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少儿 > 传统文化 > 晚清政治与传统文化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晚清政治与传统文化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晚清政治与传统文化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晚清政治与传统文化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朱东安著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3-01

书籍编号:30580930

ISBN:978720509528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647121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传统文化

全书内容:

晚清政治与传统文化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 这场革命问题不少,缺点甚多,但却是一个不可否定的历史事实。马列主义史学也是在五四运动后产生的,与资产阶级史学几乎同时,但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在史学领域占有统治地位,直到此时二者的地位才发生逆转。这也是一个不可否定的历史事实
  • 因为影射史学实行的是另一套规则,并不遵守约定俗成的史学规则,严格地说它不属于史学,其热衷者也多不是专业史学工作者。所以,它只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史学现象,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关于近代史研究的几点思考(代序)
    近二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有了很大发展,可以说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局面。而海峡两岸的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讨一些学术问题,更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未曾有过的情况,可谓可喜可贺。然而,繁荣中也有忧虑,前进中亦有值得重视的问题。其中有的属于老问题变出新花样,有的则是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而要使近代史研究有一个坚实的、科学的基础,以获得可持续发展,对这些问题不能不认真考虑。
    一、问题的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双百方针”得以贯彻,学者们有了较为充裕的时间,学术著述与学术会议增多,自由讨论的空气较前浓厚,对各种学术问题可以各抒己见,热烈讨论,这都是正常的,也是好事,只有这样才可促进学术的发展。然而,在这些争论中也反映出一个学术研究要不要坚持科学性问题。例如,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本来是近代史上两次最大的革命运动,无论就其历史推动作用还是对历史经验的积累而言,都曾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作出过贡献。可以说,没有这些革命斗争,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所以,历代革命伟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都曾对它们作出过肯定的评价。而于今同一个学者,对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的评价却悬若天壤,一个要低之再低,多低都不为低;一个要高之再高,多高都不为高。难道这两种评价都是科学的吗?在学术争论中,某种偏激见解的出现是正常的、常见的和由来已久的,只是两种偏激之见集中在一人身上,这样典型、这样对照鲜明,且并非出于感情上的好恶,而是完全属于理性的思维。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了彻底弄清这一现象的实质和根源,也就不能不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近代史的研究状况,不能不涉及一些有关史学的历史经验和基本理论问题,甚至对一些过去约定俗成的说法,重新拿出来加以讨论。
    二、关于为现实政治服务
    文艺要以歌颂或批判的方式为社会现实政治服务,本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对史学研究还没有直接这样讲过,但事实上却一直按此方针参照执行,故多年来史学研究上的一些得失利弊,都往往与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作为意识形态的历史学,一定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现实政治,可以说这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否则,政治上就会失去法律保障,经济上也难以生存。中国史学自西汉中期由司马迁创建以来,在自己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曾先后出现过几次转型,即指导思想与阶级属性的根本转变,以至形成几个前后不同的阶段。而究其原因,则主要因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对史学提出新的政治要求,而史学如要承担现实社会向它提出的新的政治任务,也就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性质。从而形成自身的新陈代谢,新史学取代旧史学,占据史学领域的统治地位。于是,中国史学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例如,辛亥革命后,反对帝制与实行民主成为中国政治的中心内容和历史潮流,然原来的旧史学却只能为封建帝制服务而不能为民主政治服务,故在五四运动以来的一场史学革命中被无情淘汰,其原有的尊崇地位被民国新史学所取代。及至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国家政权性质由人民民主专政变为无产阶级专政。亦因资产阶级史学不能为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遂在1958年以来的史学革命中被无情淘汰,其在史学领域的主体地位也被马列主义史学所取代。
    然而,历史学究竟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怎样才算是为现实政治服务,却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认真探讨的问题。《史记》曾对刘邦、吕后多有微词,而对项羽、韩信却充满同情与敬意,以致被人斥为“谤书”;《资治通鉴》则对众多的帝王进行过批评。难道它们没有为当时的现实政治,即封建专制制度服务?应该说不仅是为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且服务得非常好,故而受到历代帝王的欣赏。可见,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过于狭隘,过于简单、直接,也会走向愿望的反面,使优秀著作遭到扼杀,平庸甚或有害之作四处传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这个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史学界同行有了共同认识,但实际上,在史学研究的实践中却并非如此。
