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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论丛(2019年第1卷/总第18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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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文化发展论丛(2019年第1卷/总第18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江畅,聂运伟,周海春,吴成国,强以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0-01

书籍编号:30581209

ISBN:978752015780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79035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文化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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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访谈


警觉与启示


——冯天瑜先生访谈录


冯天瑜 聂运伟[1]


摘要:古代日本人是为学习中华文化而踏查中国,近代则是为侵略中国而窥探中国底里。东亚同文书院长达40余年的中国调查,是日本近代以来向外扩张、侵略的具体产物,通过考察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历史行程、调查手段、方法以及海量的调查成果,揭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服务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的基本性质,即以史鉴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前世今生保持一份必要的警觉。同时,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毕竟不同于纯粹的军事攻占和掠夺,其有着“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某些属性,加之调查活动的时间跨度长、人员众多、调查内容和形式繁复多变,有着多重的复杂面向,就如何做社会调查而言,不无启示之意义。


关键词:东亚同文书院 中国调查 警觉 启示


聂运伟:冯老师,近些年系统阅读您的历史书,您对中日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历史走向的深切关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您撰写了《“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中华书局,2004)两部专著;和刘柏林、李少军合编了《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上、中、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和任放合撰了《日本对外扩张的文化渊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担任《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的主编,东亚同文书院编《中国省别全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的出版顾问,参与国家图书馆的上述文献的系统整理出版工作,分别撰写了长篇前言和解说。此外,您还选编出版了东亚同文书院旅行记、调查报告数种。您曾说过,研习中国文化史是您的主业,从事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考析只是一项“业余”的工作。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您数次辗转于中日两国之间,查勘原始文献,寻访东亚同文书院健在的当事人,在国内率先展开学术研究,有力地推动了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2018年10月21日,您扶病在武汉大学第二届“珞珈智库论坛”上,又以日本的中国调查为例,就社会调查与智库的关系做了专题演讲。从您耗费的时间精力及大量的研究成果看,我想,“业余”二字只是个戏称。


冯天瑜:在我研习中国文化史的过程中,关于中日关系的研究起步略晚,相对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而言,故有“业余”一说。应该说,我对于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本文化一直怀有浓厚兴趣,尤其关注日本的“汉学”及“中国学”。日本与中国“同种同文”,在文化近代转型的历史契机与境遇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日本实际历史发展轨迹却与中国大相径庭,其中的玄机何在?我长期研究中国文化近代转型问题,中日两国近代以来的复杂关系进入我的研究视野,也是题中之义。1994年10月至11月,因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三届东亚实学会议”,曾访问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但由于活动性质,未能就日本“中国学”作专门考察,深引为憾。1996年3月,应日本爱知大学邀请,与中国社科院王家福、张琢两位教授一起访问该校,虽来去匆匆,却获得了关于日本“中国学”研究状况一个侧面的初步印象,并开始接触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史料,当即著文《日本“中国学”的启示》(《江汉论坛》1996年第10期)加以介绍,以引起学界对东亚同文书院及其中国调查的关注。1998~2000年我在爱知大学讲学期间,与同事刘柏林教授在名古屋、东京等处访问东亚同文书院在世老人,在爱知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广泛查阅相关原始材料,并着手介绍、评析这一广涉晚清、民国的社会调查的资料渊薮,先后整理出版《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商务印书馆,2000),《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上、中、下册)。然因力量单薄,其间还遭遇意料之外的坎坷,故进展有限。但我始终认为,这一介绍评析工作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让我们具体了解近代日本从事中国踏查的广度与深度,认识其侵占中国的用心之深、用力之切,从而激发国人警醒;同时,通过展示日本的中国调查材料及其加工成品,也为晚清、民国研究敞开一个鲜为人知的资料库,并从方法论上提供若干研究国情、地情的启发。这项工作既然有益于学术发展,有益于对近代中国、近代日本的认识,便应当坚持下去。令人感奋的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高瞻远瞩,先后系统整理出版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材料,影印出版《中国省别全志》与《新修中国省别全志》,这是颇有学术价值的举措,为进一步的资料整理、利用及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我要向国家图书馆致敬。


