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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个人资源与家庭照料对健康老龄化的影响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穆滢潭著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2-01

书籍编号:30579259

ISBN:978755043781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52000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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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国内有关老龄健康的相关研究中,多以生病的老人为研究对象,但是在医疗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逐渐延长,当人口老龄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都开始面对老龄化社会的现象时,如何有效地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各界重视的焦点方向,健康老龄化也成为新兴、具前瞻性的焦点议题。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理论将健康看成是一系列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强调个体的效用函数和最优的决策过程,更加注重社会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由于中国目前养老保险制度存在覆盖面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且缺乏健全的社区服务机制和各种老龄服务中心,因此,在进入老龄阶段后,其日常生活所需的帮助主要来自家庭、朋友等非正式支持,只有充分认识并了解个人资源和家庭照料对健康老龄化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才能更有效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缩小健康状况的个体差异与群体差异。


自从Havighurst(1963)年首次提出健康老龄化的概念以来,国内外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围绕着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建构、理论模型和影响因素等问题展开讨论,并且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指导。但是,目前的相关研究在健康老龄化的概念构建、理论视角与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这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空间。首先,本书通过对两个应用范围最广泛的健康老龄化理论模型——Rowe & Kahn(1987)的生物医学(Successful Aging, SA)模式和Baltes(1990)的带有补偿的选择性最优化(Selective Optimization with Compensation, SOC)模式——的内容及相关评述进行讨论,归纳出健康老龄化应该包括主客观两个维度,并以身体功能、认知能力和社会参与作为客观健康老龄化的评估指标,而生活满意度则作为主观评估指标。在此基础上,本书的研究借鉴Anderson健康行为模型、Berkman模型与责任内化理论,尝试性地构建了一个分析健康老龄化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然后利用全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数据对该理论框架的相关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几项结论:


第一,个人资源、家庭照料是影响健康老龄化的重要因素。其中个人资源的所有指标对健康老龄化的两个维度都存在显著的主效应增益作用,但是家庭照料对健康老龄化的主效应与假设存在一定差异。


第二,暴露性与脆弱性差异的双重作用导致了健康老龄化的性别差异,而暴露性差异——老年人个人资源、家庭照料的性别差异——发挥了主导作用。健康老龄化两个维度的性别差异在2002—2011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其中客观健康老龄化的性别差异显著降低了,但是生活满意度的差异却呈上升趋势。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笔者发现独立经济来源、日常照料获取来源和生活方式中的日常锻炼是导致客观健康老龄化性别差异缩小的关键因素,而教育、婚姻状况和生活自主则是生活满意度性别差异增加的关键要素。关于健康老龄化年龄轨迹的性别差异,笔者研究发现,客观健康老龄化年龄轨迹的性别差异呈“平行趋势”,即年龄对客观健康老龄化的性别差异的调节效应不明显,而且个人资源、家庭照料与生活方式三类机制对年龄轨迹的性别差异影响甚微;生活满意度的性别差异则呈“发散趋势”,个人资源与生活方式对生活满意度年龄轨迹的性别差异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第三,一直以来教育被认为是影响健康的基础性因素,而且根据生命历程理论,前一个生命时间会对后续的事件造成影响,因此,老年人健康老龄化的教育梯度很可能是个人资源、家庭照料与生活方式优势/劣势累积的结果。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本节拟分别就我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以及老龄化所衍生出来的健康问题进行阐述。


1.1.1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与挑战


随着医疗科技的日新月异,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再加上婴儿潮人口(1950—1955年)已陆续步入老龄阶段,导致世界老年人口急剧增加[1]。1980—2050年,全球老年人口将呈双倍成长趋势(U. S. Census Bureau,2004—2005),其中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在未来20年将成为60岁及以上老人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United Nations,2002)。2009年世界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约为11%,世界65岁以上人口在2040年前将达到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将超过14%。据此老龄化速度计算,预计到2050年,全球60岁以上人口将从2005年的6.73亿增至20亿,占总人口的22%,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老年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和1/4,发展中国家也会达到1/5左右。届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将超过15岁以下的青少年人口数,老龄化进程不仅改变了世界人口结构,也将深深地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与未来趋势。老龄化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不能避免,不过是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或国家出现时间的早晚和进程的快慢存在差别。


