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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群体城市公共文化权益保障机制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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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农民工群体城市公共文化权益保障机制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赵驹,甘宇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7-01

书籍编号:30579354

ISBN:978755043686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22000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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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农民工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其利益诉求日益受到重视。但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权益相比,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缺失更为严重。因此,如何从制度上积极构建保障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的长效机制,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亟待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也是新时期我国公共文化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


文化权益是公民最基本的权益,它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更关系到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任务。2011年9月,文化部、人社部、全国总工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第一次对农民工文化建设进行全面的部署,提出了建设完善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的阶段性目标任务。


本书的研究以农民工文化需求为切入点,以文化权益保障为核心,以共建共享保障机制为研究重点,探索农民工群体城市公共文化权益保障的实现路径,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对党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有所裨益。


本书具体写作分工如下:赵驹撰写导论、第一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甘宇撰写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七章。


作者


2019年6月

导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一、选题背景


人,作为一个物种存在体,兼具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自然属性体现于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状态,社会属性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化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活动的创造物,并且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塑造和影响着人类。与正常的需求一样,文化需求体现着人类精神世界的需要,是人类在满足生理需求之外的相对高一级层次的需要,为人类提供精神价值的支撑力量。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作为公民应当享有基本权益之一的文化权益,它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不仅关系到社会的安全稳定,更关系到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梦”的实现。然而,受制于历史现实等多方面的因素,目前我国公共文化建设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群体差异性大等特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列入其中,再次将文化权益的保障推向新的高度。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我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尚有待完善,各部门要将农民工主体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中去,多途径开展面向农民工的公益性文化活动,确保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的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公共资源均衡化配置,公共文化作为公共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为全民所享有,公平性是文化权益的核心。


近年来,农民工这个特殊社会群体得到了网络媒体与社会公众较多的关注;与此同时,关乎其切身的利益诉求也被提上日程。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作为隐形存在,不同于经济、政治等显性存在。因此,从制度设计上对农民工公共文化权益长效机制的建立予以保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辐射范围的扩大化、覆盖区域尽可能的均等化,是完成“十三五”时期推动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本书以农民工文化需求为切入点,以文化权益保障为核心,以共建共享保障机制为研究重点,直接面对为城市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公共文化权益保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设计相关的实现路径并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对党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有所裨益。


二、选题意义


我国2.4亿农民工的文化权益保障直接关系到这一特殊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及其在城市中的融入,更关系到公民权利、社会公平、社会转型、国民素质提升等内容。从社会流动造成的人口结构来看,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可以避免“精英阶层”流失引起社会失衡现象的产生,也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现实诉求。因此,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本书以政治学和社会学为主要的学科视角,辅以法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和分析方法,通过探讨农民工的文化需求特点和文化消费规律,以求构建文化权益保障机制,并深化对公共文化权益在公民权益体系中地位作用的认识。从公民身份与权利平等角度进行研究可以拓展对公共文化的认识维度,为其他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机制构建提供理论借鉴。


(二)现实意义


本书在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比较分析和理论总结的基础上,构建适应农民工融入城市公共文化体系的共建共享机制、政策框架,并注重研究结果的实践性、应用性和可操作性,为政府制定旨在缩小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在公共文化上差距、消除文化排斥与文化贫困的公共文化政策提供实证依据;同时,文化的多主体参与有助于实现文化的丰富性,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

第二节 文献回顾


一、文化权益理论基础研究


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自1970年以来,出版了《文化权利缔约报告》《案例法》等。在此推动下,S. A.汉森(S. A. Hansen,2006)等学者围绕公共文化及公民文化权益的内涵、政策措施、运行模式、服务体系等进行了研究。随着“公共文化权益”的概念在大众媒体出现频率的提升,与此相关的部分理论和经验等研究成果也逐渐呈现,主要集中在以下层面:


