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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与政治哲学(“经典与解释”第39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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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与政治哲学(“经典与解释”第39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律法与政治哲学(“经典与解释”第39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彭磊著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5-01

书籍编号:30581413

ISBN:978750807579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99375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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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 律法与政治哲学

希伯来圣经对政治哲学的挑战——一些初步反思[1]


潘戈(Thomas L.Pangle)撰


童群霖 译


 研读希伯来圣经,可以发现与政治哲学的何种关联?希伯来圣经中是否有任何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严格说来,没有。圣经[2]从不指涉哲学、科学,进而也不曾论及“政治”(politics)或“政治事务”(the political)。它从不援用有关“自然”的概念或术语,更遑论“人的自然”了;它也从未谈到以下概念:自然法、自然正当或自然权利、人权、民主制、寡头制、共和制或共和主义、统治术(statesmanship)、公民权(citizenship)、僭主制、宪制(constitutions)以及政府的形式。所有这些术语,以及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的整个概念体系,都源自古希腊罗马。


圣经中没有我们所知道或自认为知道的政治理论,不过,正是政治理论的这一阙如,使得圣经对我们政治理论家构成了挑战和刺激。从古希腊以及根植于古希腊的悠久传统中,我们承继了政治哲学,圣经详尽而规范地展现了人的实存(human existence)——涉及法律、正义、民族与人民、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却从未参考或显得需要那些似乎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术语、范畴和概念。圣经有自己的一套话语,我认为,这意味着,如果作为政治理论家的我们要跳出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最唾手可得的选择就是圣经。依照圣经自身的话语来研读圣经,我们将不得不看到:要考虑个体的人和社会的人,没有必要采用我们理论家通常认为必不可少的那些话语——这些话语仅仅是“被给定的”(given)。我们将不得不注意到古希腊罗马与圣经考虑人的状况的不同方式,进而不得不检验和评价两者的长短之处,因此,严格依照圣经自身的话语来研读圣经,有助于我们挣脱古希腊罗马式的哲学预设——这些预设实为偏见;这样的研习有助于我们深究这些预设的根基,而后决定予以拒斥还是重新接受。


可以肯定,我们西方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的传统对圣经或圣经的影响绝不陌生。自从所谓的“雅典和耶路撒冷的相遇”以来,以某种方式弥合古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政治哲学与圣经信仰之间的鸿沟或张力,或许就成了政治哲学家与神学家最重要的工作。形形色色的综合、折衷、对话以及不成功的驳斥在几个世纪间涌现。但我要指出,不仅在政治哲学家的学说中,也在政治神学家如奥古斯丁、迈蒙尼德、阿奎那、路德及加尔文的学说中,依据源自古希腊的对社会的思考方式,圣经的原初观点受到压制、扩展、重述——简言之,经受了很大程度的改变,并可能因此归于歇绝。我承认,这一历史事实提供了某种有力的初步证据,证明圣经对人类社会的阐述之不足,也证明采用古希腊政治哲学家所提供的范畴的阐述之优越或必要——这一阐述超越了圣经,如果不是与圣经相悖的话。不过,这一证据本身仅仅是暗示这个结论;它显然不足以给问题定论。我们倾向于相信,为阐明圣经的智慧(biblical wisdom),需要借助希腊的政治科学;要是我们希望为这一倾向提供更坚实的理由,我们将会发现,必须要从圣经的原初观点即未经同化或折衷的观点出发来证明这一需要。在那些伟大的政治神学家中,最为敏锐的迈蒙尼德和阿奎那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不管他们做得多么隐蔽。


如果我们转向那些伟大的现代政治哲学家——他们更直接地奠定并界定了我们当前的政治秩序,依循圣经自身的话语来研究圣经关于社会的概念就更必要了。在霍布斯、洛克、康德抑或黑格尔那里,我们都可发现所声称的对圣经主义(biblicism)与可溯源至古希腊的哲学理性主义的综合。这些所谓的综合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这些综合,如果我们要通过理解它们来评判它们,进而抱着自由的态度接受或拒斥它们,如果我们不愿仅仅做它们的造物或乖孩子——那么,我们必须审查每一个综合所针对的那些相对立的立场,这不仅仅是为了看清所综合的内容,更是为了判明所综合的各个要素是否得到公正对待,或者说,在综合之前的观点中,由一方独有或两方共有的某些重要真理是否实际上并未被曲解。然而,不得不惭愧地承认,我们大多数人——在此首要指我本人,极少关注这些伟大的现代政治—哲学体系中的圣经元素。这些现代理论家在其政治思想中极其看重圣经,他们每个人最重要的一些学说都源于对重要经文极其原创的、非传统的解读,如果我们未能像这些哲学家一样投入精力谨慎地钻研圣经,我们真的能说自己理解了他们吗?只有基于这样的研习,我们才可能根究一些根本而关键的问题:是否真的可能(如霍布斯、洛克、康德以及黑格尔以各自的方式所宣称的那样)将圣经对人类社会的理解与哲学的或科学的理解统一起来?抑或,这两种不同的理解在本质上并不相斥——所以必须作出某种根本抉择?所有这些现代思想家在何种程度上严肃地认为自己与圣经相一致呢?他们又在何种程度上出于修辞目的而有意地变化和运用了圣经的教导呢?这为我们指明了或许最为根本的问题:圣经声言包含着全能之神所启示的道(revealed word)与诫律;那么,究竟是凭依什么文本依据(如果真有的话),这些现代人以及某些中世纪思想家背离了神圣法(Divine law),或胆敢在关键方面对神圣法进行补充呢?就律法与正义而言,圣经并未表现出需要任何重要的非神启的(nonrevealed)补充。与之相反,正如摩西对希伯来人所说:


