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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历史评论(第6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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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唐宋历史评论(第6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刘后滨,包伟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0-01

书籍编号:30581249

ISBN:978752015667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71889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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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


集刊 名:日本文论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主  编:杨伯江


执行主编:唐永亮


COLLECTION OF JAPANESE STUDIES


编辑委员会


名誉编委


武 寅 刘德有 〔日〕米原谦 〔日〕滨下武志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伟 王 青 王新生 汤重南 孙 歌 刘江永 刘岳兵


刘晓峰 吕耀东 李 薇 杨伯江 杨栋梁 宋成有 张季风


张建立 吴怀中 尚会鹏 周维宏 胡 澎 胡令远 赵京华


郭连友 高 洪 徐 梅 唐永亮 崔世广 韩东育 董炳月


编 辑部


唐永亮 叶 琳 李璇夏 陈 祥 张耀之


2019年第2辑(总第2辑)


集刊序列号:PIJ-2019-365


中国集刊网:www.jikan.com.cn


集刊投约稿平台:www.iedol.cn

理论探讨


复杂关系的开端时代:两汉三国时期的华夏帝国和亚帝国与东北亚诸邦[1]


时殷弘


内容提要:华夏帝国与东北亚诸邦的政治关系始于西汉武帝,始于他对卫满朝鲜代价高昂的征服。其后,东汉帝国与东夷之间的关系松散、起伏,而帝国有关政策的根本是“羁縻”。再后,华夏亚帝国——未能基本统一华夏的曹魏——在这一开端时代的末期明显加强了对东北亚区域的武力使用和外交,特别是毌丘俭远征和近乎击灭高句骊、加强始于东汉的与古代日本的正式交往关系。某种意义上特别重要的是,东汉初至曹魏末,伴随政治、外交和社会文化交往的增进,关于东北亚诸邦诸族的华夏知识显著丰富化,产生了华夏关于夫馀、挹娄、高句骊、沃沮、濊、韩(马韩、辰韩、弁韩)和倭的最早的“民族志”。基于本文涉及的和更广泛的史实,或可就传统的华夏或者说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问题做一些与俗见不同的透视和谈论。


关键词:华夏帝国 东北亚 两汉 曹魏 华夏知识 朝贡体系


作者简介: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特任教授。


我们如今所说的东北亚,狭义上主要包括中国和西太平洋西北区域的朝鲜半岛、日本、俄罗斯以及在太平洋全境有巨大的权势存在和频繁干预的美国。从现当代至庶可预见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而言,狭义的东北亚地区大抵上一直是最紧要的区域之一,不仅是在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和战略权力意义上,也颇大程度在地缘经济意义上。


这种情况总的来说与传统中国大为不同,毕竟受前现代的几乎所有最基本要素,尤其是地理和基本生产方式等要素影响,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里,无论是华夏帝国,还是华夏亚帝国(即只统治大约半个或小半个华夏,但仍行使对华夏区域以外诸异族的统治权或者说宗主权的王朝国家),其面对的主要“蛮夷”是居于边疆内外两侧的大陆(特别是内陆),过着或游牧或农耕生活的人民。


华夏帝国或亚帝国与东北亚诸邦的交往源远流长、复杂多变,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里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既体现在安全方面,也反映在维系帝国光荣、影响国内政治功能等方面。不仅如此,这一历史过程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其早期历史发端于西汉武帝时期,始于他征伐四方的大扩张过程中一次掉以轻心、代价沉重的冒险,即派遣两栖大军征服卫满朝鲜,由此开始了近两个世纪的对朝鲜半岛北部的统治。其后直至曹魏结束,华夏帝国和亚帝国与东北亚诸邦的复杂能动的关系延续不绝。它首先由东汉帝国与东夷之间松散和起伏的关系构成,根据其开创者、“方平诸夏,未遑外事”的光武帝的对外政策“总纲”,其根本特征是“羁縻之义,礼无不答”。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即三国割据时代,华夏亚帝国曹魏对东北亚诸邦进行了深度介入,明显改变了该地区的势力版图,并同古代日本建立了较之以往更为频繁的外交关系(虽然仍属于名义上的宗主权)。


某种意义上特别重要的是,东汉初至曹魏末,伴随政治、外交和社会文化交往的增进,关于东北亚诸邦诸族的华夏知识显著丰富化,产生了华夏关于夫馀、挹娄、高句骊、沃沮、濊、韩(马韩、辰韩、弁韩)和倭的最早的“民族志”(ethnology),而且对其中的多数来说,大概是它们自己可见的唯一最早的“民族志”。正是考虑到这段开端历史的重要性,本文对这一历史时期内的中国与东北亚区域诸邦互动过程中的重要事件逐一论述,进而就古代中华帝国的外交特征做一整体式概论。


一 西汉武帝对朝鲜国家的“皮洛士式”征服[2]


