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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贫困治理:理论、实践与反思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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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新时代的贫困治理:理论、实践与反思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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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0-01

书籍编号:30581263

ISBN:978752015365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13136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新时代的贫困治理:理论、实践与反思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文前辅文


本书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社会研究中心、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贫困治理课题组”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组主要成员有付少平、邢成举、赵晓峰、陈辉、王蒙、魏程琳和张世勇等


本书受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农村固定观测点专题项目“精准扶贫视域下陕西省贫困人口有效退出及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的资助,在此特别感谢

序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业与农村社会综合交叉、跨学科研究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1945年,日本留学归来,到西北农学院任教并担任农经系主任的黄毓甲教授,就在我校开设了农村社会学等课程,这使我校成为国内较早开设农村社会学课程的高等院校之一。1985年,邹德秀等老一辈学者积极推动我校与陕西省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合作建立了陕西省农村社会研究室,由此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农村社会研究成果。邹德秀教授被推选为首届中国农村社会学会副会长,我校也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单位之一。邹德秀教授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中国传统农业文化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文化”等项目,出版《中国农业文化》等学术著作。这使我校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农林院校的特色和优势,同时也由此形成了关注农业、农村、农民议题的学术传统。


进入21世纪以来,我校社会学学科继续关注农村、农民问题,付少平教授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农业科技知识的传播与农民科技素质的培育”和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分化与农业的变迁”等项目,出版《农业技术传播与农村社会管理研究》等著作;张磊教授出版学术专著《中国传统农业文化转型研究》;张红副教授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研究”,并出版同名专著。近年来,社会学学科在发展中不断吸引着青年学者加入,我们专注于贫困生成机制、贫困治理、贫困转型、扶贫成效和脱贫攻坚中的政策衔接等议题,获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推动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学校和学院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贫困治理研究”课题组。


农民和农村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发展的问题,而发展的问题在本质上就是摆脱贫困的问题。随着绝对贫困人口的逐渐减少,发展性贫困、消费性贫困、转型贫困和多维贫困等问题日益突出。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以来,中国扶贫工作就进入新的阶段。精准扶贫是我们全面决胜小康社会建设的关键举措,更是我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部署。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得如何?精准扶贫取得的效果如何?精准扶贫如何及时回应已经发生转型和变化的贫困事实?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及时解答并系统关注的。


农村、农民与农业问题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任何一个方面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仅仅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扶贫领域集中呈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农民分化、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农村经济发展、公共政策执行与实施、部门间关系、乡村关系等诸多研究议题。因此,贫困治理研究问题,不单单是一个治理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扶贫的本质是实现社会发展成果的相对公平的共享,同时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这就使得,贫困与扶贫问题是一个需要我们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大现实与理论命题。


《新时代的贫困治理:理论、实践与反思》囿于章节安排和排版等方面的要求,只整理了“贫困治理课题组”的部分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贫困内涵的多元性特征将会更加突出;结构性原因是贫困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我们需要对结构性贫困的治理给予更多关注;多层级政府和扶贫工作当中的多元主体的差异化行动逻辑导致了扶贫政策的多重实践困境,也由此诱发了扶贫工作的低效率;从村庄角度看,村庄社会既有的权力关系、社会结构和农民分层等情况,使得扶贫资源在基层的应用与分配面临着精英俘获的困境。此外,无论是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旅游扶贫、搬迁扶贫,还是社会兜底扶贫,都面临着次生贫困的问题,或者说,扶贫资源的瞄准性问题仍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对于扶志,社会工作参与精准扶贫仍有很大的空间,其实践仍可好好探讨。最后,中国农村贫困的转型意味着我们的扶贫工作也需随之转变,只有充分考虑未来贫困的主要形态及其内涵,我们才可能有的放矢地做好扶贫工作。与扶贫相关的低保问题,尽管从具体问题上看,并不等同于扶贫,但是其所面临的实践与理论问题,扶贫工作也都遭遇了,因此关于农村低保的研究也构成了我们思考贫困与扶贫问题的“他山之石”。


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努力,能够在贫困与扶贫研究领域推进学界相关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希望通过基于实地的调查与分析,能够为扶贫工作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并带来启发,以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进程。然而,我们的研究还处于大量探索与快速积累阶段,课题组的成员都比较年轻,观点争鸣的现象时有发生,对贫困与扶贫工作的认识与思考还不够成熟。因此,本书的出版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期待学界同行和相关方面进行批评和指正。


