个体”作为现代价值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有着根基性地位。许多现代新儒家非常努力地想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开发”出“个体”的价值与意义。但在这种种“坎陷”中,他们忽视了现代“个体自由”在历史上曾发展出“个体权利”与“个体自律”这双重意涵。他们常会在一种混淆的意义上强调中国文化传统亦有很强的“个体”传统。“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一文对此做出系统澄清。其实,现代社会首先强调的是“个体权利”,尊重“个体权利”是现代社会的基石。另一方面,朴素的自由主义者们始终没有看到,“个体权利”的扩张亦会延伸出“个体本位”的消极后果,这对现代生活本身有着强烈的消解作用。因此在西方哲学中,会发展出一种道德意义上“个体自律”思想加以平衡,同时也会以西方文化中的某些传统作为制衡力量,以抑制“个体本位”的消极后果。事实上儒家传统缺失现代社会的非道德性“个体权利”的观念,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并不在于从儒家传统“开发”出一种“个体权利”的观念,而在于以儒家“心性”学传统中的“个体自律”思想来制衡现代“个体权利”的过度扩张。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个体自律”的思想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反复从重视“个体权利”的思想滑向某种整体主义思潮,使得“个体权利”的观念在现代中国始终得不到真正的彰显。从本质上讲,只有当“个体权利”这一现代文明的大前提在中国确立起来,儒家传统中“个体自律”的意识才会在现代中国更有生命力,“修齐治平”也才能成为抵御现代“个体本位”消极后果的丰厚资源。


对于“个体”的重视,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中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自觉,《新青年》杂志最早提出了关于“个体”与“家庭”之间的论争,这一争论即便在今天来看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新文化运动百年再反思”一文对新文化运动中的这一场争论做了回顾。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非常明确地指出独立自主的“个体”之于现代社会的奠基性意义,但一百年过去了,这一原则非但没有实现,还有沉沦的危险。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功绩”则是对“家”的激烈抨击,由于“家族”代表了传统中国的宗法体制,因此他们从各方面分析了“家庭”或“家族”对于“个体”的束缚,对于“个性”的压抑。这一运动,直接导致了关于“家”的伦理阐释在现代中国的缺失。可以说,这一百年来,“个体”始终没有得到确立,“家庭”反倒是在不断没落。对于现代中国而言,一方面我们亟待建立一种健康的个体主义,继承新文化运动的传统;同时也需对“个体本位”的消极面保持清醒意识,“个体本位”的消极层面尤其需要在文化传统的巨大资源中得到纠正。中国文化传统关于“家”的论述可以为拯救“个体本位”之弊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因此现代中国依然需要个体主义和家庭主义这两大基本命题。


现代中国价值形态中“家”理论的缺失有其西方哲学的缘由。“‘家’在近代伦理话语中的缺失及其缘由”一文回顾了西方近代伦理话语中“家”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起始还得回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尽管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护卫者“家”存在的质疑,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从伦理、家政到城邦,他对于“家”都有细致论述。但亚里士多德关于“家”的论述并没有发展出某种基于“家”的文化体系,因此进入另一种文化体系中就很容易被消解。自近代以来,“家”不断在现代文化体系中被解构,从霍布斯到洛克,从休谟到亚当·斯密,从卢梭到康德;他们从各个层面来消解“家”的独立地位。“家”被还原为一种“契约”,“亲情”被还原成一种“同情”,“教育”被自然化,“婚姻”则被法律化。由此,在现代社会中,“家庭”不再具有一种独立的伦理地位。在近代哲学中,唯有黑格尔能正视“家庭”的存在,给予“家”一种相对独立的地位,他指出,“家庭”所代表的伦理性原则在现代社会仍有积极意义。


“现代社会中的‘家庭’及其所代表的伦理性原则: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家庭’问题的解读”一文则继承上文中给出的基本线索,认真梳理了黑格尔在这一问题上的丰富论述。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伦理生活”中,有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三个重要环节,这三个环节被认为是“个体”获得自由的现实条件。在一般研究中,常会着眼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家庭”似乎从来都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一再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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