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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广州十三行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王元林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1-01

书籍编号:30581190

ISBN:978752015484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89620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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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至清前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高涨与十三行机制作用


黄启臣 庞声秀[1]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始于西汉元鼎六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11~前87年)期间,汉武帝派遣属黄门(皇帝近侍)的译长组织官方船队,带着“黄金杂缯(丝绸)”,从今徐闻、合浦出发而开辟的远洋航线,后经唐、宋、元发展,明至清前期达到高度发展。本文拟就广州十三行在此海上丝绸之路高度发展时期所起的机制作用做一阐述。


一 中国是海上丝绸之路高涨的世界市场


15、16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时期。1405~1433年中国郑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C.Colonbo)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Da.Gama)绕过好望角开辟欧洲到印度的东方航线;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D.Magalhaes)做环球航行等航海活动的伟大壮举,从地理范围上使分散隔离的世界逐渐变成了联系为一体的世界,人类历史也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为商品贸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条件。


但是,作为贸易全球化所赖以运转的基础即商品流通来说,则是有赖于中国强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产出来的丰富商品。据史料记载,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经济规模上看,15世纪中叶(明中叶)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期间,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国家。据统计,永乐二十年至嘉靖末年(1522~1566),中国的生铁产量达到45000吨,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国到1740年才达到20000吨。[2]乾隆十五年(1750),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全欧洲仅占23%;中国的国内贸易总值为4亿银两。[3]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4],居世界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时期“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5],“中国乃是一个伟大、富饶、豪华、庄严的国家”。[6]就是说,直到1820年前后,中国在世界经济史上仍占着首要地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当时中国的商品如生丝、丝织品、瓷器、茶叶、棉布、砂糖、粮食、药材等,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正如当时一位西方作家报道说:


中国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丝织品及皮货。拥有这些主要物品和数不尽的其它次要的物产。[7]


特别是中国丝货,外国商人更是赞叹不已:


从中国运来的各种丝货,以白色最受欢迎,其白如雪,欧洲没有一种出品能比得上中国的丝货。[8]


崇祯二年(1629),荷兰驻中国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书中说: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它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9]


确实如此。根据史料记载,16~18世纪,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约有236种之多,其中又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叶等。


在这个时期,欧美各国由于“价格革命”的冲击,加上战乱、灾荒、瘟疫流行,经济日益萧条,各类商品极为匮乏。所以,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民生产品可以打进中国市场。它们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购买货物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10]在道光十年(1830)以前,中国对外贸易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输入中国。据统计,1553~1830年,西方国家到中国贸易而流入中国的白银达5亿两以上。[11]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国贸易而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1489.9万两。[12]可见,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在当时商品贸易全球化中,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13]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来中国购买价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国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商品贸易的大市场。


二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市场


15~19世纪初叶,中国明清政府基本上实行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基本上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贸易。但是,对广东却实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14]乾隆二十二年(1757),规定外国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15]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广州一直是中国合法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水陆分两路的大量货物都卸在广州”。[16]因此,全世界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都萃集广州。嘉庆三年(1798),瑞典人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就记述了外国商人来广州做生意的实况:


广州的位置和中国的政策,加上其它各种原因,使这座城市成为数额很大的国内外贸易舞台。……中华帝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全部贸易,都以此地为中心。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东京、交趾支那、东方群岛、印度各港口、欧洲各国、南北美洲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等地的商品,都被运到这里。[17]


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间,到广州贸易的欧美各国商船有312艘;[18]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增至5107艘,[19]平均每年为63.8艘。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和广东省内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名曰“走广”。[20]崇祯二年(1629),荷兰驻中国台湾第三任长官讷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一份报告中也记述:


中国人把货物从全国各地运到他们认为最有现款购买他们货物的市镇和海港……后来他们运往广州市集上的货品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参加这些市集的商人们看到他们的货卖不出去,就用他们自己的船,责任自负地把货运往马尼拉、暹罗、望加锡等地去。[21]


龙思泰于嘉庆三年(1798)来到广州,也看到中国内地商人云集广州经商的情形:


中国各地的产品,在这里(广州)都可以找到;来自全国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这里做着兴旺的、有利可图的生意。[22]