文化权益保障理论。从文化政策变迁角度,丹尼拉·格里克(Daniella Gliche,2006)等对美国等国和欧洲等地区的文化传统与文化政策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班尼特(Bennett,2007)对公民文化权利平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米歇尔·W.休斯(Michael W. Hughe,2007)对多元文化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H.戈登(H. Gordon,2005)对文化产业促进政策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学者们对文化权利与文化权益的内涵、特征属性、内容等进行了分析(王列生, 2007;艺衡等,2005),对公共文化建设思想、政策、事业发展进行了梳理(韩永进等,2006),对文化权益保障过程中各环节进行了透视,从政府主体责任划分、法规政策出台到保障措施等问题进行多角度研究(赵宴群等, 2007)。近年来,对文化平等方面的研究也不断丰富,何包钢、秦丹(2014)从跨文化的视角,通过文化评估来论证文化平等思想,看重文化间的差异及其相互影响。[1]杨明(2016)认为,平等观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应从传统文化中追溯平等观的理性教化,从而对于文化平等形成理性认知。[2]上官丽娜(2015)指出,权利平等要顺应历史发展的进程,等级文化的核心是等级观念,制度平等的核心就是保障权利平等,保障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只有将符合权利平等的价值诉求通过国家意志转化为制度设计,才能逐步构建权利平等的文化基础。[3]


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问题。伊冯娜·唐德斯(Yvonne Donders,2007)等学者对国家、社会等主体的文化权利责任进行了研究。A.布拉克(A. Black, 2005)等对公共文化体制、建设模式、运行机制等进行了研究。多乐西·J.李林杰(Dorothy J. Solinger,2009)以公民权、市场和国家为框架对我国农民工人口流动及制度变迁进行了研究。有学者(Peter Li等)对移民文化的多样性等进行了研究。近年来,学者对农民工群体社会身份差异和权利不平等(俞可平,2010)、户籍等制度不公平(李强,2000)、社会排斥与城市融入(蔡禾等,2006)、农民工“身份-政治”影响(王小章,2009年)、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丁元竹,2008;贾康等,2006)等影响农民工文化权益的深层次因素进行分析。马晓蕊(2015)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基础,阐述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的应然性状态,并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存在的现状、问题、原因进行分析,提出相关的对策。[4]赵蓉、王振亚(2013)从公平正义的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5]邢静(2013)从社会工作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6]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国内研究成果较多地集中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策法规、基础设施、资金投入、评价监督等保障措施(李少惠,2006;朱维麟等,2008);公共文化服务质量评估体系构建、深圳等地的地方性经验(陈威,2006);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徐勇,2006)等方面在具体案例分析方面,多娟(2013)以太谷县为例,剖析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指出出现该现状的原因并提出了改进的对策建议。[7]张仙、潘启云(2016)等人以云南省为例,从资金筹集、人才培养、丰富载体、改革体制四个层面指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以便更好更快地推进云南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8]


二、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的实现


随着西方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D.奥斯本(D. Osborne,1997)[9]等大批西方学者重点探索了公共服务职能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关注文化公共服务单一提供方式的改革问题,主张构建更具有弹性和效率的公共服务供给民间化机制。王浦劬(2010)[10]、王列生(2007)[11]等针对政府文化建设责任、文化服务形式等进行了研究。孔进(2010)[12]对省级政府公共文化供给能力、水平、绩效、服务满意度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公共部门主导的公共文化资金分配方式难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需求,政府公共文化的支出仅仅只是定向于某些公共文化部门,导致公共文化资金供给的不均衡。在制约农民工参与文化活动的因素研究方面,北京市文化局与社会调查机构在对北京市农民工文化需求调研时指出,由于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收入少、个人素质低等因素导致他们难以参加公共文化活动。[13]马纯红(2007)[14]提出,制约农民工闲暇生活的主要问题在于难以享受闲暇生活的正当权益、占有公共服务设施资源不足、休闲活动内容单一且层次较低、享受闲暇带来的愉悦感较少。