聂运伟:我注意到,在《中国文化生成史》(上、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里,您已把上述研究成果融会其中。如在全书“导论”论述“文化自觉”一节里,论及甲午之役日本何以大胜清朝时,您以《日本国志》成书10年却迟迟不能付印为例,分析了中国之败的多种原因,其中不可忽略的一条便是:轻慢日本、知日本甚少。《日本国志》成书10年未为人知,并非由于“久谦让不流通”,而是朝廷麻木,将其束之高阁,以致贻误国人了解强敌日本的时机。所以,“近代中国的落伍乃至屡败于人,除‘器不如人’之外,其因由在于制度腐败及其导致的文化自觉的姗姗来迟”。[2]在《中日间关于对方国情的“信息不对称”》一文里,您又做了进一步阐发:“长久以来,中日两国对彼此历史及现状的认知存在较大差距。其原因在于:两国对于彼方关注的自觉性相距甚远、调查研究的详略程度有巨大反差。造成的后果是,日本对中国‘熟悉’,而中国对日本‘生疏’,以致两国打交道(特别是交战)疏于知彼的中国往往吃亏。对此有必要作文化史考查,以引起国人警醒。”如此文化史学的分析思路,是通过对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翔实考察,依次展开中日西之间的历史文化比较,进而上升到对世界近代文化转型中中日文化转型的特点、路径及不同命运的思考和总结。我想,您近两年在病榻上之所以又构思了《警觉与启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辨析》(待出)一书,原因皆在于此。我的理解不知对否?


冯天瑜:我同意你的说法。对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做“文化史考查”,其实就是从历史文化的纵深处辨析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演化的全过程及演化的内在机制,这样的分析视野当然与东亚文化的现代转型密切相关,《警觉与启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辨析》一书的主旨也在于此。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看,古代中国曾长期雄踞文化高势位,其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领先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诸国,三千年间一直是文化输出地。秦汉间中华文化即传往日本,遍及日本各地的“徐福登岸处”石碑,虽多系传说遗址,却生动表明秦文化给日本人留下记忆之深刻。善于汲纳外域文化的日本,一向重视学习最大近邻、“文化母邦”中国。考察禹域(日本称中国为“大禹之国”,简称“禹域”),成为自古以来日本的一种传统。日本学者亦认为:“日本文化的绝大部分,是建立在从周边各国异文化中学习来的事物之基础上的。”[3]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因学习西洋、建设近代工业文明有成,社会发展走到中国前头,占据了文化高势位。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趋势发生了逆转——原来是汉字文化圈外缘和文化输入国的日本开始全面效法欧美,以中国为掠占对象,在此背景里,日本国内踏查中国的热情较之古时有增无减,而其目的,则由学习、师法中国,变为觊觎、侵略中国。简言之,古代日本人是为学习中华文化而调查中国,近代则是为侵略中国而窥探中国底里。所以,东亚同文书院长达40余年的中国调查,是日本近代以来向外扩张、侵略的具体产物,通过考察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历史行程、调查手段、方法以及海量的调查成果,揭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服务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的基本性质,是本书的任务之一,即以史鉴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前世今生保持一份必要的“警觉”。


同时,该书以“启示”一词表达了著者的另一个任务,即我们应该看到,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毕竟不同于纯粹的军事攻占和掠夺,其有着“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某些属性,加之调查活动的时间跨度长、人员众多、调查内容和形式繁复多变,有着多重的复杂面向,需要我们“借镜观形”:将其置于东亚乃至世界史中重新加以考察,多角度审视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留下的文本,重返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真相,厘清影响中日关系近代转型变迁的诸多原因。有鉴于此,考察日本中国调查的古近变迁,是洞悉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所具有的特别价值的前提。比如,东亚同文书院用现代田野考察方式记录的许多原始资料,尽管是为日本入侵中国所做的情报工作,但其从西方借鉴过来的实证的研究方法,又具有一种科学、理性的精神,有别于日本古代踏查中国的文献,为今天的历史研究积累了难得的素材和数据,在此意义上,是一份我们理应重视并参考、借鉴的学术遗产。若放眼近代东西文化碰撞交流、东亚文化传统秩序发生剧烈变动的大背景,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无疑为我们反思东方社会的近代化历程提供了无比珍贵的文献和资料。


