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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学记:现当代学者与艺术史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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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艺术学记:现当代学者与艺术史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朱天曙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1-01

书籍编号:30581165

ISBN:978752015298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64392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语言文字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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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天曙,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央美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出版著作和作品集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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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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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曙 书法作品

自序


这本小书,收录了我十多年学习现当代学者关于书画篆刻史论研究的十一篇文章,取名为《艺术学记》。


这些学者中,既有我推崇的前辈,如陈垣、徐复观、马衡、汪世清先生,对我从事书法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又有如卞孝萱、陈智超、黄惇三位恩师,有幸得到他们的亲炙,他们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给我很多启发。还有日本中田勇次郎、美国方闻和德国雷德侯三位学者,他们关于书法史的研究,有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意义,也一并收入书中。


书中所收十位学者的研究,或论生平,或解术语,或说疑年,或作辨伪,或考手札,或谈理论,都各有特色。我以“导读”的方式粗略解析他们的研究,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发。书中还在我文章后收录了学者们的相关篇章,便于读者阅读。


今天的书法史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些学者的研究,朴实而圆融,闳约而细致,一直有着可以借鉴的价值。很多人在讨论研究方法时,这些前辈的光芒,是不能被忽略的。


朱天曙


2019年4月25日于北京


陈垣先生与书画史研究


——以《吴渔山生平》《元西域人华化考·美术篇》为例


作为史学宗师,陈垣先生一直强调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是艺术史上的一大景观。在1923年所作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中,他说:“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以其为象形文字,而又有篆、隶、楷、草之不同,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1]20世纪30年代,随着陈垣先生对书法产生兴趣并钻研,他对中国书法与绘画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提出“书画是相因的,能书能画是大佳事”[2]“中国人的美术,第一就是书,第二就是画。书与画并称,系中国及日本人的特色”。[3]其1939年所作《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中,专门讨论了僧人的书法,再次强调了书法的民族性:“以书为美术,与画并称,舍中国日本外,世界尚无此风俗。不注意书法,则真景德云法师所谓不工书无以传者也。”“书法自昔为中国所重,僧人能书者亦多。即《景教流行中国碑》,书法遒整,亦可与他唐碑媲美。今年敦煌出土之景教经典,亦有幽雅绝俗者。”[4]在《教海一楫》里又说:“自汉魏六朝唐宋以至于明清,无一代不重视写字。”[5]这些相关的看法,表明了陈垣先生对中国书法的关注,特别是对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加以肯定,我在《陈垣先生的书学观念及其遗墨》一文中曾有专门介绍。[6]


陈垣先生关注书画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中关于画家吴历的研究和他研究宗教史有密切的关系,《元西域人华化考·美术篇》专门讨论中国书法、绘画和建筑。下面就以《吴渔山生平》和《元西域人华化考·美术篇》两个专题为例,分析陈垣先生在书画文献的收集、整理与运用上的治学经验,并讨论其方法和精神对书画史研究的启示。


一 《吴渔山生平》


明末清初,常熟一带出现了美术史上著名的“四王吴恽”(即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吴历、恽寿平),画史上称为“清六家”。


吴历是明末清初杰出的画家,未参加过清朝的科举考试,未做过清朝的官,晚年学道,是一位天主教神父,后晋升为司铎。他生平性孤介,淡泊自守,事迹流传颇少。20世纪初期,陈垣先生因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史,开始注意到吴历的神父身份,写了《吴渔山与王石谷书跋》一文,说明两人都有天主教信仰,王翚只不过是信徒,而吴历是神职人员。1936年和1937年,他集中发表了有关吴历的多篇论著,包括:吴历文献的考订有《墨井书画集录文订误》、《墨井道人传校释》、《墨井集源流考》以及《墨井集批注》;图像的订正有《清代学者象传之吴渔山》;专题研究有《吴渔山入京之酬酢》;生平研究有《吴渔山生平》和《吴渔山年谱》。[7]现以《吴渔山生平》一文为例进行分析。


