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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之初芒: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生优秀论文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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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思之初芒: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生优秀论文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张亮,孙寅等编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4-01

书籍编号:30578823

ISBN:978730521904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453088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思之初芒: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生优秀论文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序言


南京大学哲学系一直是国内哲学研究的重镇,前身是创立于1920年的国立中央大学哲学系,其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金陵大学哲学系。在百年的办学历程中,南京大学哲学系在本科拔尖人才培养方面始终走在国内前列,培养出了以方东美、唐君毅、苗力田等为优秀代表的一大批知名学者,为中国近代哲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南京大学哲学系一直秉承以“立德树人”为宗旨、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己任的教学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科研创新能力。近20年来,南京大学哲学系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切实提高培养本科拔尖人才的水平。这些措施包括:支持本科生自主创办学术刊物《林间路》,为同学们的科研成果提供展示平台;建立“爱智慧优秀新人基金”和“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基金”,为优秀本科生提供科研经费,推动有潜力的学生尽快进入科研状态;实施“导师制”培养方案,以研究生培养模式提升本科生的科研能力;制定《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评选条例》,采取大学科综合评价方式,邀请校外专家和校内专家共同组成论文评审和答辩委员会,为哲学系拔尖人才培养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检验机制;开展本科生国外短期访学项目,为本科生创造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这些培养举措取得了积极成效,近年来,本科生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文量有明显增加,其中有多篇论文发表在国内CSSCI来源期刊上,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有的学生出版了学术著作,也有多位学生参加国际、国内的学术会议,并做会议发言,其所撰写论文也被相应会议论文集收录。哲学系的本科培养水平得到了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南京大学哲学系曾先后入选“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一类特色专业建设点”“江苏省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基地”和“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


为了给同学们的学术成果提供一个集中展示的平台,我们从近些年来南京大学本科生在各类学术刊物公开发表的论文、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结项论文、江苏省普通高校本专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评选获奖论文、南京大学基础学科论坛获奖论文中,集中挑选了14篇优秀论文,结集出版。该文集是对南京大学哲学系近20年本科拔尖人才培养的一次展示,同时,希望该文集的出版也能够激励哲学系当前和未来的学生在学术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编者