与大多数发达和新兴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突出特点可以概括为:数量大、速度快、高龄趋势明显(见图1.1)。1999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为10%,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正式迈入老龄型人口国家的行列。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大陆地区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达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了2.93、1.91个百分点。2010年至2040年将是中国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时期。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到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数量将达到3.4亿,占总人口的23.4%,到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4亿,占总人口的31.1%(United Nation,2009)。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的相互影响加速了中国老龄化社会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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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世界主要国家1950—2015年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WHO)。

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老龄抚养比[2]也逐渐变大。老龄抚养比增大,意味着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增加,家庭养老资源需求量增加。然而,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家庭养老资源供给不足,劳动人口赡养负担加重。中国老龄抚养比上升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2015年中国的老龄抚养比为22.27%,预计到2040年将急剧上升到33%,之后仍有平缓上升趋势。在国际方面的比较, 2010年年底我国扶养比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较美国的34.33%、加拿大的36.22%、英国的39.9%、法国的43.43%、德国的47.38%、日本的61.6%、韩国的36.22%等国较低(见图1.2)。虽然目前我国人口扶养比在世界水平中仍然属于较低者行列,但是增长速度却相对较快。在老化指数[3]方面,2015年年底我国老化指数为81.87%,虽然比世界平均水平的46.92%和发展中国家的35%高,但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143.64%(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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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1990—2030年世界主要国家老年人抚养比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WHO)。

表1.1 2015年世界主要国家抚养比和老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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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扶养比=(65岁以上人口)/(15~64岁人口)×100%


老化指数=(65岁以上人口)/(0~14岁人口)×100%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WHO)。

实际上,自1999年起,我国便已步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比例已达7%,预计2018年我国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4%,我国从而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所定义的“高龄社会”(Aged-Society)国家。联合国在2002年提出《世界人口老龄化:1950—2050》(World Population Ageing:1950—2050),特别提及各国经历人口老化的阶段不一,经历老龄化过程越晚的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适应时间也就越短(United Nations,2002)。中国人口老化的程度和美国相比,从7%到14%,美国经过了65年,但中国仅用了大约29年(见表1.2)。相对来说,中国应对社会快速老化所衍生问题的准备时间非常短,如果加上疾病形态慢性化所引发的老龄健康问题、心理及社会功能障碍等,中国所面临人口老化的冲击将更为剧烈。

表1.2 世界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变化速度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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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WHO)。

综合上述讨论,随着国际老年人口的持续增加,国内高龄人口的增加,社会结构发生改变,衍生的老人相关的议题,如对社会福利、身心健康、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等讨论也就越来越受到重视。1991年公布的联合国关怀老年人原则(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Older Persons)便显示了对老人的重视与尊重。为了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来临,2002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United Nations,2002)报告提出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必须要促进老年人的正常生活,保证老年人在退休后有机会继续参与社会生活,从而使老年人在进入老龄阶段后能重新寻找自我价值和自我肯定,社会要强调老年人正面的形象,支持老年人的积极生活。


1.1.2 老龄化所导致的健康问题


过去,我们提及老龄化一词,经常将之与孤独、失能、病痛等刻板的负面印象联系在一起,而在国内过去有关老龄健康的研究中,多以生病的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但是伴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将逐渐延长,当人口老龄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各国都开始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冲击时,如何有效地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各界重视的焦点方向,健康老龄化也成为新兴、具有前瞻性的焦点议题。