对中国而言,与朝鲜的关系复杂棘手。在汉代,两国关系通过战争而深化。公元前109年,汉帝国征服朝鲜,并将其并入一个颇为松散的、由几个郡构成的统治区域内,但在两个世纪后西晋王朝覆灭时为高句骊所获得。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这次征服行动中充斥着一系列可怕的外交失败和拙劣的军事行动,似乎从未取得任何真正的战略胜利,但开启了华夏帝国和亚帝国与东北亚地区在政治领域的互动历程。


在战国时代后期,朝鲜据说曾是燕王国的东北边郡。“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这说明,自先秦至汉代伊始,朝鲜很可能是华夏帝国的一个联系松散的附庸国。此后,由于“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作为卫满朝鲜而独立。


在“宗主权”外观下,西汉帝国对新成立的朝鲜政权,有着充实边防的战略和外交期待。这种双边关系不仅大大强化了卫氏朝鲜国家的独立性,而且有利于它在半岛的扩张:“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


到了颇负雄略的汉武帝时代,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当时朝鲜政权“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拒不成为真正的或名义的附庸国。不仅如此,“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因而朝鲜成为击破匈奴之后,汉帝国的扩张之路在东北方向上的阻碍。元封二年(前109年),“汉使涉何谯谕右渠,终不肯奉诏”,朝鲜顽固蔑视帝国的态度表露无遗。结果,“何去至界上,临浿水,使御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即渡,驰入塞,遂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帝国使节通过施行谋杀的方式,作为对上述蔑视的不体面的报复。汉武帝对涉何的作为并不反感,反而“为其名美,即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谋杀者得到君主晋升而非惩罚,对独立的朝鲜国的敌视自然更上一层楼。结果“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谋杀导致攻袭,攻袭反过来又为帝国远征提供了发动理由。


武帝派遣大军,两栖作战征讨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朝鲜进行了坚决有效的抵抗:“右渠发兵距(据)险。左将军卒正多率辽东兵先纵(如后所述违合军之约,擅自先发兵攻袭——笔者注),败散,多还走,坐法斩。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右渠城守,窥知楼船军少,即出城击楼船,楼船军败散走。将军杨仆失其众,遁山中十余日,稍求收散卒,复聚。左将军击朝鲜浿水西军,未能破自前。”征讨大军遭遇非常严重的挫折,几近惨败。


帝国行外交劝降,但也因为战时自然深嵌的强烈互疑而收效甚微。“天子为两将未有利,乃使卫山因兵威往谕右渠。右渠见使者顿首谢:‘愿降,恐两将诈杀臣;今见信节,请服降。’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人众万余,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将军疑其为变,谓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杀之,遂不渡浿水,复引归。山还报天子,天子诛山。”


之后,汉军在王险城下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左将军破浿水上军,乃前,至城下,围其西北。楼船亦往会,居城南。右渠遂坚守城,数月未能下。”


伴随着军事上的一筹莫展,两位帝国指挥将领及其各自麾下大军之间也渐生龃龉,不仅完全互不协调,而且事实上彼此暗中损害:“左将军素侍中,幸,将燕代卒,悍,乘胜,军多骄。楼船将齐卒,入海,固已多败亡;其先与右渠战,因辱亡卒,卒皆恐,将心惭,其围右渠,常持和节。左将军急击之,朝鲜大臣乃阴间使人私约降楼船,往来言,尚未肯决。左将军数与楼船期战,楼船欲急就其约,不会;左将军亦使人求间郤降下朝鲜,朝鲜不肯,心附楼船:以故两将不相能。左将军心意楼船前有失军罪,今与朝鲜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计,未敢发。”


不仅如此,这种龃龉还从军中扩散到军政层面,进一步起了互相拆台的效果:“天子曰将率(帅)不能,前使卫山谕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决,与左将军计相误,卒沮约。今两将围城,又乖异,以故久不决。”至最后,内斗逐步升级,最终以阴谋和血腥收场:“使济南太守公孙遂往之,有便宜得以从事。遂至,左将军曰:‘朝鲜当下久矣,不下者有状。’言楼船数朝不会,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为大害,非独楼船,又且与朝鲜共灭吾军。’遂亦以为然,而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营计事,即命左将军麾下执捕楼船将军,并其军,以报天子。天子诛遂。”


幸亏,汉帝国对手的抵抗意志终告瓦解。大军压境之下,敌方阵营内“叛徒”发起的内斗和弑君拯救了这场远征:“左将军已并两军,即急击朝鲜。朝鲜相路人、相韩阴、尼谿相参、将军王唊相与谋曰:‘始欲降楼船,楼船今执,独左将军并将,战益急,恐不能与,王又不肯降。’阴、唊、路人皆亡降汉。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前108年)夏,尼谿相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王险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复攻吏。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谕其民,诛成巳,以故遂定朝鲜,为四郡。”最终,汉帝国实现了征服的目的。这场代价巨大的征战的最终结果是,朝鲜被并入一个颇为松散的、由几个郡构成的统治区域。


令人唏嘘,整个征伐期间不但全无真正的军事和外交成功,亦无留名的英雄。涉事将领几无善终:“左将军徵至,坐争功相嫉,乖计,弃市。楼船将军亦坐兵至洌口,当待左将军,擅先纵,失亡多,当诛,赎为庶人。”正如司马迁总结的那样,“两军俱辱,将率莫侯矣”。


