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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与发展: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第1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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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共享与发展: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第1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方素梅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0-01

书籍编号:30581262

ISBN:978752014856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48382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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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代的西藏发展


郝时远[1]


中共十九大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了新时代,展开了中国现代化事业改革开放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新时代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这是中国面对现实、走向未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依据,也是中国各地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步入的新境界。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以东西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为特征的国度。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东部地区的率先发展,为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共同发展,提供了经验、积累了能力,并于2000年实现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心的转移,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展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最重大,也是最艰巨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


中国西部地区,特别是陆路边疆地区,基本上都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然条件迥异,文化类型多样,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其中位居青藏高原的西藏自治区最为典型。从自然条件而言,西藏自治区以高海拔的特点,被誉为世界“第三极”;从人文特点来说,以藏传佛教对民间社会影响深刻为特征的藏族文化,历史悠久、独具特色;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来看,历史上长期延续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造成的社会封闭、发展停滞和人民苦难,在人类社会现代历史中实为罕见。对此,20世纪初随英国侵略军进入拉萨的记者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2]他认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居住的布达拉宫所实行的残酷统治,较之“欧洲血债最多的中世纪城堡”有过之而无不及。[3]


这位记者1904年进入西藏拉萨时,曾对照了近一个世纪之前西方人对西藏的记录,得出时隔90年来“毫无变化”的比较结论。其实,从西方传教士涉足中国西藏留下文字记载以后,陆续进入西藏的其他外国人大都有过类似的比较,且都曾因前人所记与自己亲眼所见几乎完全相同而感到震惊,在他们的笔下西藏是一个停滞社会。西藏地区的这段历史,在中国话语中称为“旧西藏”。而“新西藏”的开端,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9年,西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和筹备建立自治区。


中国的西藏地区,是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主改革最晚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是五大自治区中最后成立的一个省级自治地方。这一滞后性,反映了西藏地区从旧社会向新社会变革的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今天,在经历60年变迁之后,旧西藏的社会历史、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早已一去不复返,但是新西藏建设和发展中的特殊性和艰巨性依然存在。生态环境脆弱、高海拔、缺氧等自然条件,完全不同于内地或其他边疆地区,需要探索一条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审时度势、从西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福祉改善、社会稳定祥和的需要出发,先后召开了6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实行了一系列体现国家大力扶持、举国大力支援与西藏各民族人民自力更生的特殊发展政策,实现了西藏自治区经济社会、人权保障等各项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步入新时代的视角,就西藏自治区跨越式发展的若干规划指标及其实现程度做些分析,在展现消除历史差距、缩小现实差距的“跨越式”发展成就基础上,辨析西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差距,展望新时代长期建藏的发展前景。[4]


一 新时代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


回顾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党和国家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把握,关系到确定国家建设大政方针的科学性,实施社会发展基本路径、节奏和政策措施的可行性,从而保证发展成效利国利民的有效性。而无视社会主要矛盾,或者采取想象、激进、毕其功于一役以实现一劳永逸解决矛盾的方式,则会造成误入歧途的灾难性后果。同样,如果不能审时度势地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态势,未能与时俱进地调整和完善发展思路和方针政策,也会因错失机遇而止步不前。所以,从社会主要矛盾这一视角,观察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确认: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实践证明,对于关系百业待兴、顺应人民对新社会充满希望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后来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一正确论断没有坚持下来。[5]


1981年,在总结历史经验和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共对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判断: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基本上回归到1956年的判断,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在改革开放中持续推进解决这一矛盾的进程。直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中继续强调: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一朝一夕的时间表,而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共十九大对此做出新的判断,是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准确把握。中国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突出了矛盾本身两个面向的相互关系。一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即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文化需要”,反映了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二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社会各项公共服务发展不充分等方面的制约因素。


就社会主要矛盾所反映的特征而言,是对整个国家发展程度、人民生活需求在平均水平上的一种抽象概括。从这一视角去观察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去审视各个民族的发展水平,不仅可以看到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可以看到在国家扶持、东部地区支援下,西部地区实现的跨越式发展,及其纵向比较中缩小差距、趋向“平衡”和“充分”的发展态势。在这方面,西藏自治区最具典型性。


二 西藏地区“跨越式”发展成就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西藏地区就是国家以特殊政策持续扶持的一个地区。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给予西藏自治区多方面的特殊政策,包括国家税收的低税、金融贷款的低率,农牧民生产经营免税和教育、医疗的免费,等等。自2000年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藏地区在中央政府的差别化区域政策扶持、全国对口支援和自力更生的努力下,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道,地区经济实现了持续的两位数增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呈现了“跨越式”发展,成就十分显著。


2018年,西藏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400亿元,同比增长10%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230.4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3%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0%以上。[6]虽然地区GDP和财政收入总量,在全国各省区市的比较中微不足道,但是就增速、增幅而言,则位居各省区市的前列。这是缩小差距的必要条件,增速慢、增幅小只能扩大差距,增速、增幅同步只能保持差距,只有增速快、增幅大才能缩小差距,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也是一个困难的实践。但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确做到了增速快、增幅大的跨越。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进入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进程中,从国家到地方,编制五年一个周期的发展规划,形成了“纲”“目”结合的全面性,即在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分门别类地析出了各项事业的发展规划,其中所设定的发展目标及其数字化的呈现,是经过调查研究、反复论证并经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指标。在通常情况下,能够在五年规划的实践中达到预期的发展指标,亦属不易且象征工作成效圆满。当然,超过预期发展指标的现象,虽然在一些发达地区司空见惯,但是在西部地区、西藏地区则属难能可贵。