明清政府为了发展集中于广州的对外贸易,除了设置广东市舶司和粤海关进行管理外,还“官设牙行,与民贸易”[23],以致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团体“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国商人直接贸易。


这么一来,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商人都络绎不绝地前来广州做生意,使广州成为海上丝绸商品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呈现出对外贸易一片繁盛的景象,正如时人赋诗称颂:


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


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


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


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24]


十三行被美称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全世界的首富商家也在广州,他就是怡和行商人伍秉鑑,他的全部家产达2600万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50亿美元。他不仅在广州有大量房地产、店铺、茶山和巨款,还在美国投资铁路、证券、保险业务,致使美国有一艘商船下水贸易时竟以“伍浩官”命名而震撼美国。


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香港崛起之前的280多年,世界各个国家到中国和中国到世界各国贸易所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就有8条之多。


1.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欧洲航线


这是16世纪中叶通往欧洲的最长航线,全程为11890海里。从广州起航经澳门出口到印度果阿和欧洲的商品有生丝、各种颜色的细丝、绸缎、瓷器、砂糖、中药、手工制被单等,其中以生丝为最大宗。由里斯本经澳门输入广州的商品有胡椒、苏木、象牙、檀香和银子,其中以银子为最大宗,仅1585~1591年,经澳门输入广州的白银就有约20万两。


2.广州—澳门—长崎航线


这是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后开辟的东方航线。葡萄牙人到广州购买中国的生丝、绸缎、砂糖、铅、棉线、中药等商品经澳门运往长崎,其中以生丝为最大宗,据统计,1578~1638年,运往长崎的生丝共11540担,丝织物21000多担。从长崎运经澳门入广州的商品主要是银子,据统计,1585~1640年,从长崎经澳门输入广州购买中国商品的银子达到1489.9万两。[25]


3.广州—澳门—马尼拉—拉丁美洲航线


这是万历三年(1575)开辟的新航线。由广州经澳门至马尼拉中转,过太平洋直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Acopulco)和秘鲁的利马(Lima),再往南到葡萄牙的殖民地巴西。从广州经澳门运往拉丁美洲的中国商品有生丝、丝织品、瓷器、铁锅、糖、棉布、中药等数十种,其中以生丝、丝织品为大宗。从拉丁美洲经马尼拉运回澳门入广州的商品有白银、苏木、蜂蜡、墨西哥洋红等,其中以白银最多,据统计,1586~1640年,运经澳门入广州的白银达到2025万比索。[26]


4.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航线


这是广州与东南亚国家贸易的老航线,明清时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当时葡萄牙人利用这条航线,主要是到帝汶岛购买檀香经澳门运入广州出售,然后购买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经澳门运往世界各国。葡萄牙人在广州做檀香的生意,利润达到150%~200%。[27]


5.广州—澳门—纽约航线


这是1784年由美国人丹捏尔·巴驾(Daniel Paker)为首的一群纽约商人合资购买一艘定名为“中国皇后”号(The Emperss of China)的300吨木帆船,于1784年2月22日从纽约启航,8月23日到达澳门,办好入广州港手续后,于28日到达广州黄埔港,航程达13000英里。同年12月返航,次年抵达纽约。从纽约运来的商品是40多吨花旗参和一批皮货、羽绒、棉花、胡椒等商品,从广州采购运回纽约的是丝绸、茶叶和瓷器等。美国商人从中赚到30721美元。这是中美直接贸易的开始。[28]


6.广州一澳门一温哥华岛航线


乾隆五十三年(1788),英国船长詹米·美尔斯(James Meares)和詹米·哥尔纳特(James colnett)从加拿大到广州做毛皮贸易,在回船经澳门出海时,招雇了66名广东水手、航工、木匠和铁工到达属于英国殖民地的今天加拿大西部温哥华岛的努特卡湾(Nootka Sound)。从此,开通了广州到今天加拿大温哥华的航线。[29]


