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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经学史·秦汉魏晋卷:经与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美)韩大伟(DavidB.Honey),黄笑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0-01

书籍编号:30581027

ISBN:978752014337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58024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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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学史》总序


中国经学史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无法简单概括。虽然本研究将用五卷的巨大篇幅对它进行仔细审视,然而可能仍然是肤浅和粗略的。为了研究的可行性,我将聚焦领袖群伦的宗师,例举举足轻重的先哲,并追踪他们身后的影响,借此概括各个时代的主要潮流,撰写一部有价值的介绍历代经学研究的著作。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用西方语言写成的这类著作,正是此空白促使我进行勇敢的,甚至可以说是狂妄的尝试。这也是我在研究中采用西方经学界观念模式的原因。


威尔逊(N.G.Wilson)在写《拜占庭的学者》(Scholars of Byzantium)时,不情愿地通过“伟人” “领袖”来叙述历史,这也是鲁道夫·普法伊费尔(Rudolph Pfeiffer)在写他的经学史时所采用的方法。威尔逊认为,这种方法是有缺陷的,因为文献记载中有许多空白,许多传世的稿本无法与任何知名作者关联起来。然而中国的情况不同,经学的传承很好地保存在“伟人”的专门传记和集体传记中;集体传记即《儒林列传》,它简要记录了伟人和众多成就较小的名人。因此,讲述中国经学史忽略重要人物是不可能的。另外,在讲述中国经学史时还要有与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一样开阔的视野。他仅为一位“伟人”——斯卡利杰尔(Joseph Scaliger)作传,就用了皇皇两卷。“为了回顾他(斯卡利杰尔)的学术发展历程,回顾他的同辈和先驱的学术派系”,须要用100页从百年前的安杰洛·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讲起。[1]显然,中国经学史如此复杂,要把它呈现得令人信服,开阔的历史视野是必需的。


虽然中国经学的传统复杂而丰富,但传世文献记载也同样丰富,只要一点一点地去揭示,我们就能得到一张完整的图画。而呈现中国经学全貌的困难正在于这种丰富性,威尔逊也曾面临这种困难,他说道:“真正的困难在于,对我所探究的这一时期,在某些方面我们了解太多。有许多拜占庭学者能力平庸,却留存有大量著作,这些著作每一部都能令我们牺牲大量时间去为之撰写专著。既然我想在有限的时间内为之做一概览,对那些二流的学者我一般处理得非常简略。”[2]基于此,我准备依样葫芦,有时甚至会忽略掉一些小人物;我将主要关注“领袖”,他们不仅为其所在时代的经学定调,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者对研究方法进行了重大改良。我们既需要一部多卷本的中国经学史,同样也迫切需要审视各种研究方法的发展过程。即使在西方经学界,后一种需要也很明显,虽然它早已拥有众多论述经学历史的优秀著作。[3]


《中国经学史》系列将分为五卷,其中清代卷又分两卷。经过九年的努力,在我64岁之际,卷一《周代卷:孔子、〈六经〉与师承问题》已经问世了,《秦汉魏晋卷:经与传》现在出版。照此进度,完成本系列还需要10年时间,那时候我将七旬多。如此高龄,那时的我很可能精力不济。如果我能勉力完成本系列,我相信它将填补当今西方汉学界的一项重要空白,它也会是我事业的巅峰。《中国经学史》的卷一《周代卷:孔子、〈六经〉与师承问题》涵盖了漫长的周代。它探讨了孔子、孔子与经书的关系,以及经学的传承。该卷的中心,是分析在礼仪化教学场景中孔子作为经书整理者和传播者的原型意义。该卷也分析孔子的嫡传弟子曾子、子夏,他的孙子子思,以及继承他思想的孟子和荀子在经书传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卷二与卷三的时间跨度更大,其内容概括如下。


卷二《秦汉魏晋卷:经与传》与卷三《南北朝隋唐卷:文献学的衰落与诠释学的崛兴》所涵盖的时期是从汉代到唐初,讨论秦代焚书之后经典的重构以及它们最终被皇权经书化的过程,并论述经学家因国家资助而职业化,民间经师被专精一经、终身聘用的宫廷学者所取代。还探讨了小学的多种分支学科的发展,刘向发展了校勘学,许慎发展了文字学,博学的郑玄则注释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经书,他们是汉代三位伟大的经学家。接下来还将考察汉代以后受郑玄影响而发展出的用于诠释文本复杂性的其他注释模式;这些模式包括杜预《左传注》如何“释”历史人物,陆德明如何“释”经典中的文辞。认真关注汉字的语音性质也开始于这一时期的后期。在唐代,文本注释地位显著,“疏”(传的传)这种注释模式备受青睐。孔颖达和他的团队吸取隋代经学家的成果,编纂了注释经书的“正义”,“正义”很大程度上在今天还是典范。