2018年10月10日

  • 本文获南京大学第六届“基础学科论坛”一等奖。——编者注
  • 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73页。
  • 王晓毅:《王弼评传》(附何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
  • 高晨阳:《儒学会通与正始玄学》,齐鲁书社,2000年,第2页。
  • 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37页。
  •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4年,第323页。
  • 任继愈主编、孔繁等撰:《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部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 任继愈主编、孔繁等撰:《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部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 《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转引自王晓毅:《王弼评传》(附何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7页。
  • “圣人体无”这一命题在王弼现存的著作中并未明确提出,但有关文献记录王弼言谈中提到他的“圣人体无”的则有两处:一处见《何劭王弼传》;另一处见《世说新语》卷二“文学篇”。参见[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附录,中华书局,1980年,第639、645页。
  •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95页。
  •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第609页。
  • 王晓毅:《王弼评传》(附何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6页。
  • 任继愈主编、孔繁等撰:《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部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 王晓毅:《王弼评传》(附何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 肖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76页。
  •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67页。
  • 高晨阳:《阮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0页。
  • [魏]阮籍著、李志钧等校点:《阮籍集》卷下《咏怀诗·其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3页。
  •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载《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35页。
  • [唐]房玄龄等:《晋书·嵇含传》,转引自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7页。
  • 高晨阳:《阮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2页。
  • 任继愈主编、孔繁等撰:《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部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67页。
  • [晋]嵇康著、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34页。
  • 任继愈主编、孔繁等撰:《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部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63页。
  • 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
  • [晋]郭象:《庄子注》,载[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齐物论第二》,中华书局,1961年,第50页。
  • [晋]郭象:《庄子注》,载[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逍遥游第一》,中华书局,1961年,第9页。
  • [晋]郭象:《庄子注》,载[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逍遥游第一》,中华书局,1961年,第28页。
  • 王晓毅:《王弼评传》(附何晏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35页。
  • 任继愈主编、孔繁等撰:《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部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9页。
  • 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03页。
  • [晋]干宝:《晋纪·总论》,转引自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79页。
  • 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32页。
  • 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页。
  • 陈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63页。
    六朝玄音远遥解士人魂——浅论玄学的儒学旨趣及其政治文化影响
    范赟
    摘要:玄风之起,儒道齐一。其后吸纳佛学,文化勃兴。唐朝繁荣文化除却经济动力外,学术渊源则可追溯到玄学。本文着力阐释玄学产生、发展的各阶段均与政治相关,且玄学不断扩大儒学对社会人生关注的视野,更开发了中国人的思辨能力,使儒佛融合具备必要条件。玄学为重振儒风躬身亲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不可忽视。今天,中国文化亟待类似玄学的新鲜气息。
    关键词:儒学;经学;玄学;无;自然;名教;政治;佛学;士族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魏晋时代,社会阶层的特色是门阀士族崛起,经济政治势力不断壮大,这一特色使魏晋文人在青史上留下了奇绝的音色。然而天不遂人愿,动荡岁月中统治阶级沉浸在无休止的禅代游戏中,上演着一幕幕冠以名教却违背伦常的剧目,原本由国情和先代造就的儒家文化传统将其深厚性掩藏于被蹂躏的残缺面目中。阶级出身和文化底蕴促使士人们担起重构儒学正统的重任,而黑白倒置的现实政治又使其只能以思辨注入道统,或浮华或独化或隐于竹林,显现为不同于正统儒学的别样情怀。