是为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贫困治理课题组


2018年11月15日

第一部分 理论探讨与实地观察


贫困的生产:多元视角及其糅合路径建构[1]


作为世界性难题,贫困现象广受关注,贫困治理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探讨并不断推动贫困治理实践的反思与深化。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在1978年按照当年的农村贫困标准达到7.7亿,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为97.5%。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以及政府扶贫开发工作的开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特别是精准扶贫实施以来,我国贫困治理内卷化问题得到有效克服,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在2017年下降至3046万,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下降至3.1%。当前,我国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对贫困成因进行梳理与反思对于不断深化脱贫攻坚并推动乡村振兴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关于贫困的生成,有学者指出,已有理论阐释无外乎呈现为缺乏、限制和选择三大取向:缺乏取向关注贫困内在条件的缺失,如能力不足、家庭资源有限、收入匮乏等;选择取向强调贫困是个人或家庭自我选择的结果,选择的基准可能是经过理性的计算,或依赖穷人自身态度和价值而定;限制取向则认为贫困由外部环境的限制所致,换言之,是总体资源的缺乏,使得部分社会成员不得不陷入贫困[2]。当前,不同取向的贫困成因解剖虽然挖掘了贫困形成的不同“面貌”,但是也存在对贫困成因的碎片化解读,割裂了不同贫困致因之间的内在关联。那么,在贫困存在复杂性的前提下,如何将讨论贫困成因的多元研究视角进行糅合?本文致力于在对贫困生成传统性的解释视角进行梳理与整合的基础上,探索建构贫困生成的综合性解释路径。


一 行动的“异化”:贫困生成的个体化解释视角


阿马蒂亚·森曾指出,“要认识原本意义上的贫困,并理解其原因,我们根本不需要精心设计的判断准则、精巧定义的贫困度量和寻根问底的方法……有许多关于贫困的事情就是这么一目了然”[3]。换言之,从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入手,往往也能够粗略地甄别其是否贫困。当我们的目光瞄准“穷人”时,常常会发现他们的行为偏离常规而呈现“异化”,如“好吃懒做”“及时行乐”。最初,这些“异化”的行动常常被贴上“穷人特质”的标签,这种特质具有“由内而外”的属性。例如,在马尔萨斯的论述中,穷人“一般不能说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沾染“漫不经心和大手大脚的习气”,“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如何满足现时的欲望上,而很少考虑未来。即使有积蓄,也难得存下来,满足眼前需要后的余款,一般都用来喝酒了”,因而穷人应当对自身的贫困处境负责,并且应当为陷入贫困状态而感到羞耻与自责。[4]在这种“穷人特质”的论断背后,贫困的形成被归因于“穷人特质”所导致的个体不适当或缺乏生产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也常常被认为具有非理性的特征。


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困者的个体性“污名化”受到了批判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但是穷人仍然常常被认为应当对自己的贫困负主要责任。一方面,这种观点内嵌在现代西方社会的社会价值观之中。罗伯特·索洛等在提出“工作替代福利”的观点时指出,“在我们的文化中,个人自尊的相当成分来自其谋生能力。将某个人描述成为‘一个很好的养家者’或‘一个努力工作的人’,甚或一个可靠的‘提供生活来源的人’,绝不是一种侮辱,也不是一种狡猾的说法”。[5]这种社会信念强调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勤奋(hard work)以及良好的决策(good decision-making)获得成功,其背后同样隐藏着个人行为失当而致贫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对穷人个体的责难也潜藏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之中,并且以“经济人”与“自由市场”为前提假设。[6]当前,自由市场理念仍然占有一定的话语权,经济主体由于理性和自利而被认为有能力解决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数值最大化问题,自由市场被认为是维护个体自由与社会效率最有效的方式。在这种面对市场人人平等的理论话语下,穷人的“失败”被归因为个体的“无能”。因而,政府干预受到反对,政府被指责培养了穷人对拼凑起来的政府计划的依赖性,而这些计划破坏人们的开创精神。[7]


不过,正如农民经济行为的“道义经济”(the moral economy)与“理性小农”(the rational peasant)之争所揭示的,贫困或贫困边缘群体的经济行为看似没有遵循经济理性的逻辑,实则却蕴含了生存理性的行动逻辑。这是由于,他们“生活在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受制于气候的变幻莫测和别人的盘剥,农民家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受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8]因而,“穷人特质”并非“烙”在穷人身上而不可改变,贫困状态很可能是生产性行为受限所致。在生计视域下,学者们认为生计策略的选择建立在一定的资源基础上,受到风险的影响,并受到制度与结构的形塑。米格代尔指出,“个人生存策略的构成部分受到可获得资源、观念和组织手段的严格限制。即使每个人都能自主构建自身的生存策略,现存的资源和对获取资源的途径的控制都限制了该地区可供选择的策略的范围”。[9]因而,穷人的经济行为并不呈现脱嵌的原子化状态,对贫困的理解应当置于贫困个体或群体的行动与外部环境的关联之中。


