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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劳动关系报告(2019)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乔健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0-01

书籍编号:30581225

ISBN:978752015592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90447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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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总报告
Ⅰ General Report


第一章 从市场化、法治化到灵活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发展及启示


乔健[1]


摘要: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劳动关系的形态和调整模式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发展。这些转型发展包括:国企改制推动劳动关系市场化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促进劳动关系全球化发展、民营企业“无法可依”促使劳动关系法制化发展、多重因素推动个别劳动关系集体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职工队伍权益的总体特点是: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结构不断优化;工资持续增长且涨幅明显,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开始减少;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增加,待遇水平有所提高;职业安全卫生状况持续改善,但企业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劳动争议持续增长,争议标的集中在工资保险领域。劳动关系新转型是走向灵活化和放松管制,本文分析了数字经济下的灵活用工发展与政策规制,论述了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劳动政策,并对当前劳动关系特点及调整模式做出判断和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劳动关系转型 市场化 全球化 集体化 灵活化


“转型”(transformation),是指一个国家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通过推行经济、政治或社会体制的改革,以促进国家发展的举措。[2]而且,体制转型不会一蹴而就,它会根据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需要,经历一个连续递进或脱胎换骨的过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发展,总体上指我国的劳动关系形态和调整模式如何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了解这一过程,对研究我国劳动关系的治理体系和政策模式、预测劳动关系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发展


我国劳动关系的转型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产物。从1980年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率先实行劳动合同制开始,我国劳动关系转型迈出了市场化雇佣的第一步,包括1986年劳动部颁行的《关于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的暂行规定》,都是早期劳动关系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但劳动关系的整体性转型发展,始于1990年代商品市场从求过于供到供过于求的转变,这种转变迫使国家和企业的劳动法律与人力资源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从1990年代至2015年,我国劳动关系共经历了四次转型。


(一)第一次转型:国企改制推动劳动关系市场化发展


19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因冗员压力增大,经营日趋困难。1997年,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把“减员增效、下岗分流、规范破产、鼓励兼并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确定为国企摆脱困境的战略性途径后,国企富余人员分流速度明显加快。1997年6月末,城镇下岗职工达1000万人,其中下岗无业人员为578万人。同时,全国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中停发、减发工资的困难职工为1190.3万人,下岗职工和困难职工人数都达到历年来最高点,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


在当时,下岗职工和困难职工群体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下岗职工中女性职工多、中年职工多、文化技术素质低的职工多;二是下岗职工无业周期延长,下岗无业在半年以上的职工占下岗总人数的59.8%;三是下岗职工的择业观念有待转变;四是困难职工所在的地区和行业分布较为集中,煤炭、军工、森工、纺织、机械等行业的困难职工生活问题与矛盾突出。此外,下岗职工思想波动较大,突发性事件屡有发生。


1998年5月,中央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其重点是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的制度规范。针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失业保险不完善的现状,会议确定将再就业服务中心设在企业,对于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后参加工作并且合同期满的人员,可按照《劳动法》终止劳动关系。合同期未满而下岗的人员,企业也要安排其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下岗职工在再就业服务中心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年,三年期满仍未再就业的下岗职工,应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按规定享受失业救济和社会救济。下岗职工在再就业服务中心期间的基本生活费,原则上可按略高于失业救济的标准安排并按适当比例逐年递减,但最低不得低于失业救济水平。


据统计,截至2001年6月末,全国累计组织了2300多万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签订了不超过3年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陆续有1700多万下岗职工从再就业服务中心走出,其中,有1500多万人实现了再就业,占离开中心人数的88%;有360多万人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占离开中心人数的21%。


为理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劳动关系,鼓励下岗职工走出中心,2000年12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出台,要求各地区用三年左右时间,有步骤地完成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的并轨工作,并确定在辽宁省进行试点工作。2001年7月,国务院批准辽宁省试点方案,主要政策有: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下岗职工,可办理“内部退养”,同时,协议保留社会保险缴费关系;在中心期间实现再就业和在中心协议期满后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合同的下岗职工,企业都要对其支付经济补偿金;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劳动合同的职工,企业要对其支付生活补助费。关于拖欠下岗职工债务,各地普遍规定,债务清偿是企业责任,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对困难企业给予帮助。最后,下岗职工与原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其社会保险关系可以接续或保留。


2002年6月末,辽宁省并轨人员总数达66.4万人,完成了三年试点并轨计划的51%。辽宁试点的主要经验有:一是坚持试点与促进就业同步推进,在2001年解除劳动关系的51万下岗职工中,有将近50%的人员实现了不同形式的再就业;二是正确处理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在岗职工和并轨人员的关系,凡是国家政策明确规定的,辽宁省都严格按照政策操作,不打折扣;三是做好并轨人员的各项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工作。


2002年9月,中央再度召开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将促进就业作为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的政治任务,鼓励国有大企业在进行结构调整、重组改制和主辅分离中,利用非主业资产和闲置资产,以多种方式分流和安置企业富余人员。同时,政府投资开发公益性岗位,优先安排40~50岁等大龄就业困难对象就业。


2003年末,大部分竞争性国企改制基本完成,近3000万国企员工被下岗分流。政府通过建立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就业保障服务机构,推动竞争性国企实现了劳动关系的市场化。


(二)第二次转型:中国加入WTO促进劳动关系全球化发展


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主要采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如果以一种历史眼光加以审视,2001年11月加入WTO是中国对外开放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契机。中国希望借助加入WTO这一重要契机,为带动经济迅速发展的对外贸易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也使中国更深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为继续推动新世纪的改革开放提供动力。