    一、玄谈之起:禅代迷乱中儒学的新生
    中国学术历来是在政治骨架中寻找其生命点的,经学经世致用的精义在于“通过对现实政治的参与,以道统的价值原则制约政统的运作活动,使state与society的关系得到谐调”。汉代封建统一帝国崩溃,经学思潮失去了所依附的主体。公羊学派博士董仲舒为构筑人间正统而确立的经学模式,经过两汉的谶纬实践,也终于在“党锢之祸”中宣告失效。党人儒士被逐出政治舞台,道统与政统脆弱的连接被割断,即意味着这种学术的僵死。经学蜕变为纯粹的“术”之后,虽有郑玄“隐修经业”,但不再贯彻儒家一向秉持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入世气概,不仅被政治遗弃,亦为儒士所不耻,随汉宫秋月的坠落而被尘埃掩迹。
    与此同时,学术附着的丧失亦使政治成为统治者随心驾驭的龙舟,漫无边际地飘摇。名教破产,吏治腐败,世风日下,没有学术确立道统,政治为士人所忧愤。事实上,学术历程并不“像一切事物都难逃生、成、异、灭”那样简单,这种循环式的必然并不能展现学术与政治双方的契合力,亦无益于揭示学术因囿于社会背景而注入新血液之需。这种新鲜可以来自学术内部,亦可来自外部,后者更能说明学术主体生命力的旺盛。
    对此,中国士人却有清醒认识。应当看到,贯彻了儒学与政治、社会结合精义的是“经学思潮”,而非经学方法,而前者神学体系的瓦解又预示“我注六经”的古董之术生命力的消解。经学思潮只是儒家深入封建化历史进程之中,变成全民族共同方式、价值标准和心理状态的助手,却并非儒学生存发展的土壤,它的消亡亦不等于儒学地位的丧失。事实上,如果说先秦儒家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响,那四百年后,“独尊儒术”的政治强化已使道、法、墨各家不得不承认其纲常名教即为封建秩序所在,儒家乐声亦回荡在民族心底了。在这种情况下,早年为儒学地位确立鞠躬尽瘁的经学思潮,正是由于社会存在的变化和儒家巩固地位的欲望而不得不“退而让贤”。
    三国两晋时期,虽然理论形态重构的缺乏使儒学面临“礼崩乐坏”的局面,政治集团亦拾起各家学说,但儒学精神仍是社会基本旨归。乱世中,任何一种政治势力得势之初都必须首先打出“尊儒”的旗号;任一政权中处理重大社会问题和研讨治国方略时,君臣议论亦皆依儒家观念原则。因此,所谓儒学的衰败,只是相对汉代官学而言的经学方法的衰落,礼法精神则已深入人心并日益成为民族精神及信仰部分支撑。但政治的禅代必然催生学术的重构,儒学只有获得新法建构,才能激活学术与政治的契合。
    政治人伦之理是玄学的本质,尽管以形而上的样态行迹,但“并不纯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形而上,本质是主体性境界形态意义的形而上”,即所谓无、道、自然之类的主体性范畴本质是相对于主体心境而言。魏晋思想面临尴尬境地,一方面,中国封建社会宗法等级制度自秦汉以来发展为一种成熟定型无法随意改变的模式,儒家则是这种模式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儒家神性色彩的“天”之外,名教缺乏新的支撑,尤其是世、名、士并重的门阀世族渐据统治阶级主导后,渊源深厚的学术传统与创基立业的政治欲望使家国礼法的关系更加突出。士族身在动乱之中,这种学术与政治新的结合必然与之前经学时期有所不同。对王权神圣性和必然性的怀疑及其对行政系统的排斥,使他们对自己利益的要求和能力有明确认识,而对经学弊病及腐朽的感同身受更迫使其必须重寻一片“青天”。
    汤用彤等高度重视汉末清议,那确是士人地位和价值在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中的凸显。“党锢之祸”却宣判了学术与政治的结合不能由热情左右,鲜血终于使汹涌洪流中的人懂得,只要学术不陷入僵死,无论政治滞后延续到何时终会被扭转。玄学一直拥着这样的信念,其中的变奏曲只是开放心态面对迷乱政治的焦灼。“从曹魏正始年开始,何晏、王弼等士大夫就开始了对新的国家组织系统及其施政方略的设计和探索。”玄学通过重构学术重构政治的意图是明显的。至于为何抬出道家,唐长孺先生认为原因有二:“一是重新发挥老子无为而治的主张……实质上是要削弱君权……;其二是一些不得意的士人以愤世嫉俗的心情提出‘自然’来反对当局所倡名教。”笔者认为这只是不同社会背景下重构政治的不同表现,士族难逃建立符合时代的儒学正统之责,吸纳道家且以思辨甚至更激进的方式来表达,可能是时代政治和学术特色导向的结果,并不存在外界刺激的必然性。
    汉末儒学独尊地位打破后,百家新生使僵死的儒学有足够的选择空间。需指出,四百年各家血脉早被割裂得支离破碎,在儒家正统范围的延续使其不自觉地被儒家统摄,轴心时代的文化圈已变成儒家聚合的引力场,核心吸纳力不断得到政治人伦的加强,故学术的综合只能是以儒家为主选用其能。王弼在《老子指略》中分析当时法、名、墨、杂各家得失,不排除玄学是汉魏际新生的诸子之学与儒家全面相和的可能。有观点将这场融合“没有顺理成章地形成新的经学思潮,却产生不伦不类的玄学”归于“历史偶然”;又有人认为玄学是“汉魏之际诸子之学的理论总结和思想演变的必然归宿”。两种观点均失之偏颇。事实上,诸子学说中只有政治人伦的相关问题才引起重视,玄学士族的政治目的又决定新的学术形态既无意于颠覆儒学体系,又不可能重蹈经学之覆辙。
    之所以聚焦道家,首先,是“天”的重构需要。神学体系之“天”游离出宇宙,但天人合一的中国习惯思维中“天”仍然是理论着眼点。汉魏诸子皆包容礼法,故即使自然之“天”亦不意味礼法被抛弃的必然。而选择道家之天,一来可由自然原则推导名教“自然”重构,二来可要求政治重返自然,实现权力转移,“无”的广阔正可以用于重新粉饰“天”道。其次,是阴法阳儒的汉代政治格局造就的。法家作为严刑代名词不敢轻浮世间,常与法相联系的道家却备受关注。而吸收的特色是抬高道家抽象、概念层次而淡化政治人伦色彩,这充分暴露了士族身披高玄飘远的外衣革建儒家礼法体系的目的。
    《老》《庄》《易》《论语》的注经充分体现儒道会通。显然,老庄符合对自然社会存在与发展探讨高层次哲学化的需要,可以之为理论起始;但素以“半部治天下”闻名的《论语》及占卜用书《周易》则体现其理论骨架以政治人伦为血肉。先贤似并不执着于为道家争位,只为协调儒道以应时之需。亦因两者分歧难免,以思辨齐一儒道无疑注入儒学动脉中亟待的新气息。
    二、无中生有:遥听正始谋略音
    浮华落定玄音起,十年绝响帝王侧。何晏、王弼虽以无为本,终难逃政治劫数。遥听正始玄音,在“无”的恢宏中却激荡起政治谋略的铿锵。
    作为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均为典型的士族子弟,儒学家世是他们共同的思想渊源。生长在曹操身边,何晏无疑受到儒家伦理和政治理想的直接灌输式的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启蒙必读儒经,“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魏武反复强调儒家治国才是社会政治常态,这使何晏从小便深受儒学熏陶。其儒学方面的造诣不可小觑,被唐官方视为标准注本的《论语集解》由他主编,《通典》中则收有其关于儒家礼仪的研究。王弼出身山阳王氏,深厚的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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