二 结构的“缺损”或“断裂”:贫困生成的结构化解释视角


随着西方国家现代性的发育以及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经济结构的“缺损”以及社会结构的“断裂”成为学者们解释区域性或群体性贫困的重要视角。经济结构与贫困关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展经济学领域。在发展经济学视域下,贫困分析延续新古典主义分析方法,由土地、劳动、资本三种非制度因素或资源禀赋构成的经济结构被作为贫困研究的切入点。换言之,“要理解低发展水平的困难,就必须理解就业结构和生产结构是如何决定的,特别是传统和现代生产活动下社会边际劳动产出之间的巨大差距,还必须理解如何克服结构转变的障碍”[10]。在这种经济结构主义分析范式下,资本稀缺导致了经济结构的“缺损”,被认为是致贫的核心要素并引发“多骨诺米牌效应”[11]。随后,人力资本理论的引入拓宽了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的分析视域,人力资本缺乏导致的技术停滞被认为是传统农业落后以及农民贫困的根源[12]。总体来看,经济结构主义分析范式隐藏着经济结构“优化”与减贫同步的假设,宏观经济增长被视为能够通过“涓滴效应”而有效抑制贫困。不过,理论与实践均表明“涓滴效应”不会自动发生,劳动力市场的区域与职业分割也对人力资本理论形成了较有力的反驳。此外,即便在经济增长与减贫呈现紧密关联的情况下,多数研究也不太能够说清楚这种关联在任何特定国家、地区或社区的实践中如何运作[13]


针对上述解释盲点,贫困的社会结构分析范式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补充,并且对经济结构并未呈现“缺损”的发达国家同样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此分析路径下,贫困常常被视为基于社会分层所导致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贫困群体常常处于社会结构的底部“断裂”层。马克思作为该流派的鼻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造成社会结构中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对立。同时,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由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而不断得到再生产,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因而也处于不断再生产状态,并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变化[14]。此后,随着新资本理论的兴起,部分学者论述了资产积累与经济社会结构分化、贫困生成之间的关联。


首先,经济结构分化维度。皮凯蒂(Piketty T.)认为不平等分化的根本机制为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并认为继承财富(过去积累的财富)的增速在21世纪可能大大高于工资挣来的用于储蓄的财富(当下积累的财富)的增速,因而社会不平等结构呈现分化的趋势。[15]克博(Kerbo H.)指出,“大多数穷人和非技术工的资产很少,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没有资产。但人们很容易忘记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们在工作上和生活上需要依赖别人”。[16]谢若登(Sherraden M.)区分了资产与收入所产生的福利效应的差异,认为资产分配与继承的不平等造成了穷人缺乏资产,仅能依靠低收入来维系低消费水平。[17]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引入时间维度,认为个体或公众在财产和资源上的不利因素会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转移,可能造成个人和家庭在较长时间内遭受贫困。[18]


其次,社会结构分化维度。布尔迪厄论述了文化资本再生产是当前社会一种重要的社会分层机制。具体而言,布尔迪厄将文化客体化为“一种具有特殊的积累法则、交换法则与运行法则的资本形式”[19],认为“文化资源,比如教育文凭,已经作为一种资本发挥作用,因而已经变成现代社会中新的、独特的分化根源”[20]。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传递过程中存在社会不平等机制,“一方面,呈现于客观化的状态中的文化资本,以及令这一客观化发生所需要的时间,主要取决于整个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文化资本的最初积累,以及各种有用的文化资本快速、容易地积累的先决条件,都是从一开始不延误、不浪费时间起步的,那些具有强大文化资本的家庭的后代更是占尽便利”[21]。因而,“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从艺术趣味、服饰风格、饮食习惯,到宗教、科学与哲学乃至语言本身——都体现了强化社会区隔的利益与功能”[22]。在《世界的苦难》一书中,布尔迪厄从微观层面描述了穷人的境遇,认为穷人陷入困境是因为“没有选择”,而“没有选择”的主要缘由是市场竞争中所必备文化资本的缺乏[23]


最后,不同于马克思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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