在《吴渔山生平》一文中,陈垣先生对史料做了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关于吴历的家世及生卒这一部分共考订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吴历的家世。陈垣先生首先从不同文献的记载中发现了问题。《墨井诗钞》所收的陈瑚《从游集序》和张云章《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都御史吴讷的七世孙,而张氏《朴村文集》本的《墨井道人传》说吴历是吴讷的十一世孙,陈瑚《确庵文稿》与此相同。陈垣先生认为《朴村文集》正确而前说错误。


张云章所作吴历传记《墨井道人传》有三个版本,即康熙末张云章自刻《朴村文集》本、康熙末嘉定陆道淮编刻《墨井诗钞》本和宣统间上海李杕辑《墨井集》本。各种版本文字上有差异,吴历家世的差异就是其中之一。陈垣先生仔细研究了这三种版本,写成《墨井道人传校释》一文。他的研究认为康熙末年张云章自刻的《朴村文集》本是最可靠的。《从游集》是吴历的诗集之一,收入陈瑚《从游集序》的《墨井诗钞》是吴历死后陆道淮所编。陈瑚自己的文集《确庵文稿》并没有收入这篇《从游集序》,却收录了他为吴历母亲写的《吴节母王孺人墓志铭》,其中说到吴历父亲是吴讷的十世孙,吴历当然就是十一世孙了。他指出:“今各家画传及府县志之《吴历传》,均取材于确庵、朴村之文,而不知其版本之异有如此也。”[8]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吴历是不是孔子弟子言偃的后代。明人冯复京所作《常熟先贤事略》说吴历是言偃的后代,他的先辈“坐事亡匿”,因为子游封于吴国,所以改姓吴氏。吴讷取名“讷”,是藏“言”于“内”的意思。陈垣先生根据《海虞文徵》卷二收录吴讷自己写的《吴氏谱图序》否定了这种说法,同时指出这不是毫无根据的。他根据光绪《常昭志》记载,指出吴讷的五世祖迁居常熟子游巷,和子游巷的言子故宅紧邻。他还根据光绪《苏州府志》收录的雍正初年衍圣公孔传铎所作《复言子宅记》指出,言子故宅在明末变成了天主教堂,雍正二年禁止天主教,各地天主教堂被废,言子故宅才得以恢复。吴历家长期与天主教堂紧邻,这和他晚年信奉天主教可能大有关系。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吴历的生卒。吴历的年龄有三说,《海虞诗苑》为八十六,墓碑为八十七,行状为八十八,墓碑、行状均作卒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陈垣先生指出八十六有误。他以《古缘萃录》载吴历《凤阿山房图》中王石谷跋和《穰梨馆过眼录》中吴历《寿石谷诗》,知王石谷和吴历同岁,沈德潜撰《王石谷墓志》,称王石谷卒于八十六,《海虞诗苑》误以王石谷卒年为吴历卒年。陈垣又指出,吴历随柏应理往澳门应为五十,升司铎应为五十七等,纠正了行状墓碑纪年之误。


在《吴渔山之学画及画品》中,陈垣先生根据《吴越所见书画录》、《过云楼书画记》以及毕泷《题农村喜雨图卷》等文献,指出吴历学画不仅学王时敏,也学王鉴。又以毕泷跋和《虚斋名画录》引张栋题吴历《葑溪会琴图》中语,肯定其作品“历尽奇绝之观,笔底愈见苍古,能得古人神髓”“气韵深醇”“笔情高淡”。文中还引乾隆五十六年冯金伯《题葑溪会琴图》和道光中梁章钜《题渔山画诗》等诗,对张庚《国朝画征录》不满吴历作品,说其“功力当未抵石谷之半”等作出回应。这一部分还通过《墨井画跋》对咸同间叶廷琯《欧陂渔话》和叶德辉《观画百咏》及《清史稿·吴历传》中关于吴历老年“好用西洋法”的说法进行了纠正,指出吴历用西洋法的说法,是咸同间人的理想之词,并不准确。