但在评价中国加入WTO对其劳资关系的影响方面,笔者当时认为,中国入世将带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并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加快,因而会加剧城镇工人下岗失业的紧张状况。而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源构成的剧烈调整,以及中国为保持其后一个时期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以吸引外商大规模对华投资,都将突显中国的劳动问题和激化劳资矛盾,使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3]然而,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入世不仅为中国注入了强劲的增长动力,而且持久推动了扩大就业。


中国加入WTO后,迎来了大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新高潮,外商连续两年实际投资额超过500亿美元。2012年末,中国累计设立外资企业74.8万家,创造了约4500万个就业机会。[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资本对中国投资趋缓。2015年末,中国累计吸收外资超1.6万亿美元。[5]由于近年投资成本被不断推高,外企面临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企业撤资外迁等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问题。


入世带动的外资经济发展也使我国劳动关系的全球化得到逐步发展。它意味着中国劳动关系在主体结构、劳动标准、调整方式等方面开始出现国际化的发展趋向,即劳动关系的存在和调整,已经不仅是一个国家内部事务,而且直接受到国际经贸规则和国际劳工标准的影响和制约。


首先,劳动关系国际化发展表现为外商对华投资企业中所结成的新型劳资关系(见表1-1)。其特点在于,它是跨国性生产组织与国别性劳工及其组织所结成的一种特殊劳资关系。这使劳资双方在主体的力量对比、劳动关系的运行和协调、争议的处理等方面都带有自身的特点。


表1-1 外商对华投资企业雇佣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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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际劳工标准开始对中国的劳动立法和企业劳动标准的设置发挥直接影响。截至2014年,中国共批准25个国际劳工公约,其中包括三项核心劳工公约,即第100号国际劳工公约、第138号国际劳工公约、第182号国际劳工公约。此外,全国人大批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表明,上述国际劳工公约和人权公约都将具有国内法的效力,并成为中国劳动立法的法律渊源之一。中国政府还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缩短工时,将每周工作48小时缩短为40小时。另外,中国政府对21世纪以来流行于东南沿海出口加工企业的“企业守则”的认证和监察活动加强了管理,无论是SA8000,还是FLA、BSR、ETI,这些守则的内容主要是依据国际劳工标准而制定的,这些“企业守则”已开始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劳动关系的规范产生直接影响。


最后,中国协调劳动关系的手段也在更多地借鉴通行的国际惯例,这体现为劳工权益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的全球化发展趋势。在借鉴国际惯例方面,我国不仅有传统的劳动者组建工会、劳资集体谈判制度、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特别在入世期间,我国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引入三方协调机制,并于2001年召开了第一次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


(三)第三次转型:民营企业“无法可依”促使劳动关系法治化发展


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以来,私营企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取得了快速发展。截至2013年末,全国私营企业达到560.4万户,占企业总量的68.3%[6],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为8242万人。[7]广义而论,如果将个体经济包括进来,城镇私营企业创造了2亿人以上的就业岗位。


但是,21世纪初期,由于大力发展经济,政府往往对私营资本的管理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因此私营企业对劳动标准执行不规范,普遍存在严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现象。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概括了当时劳动关系所存在的许多不和谐因素,例如,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期限短、内容不规范;许多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劳动条件和职业卫生状况十分恶劣,强迫员工超时加班;企业工资分配机制不完善,拖欠和克扣职工工资情况时有发生;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群体性事件经常发生等问题。根据2006年1月全国人大检查《劳动法》实施情况的报告、2007年末国务院关于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情况的报告及2008年末全国人大检查《劳动合同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我国依然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期限短、内容不规范,劳务派遣扩大;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没有得到全面执行,拖欠工资情况仍时有发生,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尚未形成;超时加班现象比较普遍,劳动条件差;社会保险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低,欠缴保险费现象严重等问题。2011年,全国人大再次检查《劳动合同法》实施情况时,发现上述问题仍然普遍存在。


另外,以2003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呼吁为农民工讨薪为契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引起了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仅在劳动和保障部2002年底开展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中,在23个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省区市,就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案件13000余起,涉及62.6万人,追讨农民工被拖欠工资额达3.5亿元。[8]


针对上述问题,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为指引,积极推动劳动立法,初步构建起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关系协调的法律和政策体系。


在个别劳动关系方面,2007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与2008年国务院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共同确立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以实现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制。2013年《劳动合同法》修正案及2014年《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的先后实施,强化了对劳务派遣的法律规制。2014年,国务院颁行实施《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标志着事业单位向市场化雇佣迈出新的一步。


在集体劳动关系方面,政府主要是加强基层企业民主和法治建设。在原有《工会法》、《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基础上,2012年党和国家六部委又颁行《企业民主管理规定》,通过建立完善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职工民主管理制度及劳资协商会等制度,在企事业单位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工会和职工参与协调劳动关系的制度。此外,在这一领域,地方省市也出台了一批工资集体协商及职工权益保障的条例。


在宏观劳动关系协调方面,政府主要以健全组织和完善职能为重点,加强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建设。从2001年劳动关系协调三方机制建立开始,到2012年末,全国共建立各级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机构(包括地方和产业)2.4万个。


在劳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2007年《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2010年《社会保险法》及《工伤保险条例》修正案、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和《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2012年《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以及2013年《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等法规政策的连续出台,初步形成了围绕雇佣关系、工资、工时、休息休假、禁止使用童工、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保护、劳动定额、劳动安全卫生等建立的劳动标准体系。同时各地政府还定期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在劳动保障执法监察方面,继2004年颁布《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后,2011年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又首次使用“加强劳动保障监察”的提法,要求各级政府要加大执法力度和完善工作机制建设。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要求各级政府要加大安全生产、劳动保障等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


针对劳动争议频繁激增的现状和这项制度过往的缺陷,2007年颁行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创新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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