二 “羁縻之义”:东汉帝国与东夷之间松散和起伏的关系[3]


“陈涉起兵,天下崩溃,燕人卫满避地朝鲜”,从此朝鲜国家开始出现在华夏视野中。之后,“因王其国。百有余岁”,汉武帝经过一番“皮洛士式”征服而征服之。此后,东北亚诸邦即“东夷”始通上京。尽管王莽篡位使边疆一度陷入动荡,但东汉帝国建立后,“建武(光武帝年号,25~56年)之初,复来朝贡”。可以看出,华夏帝国的相对国际权势,是由华夏的内部基本形势决定的。整个东汉一朝,“濊(huì)、貊、倭、韩,万里朝献,故章、和已(以)后,使聘流通。逮永初(安帝年号,107~113年)多难,始入寇钞;桓、灵失政,渐滋曼焉”。


东汉时期,关于东北亚区域的华夏知识体系在以下三方面被大大丰富化了:一是广义的朝鲜(Chosun)(包括当时地理位置纵联当今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高句骊),二是古代东北诸族,三是日本。比较几个世纪前的《史记·朝鲜列传》(《汉书·朝鲜传》大致是其复制)就能看出,就前两项而言这种丰富化何等明显。通过梳理这些愈益丰富的史料,可试着对这一时段华夏帝国与东北亚诸邦的关系分类略做评论。


(一)夫馀和挹娄


夫馀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骊,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按今日的地理概念来说,该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松花江上游平原。东汉建立初期,夫馀就出现在华夏帝国的视野内:“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献见。二十五年(49),夫馀王遣使奉贡,光武厚答报之,于是使命岁通。”然而,这种关系不稳定,在半个世纪多的时间里作为一个驯顺的附庸后,“至安帝永初五年(111),夫馀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抄乐浪,杀伤吏民,后复归附”。由此,夫馀面对东汉时叛时附。“永宁元年(120,安帝时),乃遣嗣子尉仇台诣阙贡献,天子赐尉仇台印绶金彩。顺帝永和元年(136),其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161),遣使朝贺贡献。永康元年(167,桓帝时),王夫台将二万余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孙域击破之,斩首千余级。至灵帝熹平三年(174),复奉章贡献。夫馀本属玄菟,献帝时,其王求属辽东云。”如此,关系始终难以稳定。


在《后汉书》中,挹娄对华夏帝国而言,似乎更不值得一提。一句“法俗最无纲纪者也”表明,在华夏知识体系眼中,这个比夫馀更东北的族裔,较之夫馀更为原始和野蛮,甚至连一丝一毫的“前近代性”都没有。


(二)高句骊


直至今日,对这个曾存在8个世纪之久的扩张主义王国的争议性讨论仍在持续。在民族主义视域下,人们在争议其历史的族裔/政治属性的同时,也为这个千年前的族落赋予了更多被提前设想的当代含义。


在东汉时期,高句骊这个国度还处于最早期发展阶段,与它权势顶峰时相比弱小得多。尽管如此,它与东汉帝国的关系已经颇不稳定,反叛、入侵、掳掠和反击时有发生。


华夏典籍对于高句骊的记载,可以被视作它在最早期阶段的“民族志”。首先是对其地理位置和地形的记录。“高句骊,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朝鲜半岛北部的部落;东沃沮大致位于今朝鲜咸镜道,北沃沮大致位于图们江流域——笔者注),北与夫馀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随而为居。”其次,从国体制度看,它应是一个经济贫瘠的、部落性“国家主义”(statist)国度。“少田业,力作不足以自资,故其俗节于饮食,而好修宫室。东夷相传以为夫馀别种,故言语法则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稍微弱,后桂娄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对卢、沛者、古邹大加、主簿、优台、使者、帛衣先人。”在与“东夷”区域的其他某些部分一起被武帝征服后,高句骊在华夏帝国的行政秩序中处于较低等级。“武帝灭朝鲜,以高句骊为县,使属玄菟,赐鼓吹伎人。”在华夏儒家文化精英的眼中,这是一个有其淫俗、群歌和鬼神天地崇拜的异质文化的族裔:“其俗淫,皆洁净自憙,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唱)乐。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即灵星,主稼穑——笔者注),以十月祭天大会,名曰‘东盟’。其国东有大穴,号禭(suì)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自饰。大加、主簿皆著帻,如冠帻而无后;其小加著折风,形如弁(biàn)。”而且,奉行原始而残酷的“司法”惯例:“无牢狱,有罪,诸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家庭制度也颇为原始,不无准母系社会风貌:“其昏(婚)姻皆就妇家,生子长大,然后将还,便稍营送终之具。金银财币尽于厚葬,积石为封,亦种松柏。”然而,考虑到他们后来强烈的扩张主义,最重要的应是他们凶猛好斗好掠的天性:“其人性凶急,有气力,习战斗,好寇钞(抄),沃沮、东濊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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