关于吴历与王翚的关系,陈垣先生1919年曾在《东方杂志》发表《吴渔山与王石谷书跋》,指出二人“同庚同里同学,晚又同教,又同享高年,奇也”。如利玛窦《友论》所云“半之我”也。[9]在《吴渔山与王石谷》一节中,陈垣先生对张庚《国朝画征录》中所载吴历与王翚绝交的史实进行澄清,并指出清末李葆恂《无益有益斋读画诗》、道光初吴修《青霞馆论画绝句》、梁章钜《退庵书画跋》、戴熙《习苦斋画絮》等以讹传讹的原因。他研究证明:“吴王交谊,至老不渝。”不仅如此,他还指出鱼翼年《海虞画苑略》未载此事的原因和张庚此说的由来。这种研究,分析细致,材料清楚,纠正了张庚《国朝画征录》记载的讹传谬种。


陈垣先生研究吴历搜集的史料丰富,包括:吴历本人的诗如陆道淮刻《墨井诗钞》、李杕辑《墨井集》、徐汇书楼藏抄本《墨井道人三余集》等;各种著录如鱼翼《海虞画苑略》、张庚《国朝画征录》《王奉常书画题跋》、王翚《清晖赠言》《清晖画跋》《石渠宝笈初编》、张大镛《自怡悦斋书言录》、梁章钜《退庵金石书画跋》、蒋光煦《别下斋书画录》、李佐贤《书画鉴影》、方濬颐《梦园书画录》、顾文彬《过云楼画记》、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李玉棻《欧钵罗室书画过目考》等;吴历同时期人的文集如尤侗《艮斋倦稿》、王掞《西田诗集》、许缵曾《宝纶堂稿》、梁清标《蕉林诗集》、陈维崧《迦陵词集》、施闰章《愚山诗文集》、宋琬《安雅堂未刻稿》等;教会方面的文献如费氏《耶稣会士传略》、高氏《金陵开教录》、德式《中华本国主教》及耶稣会会士档等。《吴渔山年谱》一文中征引的各类文献多达78种。


在《吴渔山生平》一文中,陈垣先生还通过各类书画文献考订了吴历与许青屿、吴历的禅友、吴历入教与入耶稣会、吴历的宗教生活、《墨井诗钞》与《三巴集》的关系等,征引文献极为广泛,丰富了美术史研究的内容。


二 《元西域人华化考·美术篇》


陈垣先生1923年43岁时所作《元西域人华化考》是现代中国元史研究的开拓性著作,约8万字,被蔡元培先生称为“石破天惊”之作,其中卷五《美术篇》是关于中国书画的研究。陈垣先生曾告诉友人“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友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10]他写这部书,就是要“证明西域人之同化中国”[11],以此唤醒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尊和自信。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代。元代的西域范围不但包括玉门关、阳关以西的新疆,更推广至葱岭以西甚至到东欧一带。元朝统治者把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公文中称西域人为“色目”,在一般著述中多称“西域”。《元西域人华化考》中的“西域人”就是指色目人。陈垣先生文中解释了何为“华化”,即“以后天所获,华人所独者为断”[12],所以“先天所赋,本为人类所同,均不得谓之华化”[13]。他从儒学、佛道两教、文学、美术、礼俗五个方面论证了在元朝大一统的局面下,大批过去被隔绝的外国人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来到中国的中原地区,接触了中华文化后受到感染,并为之同化的历史事实。


《元西域人华化考·美术篇》史料搜集与考证很有特点。陈垣先生根据中国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不同的特点,指出书法为“艺术史上一大观”[14],而“中国画有中国画特色”,“中国画法,非西域画法”[15],“凡考一代之美术,必兼考其建筑遗物”[16]。因此,他将书法、绘画和建筑作为美术篇的主要内容,并把美术提到文化的高度,认为“文化之感人,其效比武力为大”。[17]


《元西域人华化考·美术篇》关于书法和绘画部分充分利用了元陶宗仪的《书史会要》和夏文彦的《图绘宝鉴》两部主要的文献钩稽而成,他的利用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对这两部书的错误和遗漏,通过《元史》《佩文斋书画谱》《西湖竹枝词》《录鬼簿》《寰宇访碑录》《普陀山志》《画旨》以及故宫博物院的藏画等多种文献,加以纠正和补充。现举例如下。