聂运伟:2013年9月,您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一篇题为《从历史纵深看中日关系》的发言,提出应从更广阔、更深远的文化角度看待中日关系的建议。第一,从历史流程观测,在很长时期中日关系是亲善友好、互动互利的,此即所谓“两千年玉帛”。把中日关系纳入这一宏阔的历史流程,方不会一叶障目,而可以见到希望、见到大势。第二,日本特殊的自然条件让其有一种空间上的生存危机感,企望向外扩张,当其国力强盛时,就将这种诉求变为行动。而日本如此动作,往往选择中国处于衰弱之际。中日间的“一百载干戈”,正是日本攻击时处弱势的中国造成的,中国起而自卫、奋然抵抗。这加害与受害的基本历史判断,决不可暧昧(据说“暧昧”是日本人性格之一种),不能任日本右翼势力诡辩,混淆视听,把“一百载干戈”的责任推到受害国身上。第三,“化干戈为玉帛”是今人的责任。就日本方面而言,要深刻反省历史和战争认识等问题,可以参考德国二战后做认真反省从而得到法国等欧洲国家谅解的做法,这一成功经验(德法间数百载干戈都可以化为玉帛)应该作为解决中日之间百年干戈问题的一个示范。就中国方面而言,也存在问题,如谈中日关系时,百载干戈说得多,而“两千年玉帛”讲得不够,包括百载干戈时期中日民间的友谊、互助也讲得太少。桑兵先生在《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中也提出了和您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要从中日关系的长期历史考察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变动”“应就中日关系的整体着眼,不要受分科治学的局限仅仅从特定角度进行考察,并注意日本因素对于中国影响的复杂性”。[4]这些宏观的研究思路在您的新书里将如何体现出来呢?


冯天瑜:“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风光秀丽,人民聪慧,数千年来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这不仅是无可变更的邻居之缘,更是文明交汇之缘,这汇会中伴有笙歌,也时现杀伐,而大势是文明涵化。


中华文明其生也早,其形也昌,居东亚文明圈核心位置,曾经领先于处在边缘的日本。源于中国的稻作、蚕丝、铸铜、冶铁等生产技艺,汉字、儒学、华化佛教、律令制等观念文化、制度文化被日本选择吸收,结合固有传统,造就别具一格的日本文化。客观而论,中国是日本的“文化母邦”(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等持此说)。古代中日间虽有少数几次短暂的军事冲突,主潮是友好相处,经济交流尤其是文化互动,颇有益于两国发展,并形成人民间的深情厚谊。汉名晁衡的日本遣唐士人阿倍仲麻吕与诗仙李白交厚,李白误闻晁衡返国时葬身海上,挥泪吟诗曰:“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阿倍回到长安,得见李白为他写的诗,百感交集,当即题赠五言《望乡》:“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千载之后,我们朗诵此一唱和,仍为中日人民间的真情所感动。这种友谊的基础是文明互动,是文明互动造就的心灵互动。笔者多年来与日本友人交往,也有李白、晁衡似的感受。我在《“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一书的结尾处说过:“综观1862年‘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使团是带着友善的目的前来研究中国的,因此方能与众多的中国人结成深厚友谊,至于其间包蕴的某些‘探险’、‘觊觎’因子,在当时尚属枝节,就总体而言,这是一次值得纪念的友好之旅,而且,纵览数千年中日关系史,友好交往是主潮,战争冲突是支流,正可谓‘两千年玉帛,一百载干戈’。中日两国从两千年友好交往里获益匪浅。这既指平成、平安时代以降日本人大规模汲纳中华文化精粹,也指明治维新以后中国人热切研习日本近代化经验。这种互为师生的关系,当然是中日两国社会进步之福,而战争冲突则使中日两国人民创巨痛深,历史正反两面的教训理应深刻汲取。”[5]


上面所说是我们从历史文化角度考量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的具体研究而言,《警觉与启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辨析》一书的学术目标可以这样表述:改变中日间关于对方认知度的不平衡现象,是今之国人的一项无可推卸的职责。从学术层面看,如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拿出深具历史感和现实洞察力的考析日本、探讨中日关系的论著,已经时不我待。有了这样的成果,方可与日本长期以来考析中国的论著在切磋、辩难中,彼此理解、相互补充,这是形成健全的中国观、日本观、中日关系观的认知基础。筑牢这一认知基础,有助于消弭中日之间对于对方认识的非理性误区,这对中日双方都将有所裨益。


聂运伟:近几十年来,日本学界对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调查,无论是在资料收集、整理、出版,还是分类研究上,都有不俗的进展。若考察其研究文献——〔日〕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59;房建昌:《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档案的发现及价值》,《档案与史学》1998年第5期;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冯天瑜:《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旅行调查》,《文史知识》2000年第1期;李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的出版及其价值》,《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1期;郭传芹:《东亚同文书院1927~1943中国调查资料概述》,《文献》2017年第4期;〔日〕东亚同文会编《対支回顾录》(上、下),原书房,1936;〔日〕沪友会编《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沪友会,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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