按照逻辑,接下来应探讨宋、元、明三代的释经活动。然而研究经学史,这三个朝代也许可以忽略。此论断虽然鲁莽,但请容我解释。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儒家并不视经书为研究对象,而是以它们作为形而上学和神学思辨的参照体系。严格地讲,经学是对经书的专门研究,包括统摄于小学之下的校勘、语法、古音、目录、注释等必要的分支学科——阐明文本所需的任何技巧或方法都隶属于小学。尽管品鉴与阐发也是经学家的本色当行,然而似乎并不属于小学;按照现代的专业分科,把它们归在文学批评家、哲学家或思想史家的名下更自然。民国小学家黄侃(1886~1935)的两句话简练地说明了经学与小学相互依存的关系,“段玉裁以经证字,以字证经,为百世不易之法”;“经学为小学之根据,故汉人多以经学解释小学”。[4]


在德国,经学习惯上被称作“小学史”,例如乌尔里齐·冯·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著有一部简短而扎实的总论经学的著作,书名就叫《小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5]从所用专门术语就可看出,经学与小学是相互依存、有机共生的。正因为重点论述校勘、注释方法的发展过程,普法伊费尔的《经学史》(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第一卷以亚历山大时期经学的诞生结尾,第二卷却直接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经学的重生开始。这是一个明智的跳跃。[6]从亚历山大城陷落至彼特拉克(Petrarch)时期的经学黑洞,没有一脉相承的小学,只有一些新产生的罗马修辞学,中世纪语法学,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逻辑学,神学思辨和拜占庭的手册、大全与集释。为了方便中国读者并填补该领域的空白,我曾撰写了一部入门书,完整地介绍西方从荷马时期到现代的经学,而不细究学科之间的分野,虽然它们性质迥异。[7]然而,在本系列里中国古代“小学史”是主线。这条主线在宋代以前十分清晰,没有被过度的形而上学思辨淹没,但是到了宋代以及接下来的元代和明代,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清晰的主线消失了。换个比方说,只有在个别学者身上还映现着小学微弱的光芒。宋代的郑樵、元代的王应麟、明代的焦竑,几乎如同几盏暗淡的孤灯散落在一片黑暗里。在这漫长的暗夜里,经学为玄思的迷雾笼罩,这些玄思虽受文本启发却不以文本为根据。我将仿效普法伊费尔,略去中国经学史上这一段相对贫瘠的时期,把它留给与之更契合的哲学家和思想史家去研究,而在本系列的卷二、卷三之后直接续以衰微而易被忽略的清初小学。


最后两卷将探讨清代经学。第四卷《清代卷:汉学篇》将介述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以及清人借此恢复以原文为本的心态。该卷的第一部分将由对顾炎武(清代经学之父,开启并引领了多个经学流派)的介绍拉开序幕。他在历史音韵学研究方法和铭文来源的精细化使用两方面的开拓精神尤为明显,他的治学之道——考证在同辈人阎若璩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应用,后者似乎解决了古文《尚书》是真是伪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第二部分“乾嘉学派”则分析乾隆和嘉庆年间考证学掀起的高潮。乾嘉学派代表着中国经学的最高成就。《四库全书》的书目文献学专家、辞书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段玉裁与注释学方面的代表人物王念孙可谓达到了语文学三大基础学科——考据学、辞书学和训诂学的高峰。戴震涉足了上述三大领域,并为语文学注入了道德哲学的血液。聚集在他周围的学者,尤其是扬州学派,形成了人们对其他各学派进行比较研究的参照系。一些经学家对揭示经典文本原义与历史真理的热情使他们对文本所欲传达的道德教化信息失去了兴趣,这反而激起了一众学者向经典的道德寓意和经学的道德性回归。对经学语言学方面的关注将持续至晚清和民国初期,并将以章太炎的成就作为终结。