    改革开放之初,近代史研究中曾发生过“三大高潮”与“四个阶梯”之争,表面上双方见解尖锐对立,各执一端,实际上却仅仅是政治内容与方向上不同,而在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其理解与做法却并无分歧。就是说,他们对于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理解与做法,都只是停留在宣传上,用“借古讽今”“以古喻今”来为现实政治服务,表面上,即口头上或字面上说的是历史,实际上,心中之所想、所指,却是现行政策和现实政治问题。古代史与现实政治联系较少,而要让它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多半要靠那些影射史学之类。而近代史则属近水楼台,同现实政治联系较多,只要把那些与现实相同或相近的事物拿来,加以批判或歌颂,也就达到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例如,借歌颂义和团来歌颂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借歌颂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来歌颂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借批判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来批判蒋介石等等。由于太平天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最相近,所以,在近代史学乃至整个史学领域,也就最受青睐,独占鳌头,以至在中国史学史上风光了几十年。而改革开放之后,政治中心改变,由强调战争、强调革命、强调阶级斗争,转而强调资金、强调技术、强调现代化,由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转而强调学习资本主义列强,学习其积极追随者“亚洲四小龙”。在新的形势下近代史研究如何为现实政治服务?于是,一些学者将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重新排队,提出“四个阶梯”之说,以打破原有的相关理论体系,实现近代史研究由革命年代向建设年代的过渡。然其最大的改变,不过是洋务运动地位飞升,义和团运动遭到淘汰,太平天国虽屡遭批评但仍保有一席之地。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太平天国的日子则一天不如一天,不断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冲击。例如,经济上搞包产到户,就有人把太平天国说成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政治上否定“文革”、批判“造神运动”,就有人把太平天国说成是“红卫兵”,是神权政治;国家强调稳定、强调发展经济,就有人说太平天国破坏稳定、破坏生产;强调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有人说太平天国破坏传统文化;要批判邪教、取缔“法轮功”,就有人指太平天国为邪教;政治上要批判“台独”,推进中国的统一,就有人要取消太平天国的国号,搞什么“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甚至连什么国际承认都搬出来了。凡此种种,都曾在史学界造成程度不同的影响,有的甚至引起全国性的轰动。
    同一个太平天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政治命运竟会如此天差地别,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除要看到政治上的变局这一外部条件,亦需要对其内因,即历史学的自身特性,做一些认真的考察。
    三、关于史学的功能
    就一般而言,史学的功能大约有两个方面:一为舆论功能,一为借鉴功能。舆论功能即其所具有的制造社会舆论的功能,上面所提到的以史学为宣传工具,为现实社会中的政治中心任务服务,就是主要发挥这方面的作用。由于近代史是个新学科,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为着革命的需要建立起来的。且有的史学家,尤其那些对于中国近代史体系的建立与维持,起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的史学家,如胡绳、刘大年等,本身就是负责宣传工作的政治家,所以,其所承担的政治宣传任务特别重,在这方面的作用也得到充分发挥。同古代史相比,舆论功能也就成为它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不仅表现在过去,也表现在现在。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史学科制造舆论的功能比革命年代更为得心应手。太平天国、义和团不行了,就大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大吹曾国藩、李鸿章。似乎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为改革开放找到了足够的历史根据。甚至有人说,歌颂李鸿章,就是歌颂改革开放。于是,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来了一个乾坤倒转,以前的歌颂对象如今成了批判对象,以前的批判对象如今成了歌颂对象。不过,这些史学家的做法虽然是从上一代史学家那里学来的,但具体的史学观点却不为他们所认同。于是,双方屡起争议,形成近代史研究领域两个最大的对立的学术流派。
    数十年来,最无争议的要算辛亥革命了。无论是讲革命至上抑或经济建设为中心,无论是海峡的此岸彼岸,即使让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也很少有人对它进行攻击。其实,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对辛亥革命同样有拔高或过誉现象,同样有不够实事求是之处。例如,民国的建立应当归功于革命党,而推翻清王朝却并非革命党一派之力。若不是立宪派被逼造反和袁世凯对清朝贵族的背叛,武昌起义很难发动起来,更不会导致清朝灭亡的结局。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革命党有力量推翻清王朝却无力实行共和政治的奇怪现象。事实上,以往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中,与太平天国的情况类似,过分强调了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间的矛盾斗争,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尤其是满汉之间的矛盾斗争,忽略了革命党与满洲贵族之间的中间力量,如立宪派与袁世凯的政治动向与历史作用。这种研究,不仅把革命党孤立起来加以考察,从而割断了它与立宪派、袁世凯北洋集团间的联系,也将辛亥革命孤立起来加以考察,从而割断了它与清末新政及民初军阀混战的内在的历史联系。这样,也就很难对辛亥革命中的复杂的历史现象,例如南北议和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然而,当今之世,这类问题存在于太平天国身上可以得到纠正,而存在于辛亥革命身上却很难加以纠正。古人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虽则指人而言,其道理却不限于此。无论一个史学著作、一个研究专题,还是一个史学观点、一个史学流派,若不经过几个反复是很难作数的,要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各种政治环境与思想潮流的考验。经过这次严酷环境的锻炼,太平天国的研究必将会有长足进步,而辛亥革命的研究却未必能够如此。因为它还没有这样的政治机遇。
