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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歧路与创新:关于传媒体制、生产和文化场域的考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云国强,吴靖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0-01

书籍编号:30578879

ISBN:978730522353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81013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新闻传播

全书内容:

歧路与创新:关于传媒体制、生产和文化场域的考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 [美国] 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 [德国]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2—413页。
  • [英国] 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9页。

    自序


    在社会文化研究中,“体制”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通常被想象为一种超个人的结构性力量,从而拥有强大强制力和生产效能,在各领域产生各种各样的行动或实践形式。“体制”也由此积蓄了巨大的解释力,在学术研究、文化批评或日常闲谈中往往被视为造成某种现状的原因。换言之,无论是理解个体得失困扰、群体的生存境遇,还是解释驱动社会变迁的动力何在,体制始终在“何为现实”的追问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体制或者被赋以本体论意义,作为现实存在的对应物,作为组织化的社会关系系统;又或者被赋以认识价值,通过直接或者中介化的观察,揭示社会现实的运作;体制也常以象征方式出现在各种叙事中,人们借助对体制的修辞性表述而获得对社会现实的体验与感受。本书对传媒体制的探究尝试以旅行者的视线,穿梭于不同体制“景致”,从过去与现在、内部或外部、涉入或超然等多维视野,去描绘当代中国传媒体制的形成与变迁。


    有关传媒体制的研究是现代传播学的重要论域之一。其核心预设认为世界各国、不同历史时期报刊运作多样化表象下,隐藏着普通知觉难以觉察的潜在秩序或结构,这种结构性力量通过传媒运作的具体形式制约和调整人类行动。传媒体制的概念被用来描述这种结构性力量,即现代国家内部有关传媒运作的持久而稳定的制度安排,它通常基于某种既有的价值标准和根本大法层面的核心原则,并以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以及正式或非正式的政策方针加以体现,共同架构起传媒的运作环境。


    在传播学视野中,逐渐凝结形成三个具代表性的研究兴趣。首先,以西伯特、彼得森和施拉姆合撰的《传媒的四种理论》为核心建立了一套关于传媒体制的理论。歧路与创新:关于传媒体制、生产和文化场域的考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在几位作者看来,传媒体制被视为所属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延伸,特定传媒组织运作反映了调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控制形式。作者们依据“二战”后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为现代传媒体制建立了一套宏大的类型学,其中,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奉行的自由主义理论被设置在传媒体制的主体位置,与之相对的是威权主义传媒体制和共产主义传媒体制。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延伸奠定了传媒体制分析的另一个主流兴趣。马克思指出,在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因果关系,从而将文化系统地与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歧路与创新:关于传媒体制、生产和文化场域的考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这种取向的精神主旨是把传媒纳入经济决定论体系,视为建立在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传媒机构的所有权、组织方式、采编发行、经营运作乃至内容等都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分析传媒体制实际上就是在分析经济基础如何发挥决定性作用,所谓传媒体制从根本上就是人们通过传媒机构及其运作参与权力、权威以及各种文化资本等稀缺资源的分配,生产和再生产与之相关联的权力结构和不平等秩序。围绕技术决定论及其争论形成了同传播体制研究关系密切的第三个主要兴趣。麦克卢汉将媒介技术解释为人的延伸,并围绕媒介技术为主轴阐述了文明变迁的宏大框架,从口头传播的原始文化,到语言文字、书写和口传并存的读写文化,到以机械印刷技术为核心的印刷文化,再到以广播、电视和电脑为核心的电子文化,在这种分析中,传媒体制意味着作为身体延伸的技术应用,它改变身体感知现实的方式,并影响社会和文化。在与麦克卢汉的辩论中,威廉斯强调社会力量的重要性,社会、政治、经济等塑造性力量使媒介技术获得了社会形态,它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抽离了社会选择、生产、消费等情境的传媒技术毫无意义。歧路与创新:关于传媒体制、生产和文化场域的考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威廉斯提供一种不仅摆脱经济决定论,也超越技术决定论的解释:在传媒体制形态稳定的表象下,涌动着纷繁杂多的、活跃的、无定型的社会性力量,传媒体制的结构性外观形成、被辨识和再生产都与这些流动的社会性力量有意识的运动趋势密切相关。


    本书对“传媒体制”的考察不想囿于某种权威定义,而是尝试通过将传媒体制历史化,联系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在中国的奠立,以及现代中国人的心灵状态、习俗传统以及生活形式之类文化范畴,结合宏观结构分析和微观个案等多维视角去探究当代中国传媒场域的结构化,理解围绕传媒运作所形成的共同经验如何提供意义共享的基础,进而塑造和维护社会存在与发展。“传媒体制”作为概念和经验现实,不仅同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而且赋予特定事物、观念以意义和形式。围绕传媒体制建构起来的话语空间一方面以知识的形式为个体构筑起行动的意义的路线图,另一方面又凭借“可言说”与“不可言说”区分约束着话语实践乃至现实的界限,对特定话语的允许和遮蔽也同时构成对这类话语所指向的“现实”的允许和遮蔽。