一方面,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老人的健康生活就显得需要相对受到重视。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提出了平均健康预期寿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 HALE)的概念,同时也把健康重新定义为:在身体、精神及社会等各方面处于健全的状态。也就是说平均健康预期寿命这一指标不再是以传统平均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 LE)来测量生命的长短,而是更加注重对生命“质”的测量,即在基于现行的死亡率和疾病盛行率的条件下估算出来的各种健康状况中,预期可以健康生活的年数。据统计,我国老年人口总体健康状况较好,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口中身体健康自评为健康的比例达到了43.82%,自评为基本健康的老年人比例约为39.33%,两项占全部老年人的83.15%。另外,绝大多数老年人(60岁以上)在日常生活中都不需要依赖他人,这一结果说明老龄并非意味着必然的不健康,年老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成为社会和家庭的医疗与照料负担。根据表1.3显示,200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1岁,到了2012年达到了75岁,比12年前提高了4岁,同时平均健康预期寿命从2000年的64岁提高到了2012年的68岁,远高于巴西、印度等国,与美国、丹麦、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逐渐缩小了。另外,我国老年人生活自理率也由2005年的83.51%上升到了2010年的97.05%,与之相对应,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由15.02%下降到了仅为2.95%。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中国老年人的整体健康状况有所改善,最主要表现在平均健康预期寿命延长和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口比重降低了。

表1.3世界主要国家2000年和2012年预期寿命与健康预期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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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统计。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来临,“活得老,活得好”已经取代传统“老有所终”的价值观念并逐渐演化为社会大众对老龄生活的憧憬。而现代老年人必须具备高寿命、高活力与高学历的“三高”特质,是促使健康老龄化议题备受重视的重要原因(Phelan&Larson,2002)。预期寿命的延长同时也带来老年人高龄期的延长,根据Fries(1980)的疾病压缩观点,随着死亡率的降低,接踵而来的便是患病率和残障率的下降,也就是说在平均预期寿命增加、老年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希望能在老年人有限的生命中,减少由于疾病所造成的身体功能障碍年数,同时减少个人免于疾病和残障的机会。因此,高龄期最重要的发展任务,便在于维护身体的正常功能,持续地参与社会生活,进而达到延缓老化、促进健康的目标。随着婴儿潮人口(1949—1964年出生)陆续步入老龄化,越来越庞大的老年人群,带来了养老需求、医疗卫生以及社会服务等诸多问题。但是,这些老年人相比前一代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享有更长的平均预期寿命,而且充满活力,对于如何安享晚年充满兴趣与期待,也愿意积极寻求幸福的老龄生活。与传统观念中把老年人与疾病(Disease)、失能(Disability)、失智(Dementia)和死亡(Death)的四D概念相联系相比,现代老年人享受着更加先进的医疗技术,拥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以及较长的平均预期寿命,因此也具有相对更加强烈的意愿与能力追求健康老龄化。


1.2 提出问题


健康观与医学模式的转型推动了个人资源、家庭照料与健康老龄化的影响的研究。


首先,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健康评价的技术和指标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在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阶段,传统的健康观是“无病即健康”,因此,死亡率、患病率、发病率和期望寿命成为衡量健康的主要指标。Alonso(2004)指出传统生物医学观点的健康概念是“健康等同于没有疾病”,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死亡率和期望寿命等生命统计指标已经无法准确反映人们的健康状况,而现代人的健康观是整体健康。Engel(1977)认为传统生物医学的观点关注个体生理层面且强调身体的疾病和功能状态,但是忽略了人的整体性,他认为健康是在生理、心理与社会三个维度都处于完好的状态。对于老年人而言,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身体功能逐渐退化,患病率增高且以容易导致功能受损的慢性疾病为主,导致老年人在生理、心理与社会参与方面都会不同程度地弱于年轻人,因此如何度量老年人的这种健康状态是许多研究的重要内容。


其次,分析中国历年来十大死因可以发现,慢性病已经取代了传染性疾病成为主要的疾病类型,然而迄今,医学界仍然没有方法来根治慢性病。随着我国人口的死因模式从以营养不良和传染病为主向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进行转变,流行病学研究的重点已经从第一阶段的公共卫生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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