    至于史学的借鉴功能,亦受到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所谓以史为鉴、以古鉴今,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都是说史学具有这一功能,并可以用来为现实政治服务。所谓“以人为鉴可以辨得失”,也包含这种意思。因为人无非今人、古人,以古人为鉴,也就是以史为鉴、以古鉴今了。所以,制造社会舆论并不是史学的唯一功能,更不是它最重要、最本质的功能。因为制造舆论是社会政治加在它身上的带有强制性的任务,且是意识形态的各个门类,如哲学、文学、新闻、艺术等所共同具有的,而只有借鉴功能才是它所独有的。也可以说,舆论功能只是它得以生存的外部条件,而只有借鉴功能才能体现它的本质和生命力。虽然这两种功能都是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本领,但舆论功能只能表现其粗浅功夫,其历史作用也是短暂的甚或片面的;而只有借鉴功能才能体现出其深厚的底蕴,具有长久的魅力。因为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揭示出人类社会在一定时期或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客观规律。整个史学如此,具体到一部史学著作也是如此。如《史记》和《资治通鉴》,它们虽为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的作品,但却具有永久的魅力,直到今天仍具有很高的参阅价值。据说,一部《资治通鉴》,毛泽东竟读过17遍。由此人们可以理解,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革命的战略思想上高人一筹,并非由于他去的国家多,马列著作读得熟,而是较为熟悉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较他人具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四、关于史学的二重性
    说史学具有二重性,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它的客观性,一个是它的主观性。就是说,它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一部好的史学著作,必然是主观与客观的高度统一。而究其原因,则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它的自身,一是社会对它评价,一是研究者自身的追求。历史学是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为任务的,而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流动的亦即发展变化的过程。它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但无论物质或精神,对其研究者来说,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历史学则是人类历史在历史学家头脑中的反映,亦即他们对人类历史的主观认识与表述。就其本质而言,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相同的,包括它的历史与现实,并由此建立起它们的共性和联系。而历史学则是另一码事。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的客观性,则完全取决于历史学家的水平与能力。就是说,从客观上讲,人类具有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的可能性是一码事,而在主观上、通过社会的具体的个人实现这种可能性又是另一码事。所以,已经发生过的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不可能复原的,所谓重构历史、复原历史、再现历史云云,都带有广告嫌疑,都是不可能的。历史学只能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实际,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将它复原出来。况且,在实践上,人们的认识与表达能力又受到主客观上的种种限制。因为人们要开展研究工作,总离不开文字与实物资料。而文字资料是靠人记录的,难免不加入人的主观因素,同客观实际相比已有了差距、打了折扣。更何况有些情况,当事者是永远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不会留下任何证据,更不会有文字记载。且往往越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与重大问题上,越是如此。所谓“烛光斧影,千古之谜”,就是指此而言。而地下发掘的实物资料,虽然较为客观,但却处处依靠考古工作的开展,亦受到国家财力、物力、科技水平和时间的限制。至于研究者主观上还要受到理论水平、研究能力、刻苦努力的程度等限制,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所以,一部史学著作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的真实性,这要因人而异、因书而异,如果具有七成以上的科学性,恐怕就算是优秀作品了。
    此外,社会的要求是造成史学二重性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原因。由于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而人分属于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具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并由此造成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同的评价标准,即客观真理与主观真理之说。历史学与历史科学都属于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的范畴,故社会对它的评价也有二重性,客观性和主观性。就是说,人们评定一个史学著作的高下优劣,不仅要根据其科学性如何,还要看其观点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以所占科学性的多寡定其殿最应属客观标准,以自身利益衡量其优劣轻重则是主观标准。从前,胡适曾将历史学比喻为任人打
  • ....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