对西藏自治区来说,设定各类发展指标既要实事求是,又要体现加快发展的要求,所以“达标”的艰巨性与“超标”的可能性会交织出现,这既是辨析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各项发展规划的预期目标与实现程度经常遇到的现象,也是观察西藏地区“跨越式”发展在缩小差距方面的着眼点。在此,仅就以下三个方面做一比较。


(一)旅游业的超常规发展


2009年,即西藏地区民主改革50年之际,有关部门完成了一份《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报告》。其中述及了2008年西藏自治区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224.64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22.59亿元。[7]事实上,在中央政府推进西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各项政策扶持下,旅游业作为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产业,在“十一五”规划的五年(2006~2010)间实现了大幅度增长,而2008年的数据则是这种增长态势一度回落的最低点,而“回落”的原因是当年西藏发生的“3·14事件”,对西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旅游业也不例外。


2009年,西藏地区的旅游业不仅恢复了持续增长的态势,而且展现了“井喷”式发展,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55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52.4亿元。为此,西藏自治区政府也提出了2010年接待国内外游客600万人次以上的发展目标。实际上,2010年实现接待国内外游客达到658.14万人次,旅游收入71.44亿元,较上年增长27.6%,占西藏地方GDP的14.8%。[8]


正是在2010年,中央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发展定位中提出建成“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的任务。以此为目标,西藏自治区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提出:到2015年末,争取年接待国内外游客达到150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180亿元。[9]出乎意料的是,2015年接待国内外旅游者达到2017.5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81.92亿元,占西藏地方GDP的27.47%,接待国内外游客和实现旅游收入的指标,分别超过规划目标34%和55.6%。


这种超常规的增长态势,也成为2017年西藏自治区颁布旅游业“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依据,即:“‘十三五’时期,旅游业发展更加注重提质增效,旅游产品体系更加丰富,旅游产业融合程度不断提高,旅游投资和消费增长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到2020年末,年接待游客量达到3000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达到550亿元。”[10]这份规划以建设高原和民族特色世界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将旅游业定位为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使旅游业在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保持增长、促进就业、惠及民生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从“十三五”旅游业规划的实施情况来看,在2015年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后,国家对西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强,公路、铁路和航空等基础设施持续改善,旅游产业的增长充满活力。2017年接待国内外游客2561.4万人次,旅游业收入379.4亿元。西藏自治区政府也确定了下一年度“确保全年旅游总人数增加800万人次以上”的年度目标[11],并如期达成。2018年接待游客3368.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1.5%;实现旅游收入490亿元,增长29.2%。[12]可见,距离2020年完成“十三五”规划尚有两年之期,但是接待国内外游客的数量已经显著超过了规划目标。西藏自治区旅游业超常规的快速发展,是西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缩小西藏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内地、东部地区发展差距的重要标志。


(二)城镇化率显著提高


城镇化率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政府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确定了2020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5%左右)的目标。西藏自治区地广人稀,人口密度仅为2.6/平方公里。如何因地制宜地推进城镇化,是西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相关研究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相应地会带动经济生产要素的增长,同时也会对就业、市场、消费、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提出新的发展要求。从西藏地区的人口规模、城镇布局、经济结构、市场水平等要素来说,这种相辅相成的发展动力是欠缺的。


2012年,西藏的城镇化率为22.75%。根据《西藏自治区城镇体系规划(2012—2020)》的要求,2013年西藏自治区政府提出2017年实现城镇化率35%以上的目标。显然,这在当时是不切合实际的愿景。但是,从2013年开始,西藏的城镇化建设的确进入了快车道,这与当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出台直接相关。2014年,西藏城镇化率为25.8%,与全国城镇化率54.77%比较差距为近29个百分点。是时,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要求,西藏自治区政府也制定了《西藏自治区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以2013年城镇化率23.7%、城镇常住人口74万人为基点,提出力争在2020年实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30%以上,新增城镇常住人口28万人左右的目标。[13]


这一发展目标遵循了全国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强的速率。2016年西藏城镇化率上升到29.56%,年增长1.82个百分点。[14]已基本达到2020年的预期目标。而一年之后,“截至2017年年底,全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30.9%。”[15]城镇常住人口达到104.14万人。[16]超前实现了《西藏自治区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的目标。这种大幅度的增长,一方面是2013~2017年因行政区划改变发生的城镇化率机械性增长,即日喀则和昌都(2014)、林芝(2015)、山南(2016)、那曲(2016)先后撤地设市,堆龙德庆等7县(市)相继撤县设区;另一方面则是在国家转移支付、内地援藏、基础设施建设等外力驱动与西藏地方内源动力相结合、耦合协调产生的效果,[17]使五年间“全区城镇化率提高近7个百分点”[18]。同期,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也以年均增长10.8%,在全国名列前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4个百分点。


(三)妇幼保健水平大幅度提升


在中国的人权事业中,生存权、发展权占有极其重要的统领地位。就生存权而言,人的出生、成活、寿命是衡量生存健康的最基本指标。因此,在评价一个国家的人口健康状况方面,世界各国、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都把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等作为最重要的指标。


在旧西藏,藏族人口的健康水平直接反映了西藏地区社会制度严酷、经济落后的特点。卫生环境恶劣、地方病等疾疫流行、除传统的藏医药外没有近现代的医疗条件,加之大量人口出家为僧(尼)等因素,对西藏地区的人口规模、健康状况、人均寿命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相关数据表明,1959年以前的西藏地区,“孕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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