第五卷《清代卷:宋学篇》将审视清代中后期的学者是如何将经学研究与济世救民这一迫在眉睫的现世任务关联起来、整合为一的,如:通过对《公羊传》的全新解读,通过常州学派优雅的散文创作,通过康有为的政治改革,通过王国维的历史研究,等等。梁启超对清代经学史的看法(他的观点常被后世那些死板的学者们僵化地勾勒而出)在西方世界被广泛接受,而钱穆更为开阔包容的视野则对其提出挑战。


总之,在撰写《中国经学史》时,我尝试介绍儒林,解释儒林中重要人物内在的学术机制,希望能在此领域做出自己微末的贡献。谨愿拙著能成为一坚实的基础,帮助像我一样深受中国经学伟大传统启发的同行在此广阔的领域中做出更精深的研究。


韩大伟(David B.Honey)



[1]Anthony Grafton,Joseph Scaliger: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Volume Ⅰ,Textual Criticism and Exegesis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3),p.4.


[2]N.G.Wilson,Scholars of Byzantium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3),p.273.


[3]这是休·劳埃德-琼斯(Hugh Lloyd-Jones)的观点,见其所著Classical Survivals:The Classics in the Modern World(London:Duckworth,1982),p.19。


[4]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3页。还可参阅张涛《经学与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文史哲》2001年第5期,第62~68页。


[5]此书德语原名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英译名为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艾伦·哈里斯(Alan Harris)翻译(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也可参阅瓦纳尔·耶格尔(Werner Jaeger,1888-1961),“Classical phil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1870-1945”,见Five Essays,译者 Adele M.Fiske,R.S,C.J.(Montreal:Cassallini,1966),pp.45-74。瓦纳尔·耶格尔是维拉莫维茨在柏林大学教席的继任者,在这篇文章中,他总结了母校过去75年的经学史。


[6]Rudolf Pfeiffer,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 (Oxford:At the Clarendon Press,1968);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1300 to 1850(Oxford:Clarendon Press,1976).


[7]韩大伟(David B.Honey):《西方经学史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译者序


韩大伟(David B.Honey)教授是北美汉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历时数年撰写的《中国经学史》堪称巨著,我有幸受邀翻译这一鸿篇巨著中的第二卷,深感受益匪浅。韩大伟教授博览群书,学贯中西,他敬仰如郑玄和章太炎那般“通学”式的全才,故而也以此自勉,读者可从《中国经学史》中窥见其深厚的汉学功底、扎实的文献学背景和博采众家之长而融会贯通的治学精神。


韩大伟教授在书中广泛地援引古今中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对各家之言进行考据式的分析,从而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其褒贬是非皆蕴含在严密的逻辑推理之中。韩大伟教授涉猎甚广,熟知各门各派,除了在书中征引皮锡瑞、李学勤、许抗生、虞万里、黄开国、李零、王先谦、林庆彰、黄彰健、章权才等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还征引了陆威仪 (Mark Edward Lewis)、鲁惟一(Michael Loewe)、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安乐哲(Roger T.Ames)、柯马丁(Martin Kern)、戴梅可(Michael Nylan)、侯格睿(Grant Hardy)、鲍则岳(William G.Bolt)、杜润德(Stephen Durrant)、尼古拉斯·祖福瑞(Nicolas Zufferey)、杜希德(Denis Twitchett)、海陶玮(James Hightower)、许思莱(Axel Schuessler)、范佐仁(Steven Van Zoeren)、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华兹生(Burton Watson)、齐思敏(Mark Csikszentmihalyi)、魏思齐(Zbigniew Wesolowski)、曾祖森(Tjan Tjoe Som)、德效骞(Homer H.Dubs)、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乌尔里希·内因格尔(Ulrich Neininger)、德克·卜德(Derk Bodde)、迈克尔·普鸣 (Michael Puett)、本杰明·瓦拉克(Benjamin E.Wallacker)、诺尔·巴纳(Noel Barnard)、哈罗德·罗斯(Harold Roth)、伊娃·宇恩-瓦·淳(Eva Yuen-wah Chung)、马科·劳伦特·艾塞林(Mark Laurent Asselin)、弗朗索斯·博特罗(Françoise Bottéro)、保尔·塞瑞斯(Paul L-M Serruys)、罗杰·格瑞特雷克斯(Roger Greatrex)等域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韩大伟教授虽求学并治学于美国,但从他所援引著述材料之广泛来看,其并不偏重于北美学界,而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于不甚了解海外汉学界的读者而言,这部《中国经学史》亦不失为一扇通往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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