    本书两位作者因学术结缘,既是学术探索的同行者,也是生活的伴侣。关于传媒体制与文化生产的关注是我们共同的学术兴趣之一。本书所呈现的内容是两位作者近年来围绕传媒体制与文化生产的一部分研究成果,书中一些章节的部分内容曾经以论文形式在有关刊物刊发,在本书中重新根据主题进行修订与编排。

  • [美国]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传媒的四种理论》,戴鑫、展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 [法国]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42页。
  • [加拿大]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 [美国]杜鲁门:《政治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陈尧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 [德国]马克思:《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 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i.What is Philosoph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5.
  • [德国]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6卷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89页。
  • [德国]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6卷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94页。
  • [美国]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通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导言。
  • [美国]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 [美国]张信:《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之演变:国家与河南地方精英,1900—1937》,岳谦厚、张玮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02页。
  • [德国]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 [英国]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美国]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英国]霍布斯鲍姆、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
  • [美国]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7页。
  • [美国]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通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27页。
  • Horace Davis.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8,p.29.
  • [印度]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范慕尤、杨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4页。
  • [法国]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 [德国]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32—35页。
  • 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1898年第1册。
  • 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一则),《清议报》1899年第26册。
  •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号。
  •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88页;以及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
  • [美国]斯考克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页。
  •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47页。
  • [德国]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 [德国]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 康有为:《波兰分灭记》,见其著《日本变政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 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饮冰室合集》之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 [英国]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信息、革命与国家
    现代性、民族国家与信息
    在媒介研究领域,关于传媒体制的主流研究通常采取功能主义范式。传媒体制的概念被用来描述一个国家中有关传媒运作的持久而稳定的制度安排,它通常基于某种既有的价值标准和根本大法层面的基本原则,并以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以及正式或非正式的政策方针加以体现,共同架构起传媒的运作环境。传媒体制主要用以赋予和限定媒体及其从业者的地位、角色,制定相关信息传播的行为规范,进而在实践层面上控制和调节信息(新闻)的生产、分配、流通,传媒体制主要包括三大要件,即宏观管理、采编运作和经营分配。由此形成了一种常见的传媒制度分析路径,研究者可以对特定国家的传媒事业进行实证分析,并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进而建立关于传媒体制和政策的类型学。另外,在解释传媒体制形成的问题上,该范式的分析也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通常强调传媒体制的动力靠外力推动或人为设计,外力可进一步区分为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国家的法规与政策,二是外国模式的移入,因此,研究者往往以此二因素作为导致传媒体制与政策变革的根本动力。
    功能主义分析方法将传媒事业的各部分构成都分配相应的功能,它们维持着更大的社会系统的运行。其中,信息通常被理解为一种资源或资产,信息的属性——意识形态的或商品的——被认为取决于传媒体制的类型,信息可以量化,也能通过媒介系统进行传播,并被广大区域内的受众所接收和使用(消费)。这种功能主义的传媒体制分析方式假设了一个等级体系,国家被作为整体,传媒和其他分化的领域构成整体的功能单位,直接后果就是简化和割裂了传媒与信息同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的联系,进一步导致对于塑造传媒体制的各种内生动力的系统性盲视。
    为了重新配置关于传媒体制研究的概念框架,我们首先面临的是重估传媒体制、信息与政治的关系。对于功能主义的传媒体制研究而言,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分析传媒体制的决定性条件,传媒体制是国家政治体制的延伸或派生形式。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撰写的《传媒的四种理论》,依据传媒与国家、社会关系的考察,建立了四种传媒体制的类型学。在功能主义的传媒体制视野里,依据国家对媒体的控制程度可以方便地建立传媒体制的基本区分,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被认为建立在国家对传媒的控制、操纵的基础上,大众传媒是权力垄断的关键,信息也具有高度政治化的特征。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条件下,传媒被视为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的社会传播系统,它可以采取公共性或商业性的组织形式,能够通过影响公共舆论、政治社会化以及社会动员等多种方式,对政治产生影响。无论落在光谱何处,这种功能主义的态度都将国家作为传媒体制的基础,国家被视为制约着包括传媒在内的各种社会领域的外部环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持相似的逻辑,传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受制于国家(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尽管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有关理论做出修正,试图摆脱经济决定论,赋予传媒——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以自主性,但并未根本改变在传媒体制分析中国家的基础地位。
    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共同体类型,本身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因而将它作为理解传媒体制的原初条件的看法本身存在着疏漏。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美国观察到,人们为了联合起来,创办和发行报刊,而成为社团的人们为了结合不散,需要继续制造报刊。托克维尔把在社团和报刊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概括为:报刊在制造社团,社团也在制造报刊。媒介研究中的技术决定论的观点以不同的方式呼应了托克维尔的结论。技术决定论主张,技术是社会变化的内生动力,技术的变化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它的效果积累将导致社会的变迁。技术决定论代表理论家伊尼斯(Harold Innis)指出,新传播媒介的发展与应用,将导致新文明的产生。杜鲁门(David Truman)从政治过程的角度发现了大众传媒对现代国家的影响。大众传媒的发展和扩张对于现代政治的根本性影响在于,它改变了社会交往的性质,个人之间不再完全依靠传统的面对面的接触来进行交往,形成了一种信息流动频率更加快速、更具有整体性的交往模式,这为利益集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关于阶级的理论也不难发现信息的重要性,阶级从“自在”向“自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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