这些律例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Torah)呢?(《申命记》4:4-8)


有人或许会回应称,从其他地方寻找指导来补充或纠正圣经中的律法与正义,这当然必要和正当,只不过,不需要从神启的圣经本身出发来证明其必要和正当。这样的回应不是在回避关键问题吗?难道说,一个哲学家能够自信地补充或贬低圣经有关正义与律法的教导,仅仅是因为另一套哲学思考体系,即某种完全发源于希腊、与圣经自身的思考完全无关的论证和证据?但是,如果这套哲学体系在与圣经自身的教导的冲突中,还能够展现出来并检验自身,这套哲学体系岂不会变得更加牢固,即便其说教的力量会削弱?


我所说的严格依圣经自身的话语来研习圣经,意指当我们以政治理论家的眼光研读圣经时,我们应尽可能(至少暂时地)跳出各种干扰性的解读传统——不论是虔诚的还是不敬的传统,原教旨主义的还是高等考订的传统,塔木德、罗马天主教还是新教的传统——如此才能尝试进入圣经自身对世界的理解。这并不是说要无视那些伟大的阐释;恰恰相反,这意味着,我们要意识到这些阐释对于我们理解圣经意涵的方式的微妙影响,并(至少暂时地)努力从中挣脱。而且,从积极的方面说,这也意味着从它们丰富的见解和观点中获益——但这只是重构圣经的自我理解的手段,并以这一工作为准绳。此外,通过自觉对照希腊政治哲学家的自我理解,以及他们的现代批评者和继承者如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的自我理解,圣经的自我理解将不断得到阐明。


既已尝试说明了这一计划之必要,我们便面对着一片陌生的地域。现在我想试着勘测这片地域的形貌,从而迈出探索的脚步。对于政治理论的一个主要问题:上帝之下,谁或什么应当统治?圣经提出了复杂而渐次清晰的回答。我的探索就从粗略地考察圣经的回答开始。


我们一开始就遭遇到一个不会帮助而只会打击我们的事实——圣经与古典政治哲学显著不同,它对“最佳政制”(best regime)问题无所教诲,而且它也确实从未直接触及什么是最佳政制的问题——这一问题可以视作古典政治哲学核心的和首要的问题。当然,最佳政制问题近乎从现代政治哲学中消失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问题:在所有合法的统治背后,唯一普遍有效的原则是什么(卢梭的《社会契约论》[Contrat Social]或当数现代政治哲学中最为理论化的著作,其中对社会契约所有意涵的具体阐述近乎于对最佳政制的探讨)。然而,圣经也与这一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关切明显背离,因为圣经也从未探讨社会契约,或探讨合法权威背后其他类似的通用原则。那么,圣经中是否有什么内容取代了对最佳政制的探讨,或取代了对合法统治的通用原则的探讨呢?


圣经为我们展现了一支独一无二的模范选民,并依次记述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一连串权力体系。这些前后相属的政制无不受到上帝赐福或认可(虽然上帝对它们都存有某种严苛的保留);并且,拿来与所有这些政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最坏的政制或权力体系——法老专制(Pharaonic despotism)。因此,我们首先可以说,圣经为政治中与最佳状况相反的最坏状况设定了最清晰的基准。在这一基要问题上,圣经使我们想起孟德斯鸠,他的《论法的精神》(Esprit des Lois)就因将最坏的统治形式——东方专制(oriental despotism)——描画得远比最好形式清晰而得名。但在孟德斯鸠那里,最坏的统治形式的特征就是恐惧,或身体的不安全,而且这一负面标准启示我们,人最需要的是安全,或说自由,即免于恐惧的自由。这绝不是圣经的观点:“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3]


要着手理解圣经的观点,我们首先需要提出并解答这一问题——既然圣经中的上帝是唯一的神,且是按着自身形象造出所有人的主,那为何会有不同于所有其他民族的唯一一支选民呢?我相信,《创世记》中亚伯兰(Abram)蒙神呼召之前的一系列寓言或故事,已经给出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要想充分探讨这一解答,要求细致解读《创世记》中的记述,但我想,我们可以有些粗略和简化地总结其中的教诲如下:人类一旦放任由己,必然会误解“人是依上帝形象所造”的含义,不可避免地会狂妄地试图挑战、而且取代或篡夺上帝的统治。只有通过一段长久而痛苦的教育,人类才能逐渐领悟“依上帝形象所造”的真正意涵,并依其行事。上帝的选民正是被选为这一教育的手段;希伯来人之所以成为全人类的模范,是因为他们被置于可怕的考验,遭受了正当的惩罚,并受到无限坚忍之爱的守护,尽管他们也一再犯下过失。圣经是教育人类的教科书,它向全人类并为全人类讲述了选民的故事(比较《以赛亚书》42:6-7)。