李昱、蔡凌霄(2013)指出,当前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矛盾突出。[15]他们在完善投资体制、规范管理运行机制、提升参与意识、创新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与形式等四个主要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16]任珺、王为理(2014)提出了农民工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与目标消费群体的契合性,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工的需求。供给模式必须充分考虑供给链上提供者、生产者和消费者三者构建的制度关系和良好的互动过程。[17]蔡凌霄(2013)对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特征、现状、问题、原因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18]赵驹(2015)对农民工目前在城市中享受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满意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指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总体严重不足,在供给的精准度方面存在很大的瑕疵。[19]


杨玉珍(2013)[20]运用第三空间理论分析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发现由于行政操作上的偏差,政府意识不到农民工身份的独特性,使得农民工公共文化服务出现偏差,忽视了农民工的差异性文化需求。陈曦、刘伊生(2014)[21]针对农民工物质和文化需求两方面构建了博弈矩阵并进行了博弈均衡分析,认为农民工物质和文化需求均满足的情况下为最优。他们认为,将农民工文化建设差强人意的原因归结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缺乏有力的监督。但是他们仅限于理论分析,没有使用实证分析佐证其观点,也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在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层次上,李景源、陈威(2007)[22]认为,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表现出对文化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但需求增加的同时文化供给并没有跟上,农民工在文化方面享受的福利保障并不充足,这对农民工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负面影响,直接导致了农民工文化生活相对贫乏;与此同时,从文化设施保障方面的调查来看,大部分农民工所在的企业、社区及街道还没有对此问题加以重视,并没有为农民工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匹配足够的文化设施及配套相应的文化服务。[23]即使有所供给也倾向于简单供给,缺乏高层次文化供给。


在公共文化中的供给主体方面,何继良(2007)[24]和张筱强、陈宇飞(2008)[25]从人的权利角度分析政府供给文化产品的必要性,指出公民文化权是公民权的构成部分,属于人权中的一项基本要素,政府有义务向公众提供一定的文化产品。而这份权利的主张同“文化民主”的内涵相互契合,也体现出政府责任同公共文化发展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政府作为公共主导部门,提供基础文化产品和服务,引导社会的文化创意发展是其基本责任,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使得公民能够参与到各类文化活动当中并使得大众受益。兰剑等人认为,建立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平等合作关系,将“官民合作”引入到志愿服务中,通过公共产品的社会化供给运作可以有效地满足农民工公共文化供给多样化、丰富化。[26]牛跃平(2012)通过对北京市的个案研究,认为北京在公众文化产品提供方面具有较好的示范效应,对其提供主体管理进行规范性研究,可以为其他城市提供经验借鉴。[27]王伟杰、纪东东(2013)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需要国家构建、政府主导、农民参与并发挥主体性的过程。[28]


虽然很多学者从诸多视角展开了城市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和需求等相关研究,也取得很多成果,但到目前为止,鲜有文献从农民工自身的特点和需求出发,研究这个群体的城市公共文化需求实现程度。虽然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农民工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逐步像城市居民一样使用社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参与公共部门提供的文化服务,但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其收入、工作时长、工作性质、工作环境等却与绝大部分市民不同,加上其存在自身受教育水平总体较低等差异性的群体特征[29],他们对城市公共文化产品有着自己的诉求[30]


三、农民工文化信息的获取途径与渠道


在社会人的现实福利需求当中,信息需求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在信息时代,信息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资源,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31]信息资源与物质资源一样,其占有的差异与社会贫富差距密切相关。[32]石德万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信息获取上对信息弱势群体几乎没有影响,他们的信息获取行为主要受自身经济状况影响。[33]在所有的信息获取渠道中,人际交流渠道和大众媒体渠道是低收入者最为偏好的渠道,具体而言,电视的利用率最高(何兰满,2014)。[34]其获取的信息大部分是休闲娱乐、时事等谈资(查特曼,1995)。[35]格林伯格等(1974)通过在克里夫兰市的调查,发现收入水平严重影响着人们使用大众媒体,低收入群体尤为依赖电视,而较少利用报纸和杂志。[36]查特曼(199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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