7.广州一澳门一俄罗斯航线


中俄贸易历史悠久,双方贸易地点过去集中在北方陆地边界的恰克图。清代,俄国人感到仅靠恰克图一地很难满足贸易的需要。于是沙皇于嘉庆八年(1803)五月,以克鲁任斯泰伦为指挥官,率领商船“希望”号和“涅瓦”号作环球航行。这两艘商船从俄国的克隆斯达港启航,横越大西洋,绕过南美洲南端,经过合恩角,进入太平洋,然后朝西北方向航行,抵达夏威夷群岛,再横渡太平洋,于同年十一月抵达广州,把价值19万西班牙银圆的毛皮在广州销售,又在广州买进价值11万西班牙银圆的茶叶等中国货物,于1806年2月7日离开广州黄埔港经澳门返航。关于这次俄国商船来广州贸易的粗略情况,时人王之春做过记述:


乙丑嘉庆十年冬十二月,禁俄罗斯商船来粤互市。先是,有路臣国(即俄国)商船二来粤请互市,总督那彦成驳不许,监督阿克当阿不候札覆,遽令开舱卸货,有旨将阿克当阿同前监督延丰、巡抚孙玉庭议处。[30]


8.广州一澳门一澳洲航线


嘉庆二十四年(1819),詹姆士·孖地臣从广州向澳大利亚(Australia)新南威尔士州的杰克逊口岸(Port Jackson)放出一艘装载茶叶的船只——“哈斯丁侯爵”(Marguis of Hasting)号,这是从加尔各答开来的鸦片船,正苦于找不到一种运回印度的有利的回程货。到1830年,当威廉·查顿的一个老船伴拉德(Ladd)船长在“奥斯丁”(Austin)号三桅船上装了茶叶和生丝驶往贺伯特城(Hobart Town)和悉尼(Sydney)的时候,在这些口岸,就有了经常的代理人。他们每一个季度都要派出几条船到那里去,但是在这种贸易的进一步开展上有一重障碍,那就是在澳大利亚缺乏适当的回程货。[31]魏源《海国图志》引《万国地理全图》也称:哈斯丁侯爵号“船只现赴广州府贸易矣”。


三 十三行机制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的高涨


面对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商人都来广州贸易的繁荣局面,清政府建立和实施一种“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行商经营和管理制度,外国人称为“广州制度”。所谓行商,是指清政府特许的专门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亦称“洋商”,在广东俗称“十三行”。但“十三行”只是作为经营进出口贸易特有集团的统称,并不是说只有十三家。实际上,只有道光十七年(1837)刚好是十三家,即伍绍荣的怡和行、卢继光的广利行、潘绍光的同孚行、谢有仁的东兴行、梁承禧的天宝行、潘文涛的中和行、马佐良的顺泰行、潘文海的仁和行、吴天垣的同顺行、易允昌的孚泰行、罗福泰的东昌行、容有光的安昌行、严启昌的兴泰行。


福建的行商,康熙时有Limia、Anqua、kimco、Shabang、Canqun五家;雍正时有Snqua、Cowlo、许藏兴数家;乾隆时有林广和、郑德林等数家;嘉庆时有洋行八家和大小商行三十余家。[32]


康熙五十九年(1720),洋行商人为了避免互相竞争,订立行规,组织垄断性的“公行”。之后,为了便于管理海外贸易,又于乾隆十年(1745),在行商中指定一家为“总商”,广东以伍绍荣和卢继光为“总商”;福建指定Limia为总商。[33]承充行商者必须是“身家殷实之人”,并由官府批准发给行帖,才能设行开业。行商又因“捐输得官”,称为“某官”“某秀”。可见,行商承袭了历史上官商的传统,具有一定的独占权。它是以封建政权在对外贸易方面的代理人的身份出现的,具有半官半商性质。他们的主要职责如下。


(1)代纳关税。“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34]


(2)代购销货物。“外番各国夷人载货来广,各投各商贸易。……准带来货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35]不过,嘉庆二十二年(1817)后“已有多少变通,仅余少数货物如出口丝茶、人造生棉纺织品尚为公行行商一手操纵而已。其他商品各由外商船长与内地行栈私相交易之”。[36]


(3)代办一切交涉。“凡夷人具禀事件,应一概由洋商代为据情转禀,不必自具禀词。”[37]而清政府的官员也不能同外商直接会见,清政府的一切命令、文书均由行商向外商转达及监督执行。如“外国人想去澳门或者从澳门回到广州,必须通过行商请求当局发给护照”。[38]


(4)监督外商。行商要防止商馆的洋人在居住及外出时不遵守《管理夷商办法》,监视洋人游览时遵守八项规章中所列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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