下面,让我们试着跟随圣经对选民的记述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政制。


首先是族长制(patriarchy)——尤以亚伯拉罕(Abraham)的故事为代表——且在某种重要意义上,族长制一直存在。一夫一妻制家庭是圣经所认可的任何社会的基石,在这样的家庭中,父亲是一家之长,但母亲也享有很高地位。[4]培育家族关系、家族忠诚、家族责任以及以家族为中心的愿景,始终是圣经美德(biblical virtue)的核心。圣经不曾暗示柏拉图《王制》与《法义》中的论点,这一论点的大意是说:真正正义的社会的标准,是一个取消了私人家庭及其一切特殊需要的社会。不过,虽然族长制一开始是希伯来统治的唯一形式,而且始终是希伯来社会的核心,可一旦作为一种统治多个宗族的族人的形式,它立即就显示出了不足。雅各(Jacob)虽然成功生养了以色列十二部族的祖先,但要在这一大群兄弟中保持秩序或仅仅是安宁,他却显得极其无能。


圣经教导说,在族长之外还需要法的统治(the rule of law);圣经所指的法的统治是指神圣法的绝对统治——神圣法为人制定,而非由人制定。不过,要理解这一权威律法的特征与必要性,希伯来人(我们读者亦然)必须首先经历人对人的统治,即不受任何超乎人之上的律法限制的统治。而且,为了完全理解这类人的统治,并看清它所趋的最终方向,希伯来人(以及我们)还必须经历发展最为充分的人的统治。我们必须体验这种统治所释放出的诱惑——它对被统治者甚至比对统治者更具诱惑力。当希伯来人接受了富有效率、不受约束的人的治理,沉浸于它带来的各种魅惑或舒适时,我们必须冷静旁观,以看清仁慈的专制所具有的可怕幻象与陷阱。


正是约瑟(Joseph)引领我们走上这条道路。正是他将希伯来人带入一种最初很诱人、而后变成可怕奴役的境地。正是他通过谋划取消所有埃及人的私产,创立或完善了法老专制的绝对统治。


私产的取消,尤其地产的取消,正是法老专制或圣经中“最坏政制”最为显著的两个特征之一。通过这一举措,所有食物——由此还有绝对权力——都集中到法老的手中。然而,要是没有法老专制的另一关键特征,私产的取消还不会带来如此彻底的僭主式的(tyrannical)结果:正是这一特征表明了法老专制所代表的邪恶那独特的骇人之处,从而使法老专制区别于圣经所描画的其他几乎同等残忍且暴虐的政制。埃及人有别于其他所有民族,他们在驯化环境上取得了技术成功。圣经强调,埃及人是唯一几乎不依赖天气的民族:他们对旱涝周期的变化了如指掌;他们学会了使用灌溉系统来驯化尼罗河,并因此可以免受不可控的外力影响(第一次瓦解埃及人意志的第七灾是雷电和冰雹,“自从埃及成国以来,遍地没有这样的”,《出埃及记》9:24)。还可以说,法老相信自己已然实现了人类当初建造巴别塔时所寻求的目标。结果就如《出埃及记》所描述的,埃及人不尊崇任何神(但比较《创世记》47:22和41:45,50)。埃及人转而以一种极强大的人的魔力(human magic)取代了宗教和对神的崇拜。圣经暗示,法老专制之所以如此可怕、如此彻底或无所不包,正是因为它体现并代表了一种没有限制的人的统治,这种统治意识不到有超乎人之上的更高权力,也意识不到有更高的力量限制或击打人的傲慢。


第三种政治秩序当然是摩西的解放(Mosaic liberation),它决定了圣经余下的所有内容。这场解放是挣脱法老专制,挣脱没有约束的人对人的统治,奔向终结这一统治的神圣法。不过,圣经中法的统治与我们所定义的法的统治有很大不同。我们所谓的法的统治受到洛克式自由主义观念教导,这种观念认为,法律是对自然状态(prelegal)下个人权利的保障,政府作为属人机构的合法权威只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圣经所理解的法的统治更近于柏拉图《法义》中雅典异乡人所描绘的法的统治(716c4-6):“神必定才是我们衡量万物的尺度(measure),而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是‘人’。”不过,圣经中法的统治显然比雅典异乡人所阐发的法的统治(尤见《法义》第六卷)更缺少制度意涵(constitutional)。最接近圣经中法的概念的哲学讨论,也许是亚里士多德以“守法”(lawfulness)为核心对正义德性的论述,可见于《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的开头几章。近来有两位富有洞见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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