廉希贡,《书史会要》载为“畏吾人”,陈垣先生据鲜于枢《困学杂录》,指出应作“于阗人”。


康里回回,《书史会要》载为“巙巙弟”,陈垣先生指出“回回系巙巙兄,回回生至元二十年,巙巙生元贞元年,此元弟者,误也”。


泰不华,《书史会要》载为“蒙古人”,陈垣先生根据《儒学篇》,指出泰不华为“伯牙吾氏,是色目,非蒙古”,又据《元史·燕铁木尔传》,称“女为伯牙吾氏,是伯牙吾氏乃钦察也”,《元书》卷八二直书曰“泰不华,钦察人”。


除了《书史会要》和《书史补遗》所录元代书家外,陈垣先生对康里巙巙、泰不华、贯云石、余阕、盛熙明等人做了细致研究。他通过《式古堂书考》二十所载张灿《赵巙二公翰墨歌》,指出:“巙书实不如赵,其有此称誉者,半因位望甚高,半因系出西域,希有可贵也。”[18]并根据《式古堂书考》十七、《三希堂石渠宝笈》二十三、《寰宇访碑录》十二、《捃古录》十九等著录,钩沉其存世著录作品18种。陈垣先生指出“时人尝仰慕俄国文学,岂知此间六百年前,乃有多数邃于华学之人耶!”“巙巙等之得名,用力至深,用功至勤,非浪得时名者比。”[19]


论元代书家泰不华时,陈垣先生引苏天爵《滋溪文集》三十《题泰不华自书所作诗后》叹云:“泰不华之父尚纯然一西域人,华言尚未深晓,而其子乃邃于华学若此。”[20]又通过《寰宇访碑录》卷十二及《捃古录》十九、二十,钩沉其书碑四通、篆额六种。论贯云石时,陈垣先生引陈基《夷白斋外集》卷下跋其书《归去来辞》,称:“观者殆不可以寻常笔墨蹊径求之也。”[21]论余阙篆书,陈垣先生引宋濂《芝园续集》卷六《题余阙篆书后》和《佩文斋书画谱》所引《紫桃轩又缀》语,指出:“书以人重,美者固美,即不甚美者,即将以景仰之意而美化之矣。”[22]龟兹盛熙明是西域人中的书论家,著有《法书考》八卷,在古代书论史上很有影响。陈垣先生对他的“华化”大为表彰:“夫以西域人而文中国之书,已属难能,况又以其研究所及,著为成书,以诏当世,岂非空前盛业乎!”[23]不仅如此,还对其学佛能诗给予肯定。


在《西域之中国画家》一章中,陈垣先生以元夏文彦《图绘宝鉴》为主要文献,钩稽其卷五中西域人善中国画者边鲁、高克恭、伯颜不花、丁野夫等人,并加以分析研究。其中关于高克恭讨论尤多,他指出,“元朝书画,推赵(孟艺术学记:现当代学者与艺术史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独步,然与赵颉颃者,书画皆西域人,亦足见西域人天资学力,不让汉人也。”[24]又以董其昌《画旨》对高克恭前后不同的评价指出高氏的艺术地位。董其昌初曰“高与赵恐非耦”,再则曰“未见房山真迹耳”,三则曰“高之品几与吴兴埒矣”,终更推为“古今一人”,可见董其昌对高克恭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他又辑录元人题咏者如《桑落洲望庐山图》《云林烟嶂图》《越山图》《山村图》等十七种,并以其所见作品和邓文原《巴西集》中《尚书高公行状》、柳贯《待制集》中《题姚子敬书高彦敬绝句诗后》等文献说明,高克恭是“诗画兼长之一人”[25]。陈垣先生还通过对高克恭生平、时代背景及其婿乌伯都剌和亲家哈鲁丁的考订,断定高氏为回回人。指出时人诗中皆称“西域人”,是因为“西域之名,出于汉以前,回回之名起于近晚,贵远贱近,人情然也”。[26]丁野夫为回纥人,而称为西域人,也是这个道理。


陈垣先生关于元代西域人华化的论断,是建立在全面搜集、严格考证史料的坚实基础上的。这部著作引用的史料多达211种,引用的材料除了一般史学家常用的正史、方志外,光是元明人的诗文集就有近百种,包括虞集《道同学古录》、杨载《仲弘集》、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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