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社会科学 > 社会学 > 殖民权力与医疗空间:香港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1894~1941年)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殖民权力与医疗空间:香港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1894~1941年)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殖民权力与医疗空间:香港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1894~1941年)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殖民权力与医疗空间:香港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1894~1941年)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杨祥银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2-01

书籍编号:30593725

ISBN:978752012671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495715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殖民权力与医疗空间:香港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1894~1941年)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殖民权力与医疗空间:香港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1894~1941年)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本书是杨祥银教授博士论文的修订版,其结论部分篇幅大增,突显了作者以强烈的反殖话语批判“西医霸权”的措意。杨教授在香港攻读博士课程时,师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郭少棠教授,接受世界史和宏观理论方面的熏陶。郭教授转往他校任教后,本人接任博导之责,而据悉郭教授仍常关心祥银论文撰写进度,并提供意见。


在学时的祥银以勤快、敏锐见称,终在最短修业期内完成论文毕业。多年后的今天,我再捧读有关文稿,仿如昨日。近年本人力促年轻学者从事香港殖民地史的研究,深感Edward W.Said的“东方主义”论等后殖学说已成老掉牙话语时,香港的案例仍无人善用以立新说,实令人纳闷。现喜见祥银新著直接以香港为案例,论列殖民权力问题。一向重视理论的他详征博引大量西方论著,其书中的冗长结语、脚注和参考文献处处显示国外后殖研究远远超前。在汉语学界,虽有少数华文著作曾就“文化调适”,甚至“空间政治”等概念切入,探讨中西医的接触、踫撞、交锋等关系,但与有关外文论著数量相较,简直不成比例。愿是书的出版令香港等曾受殖民主义影响的地方的历史能为后殖研究提供从比较角度进一步分析的内容。


地方史(包括殖民主义影响下的地方的历史)研究在乎“在地性”的掌握。杨书以香港一地的中西医服务为论析对象,虽以理论为重,作者仍深知原始资料的重要性,故务求详阅东华三院档案包括征信录、董事局会议记录、院务报告、政府来函、致政府书函等,并尽力搜寻相关中英文报刊记载,充分利用在港留学的机会接触主要原始材料,并从中推敲出1894年香港的鼠疫危机冲击下,东华董事局在港英政府与华人社会和中医间调停及斡旋时,总是处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而更多时竟是两面都不讨好。他又发现“西医生(不管是欧人西医还是华人西医)对于中医的偏见和傲慢情绪是相当强烈的”,而东华的“医务委员会成员构成中,…… 作为代表医院中医服务的中医生却没有任何代表”。这些一手资料的充分利用,可充实话语分析,甚或取代旧话语(无论是Said的“东方主义”论,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论,以至与本书主题息息相关的Michel Foucault的“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论),建立新说。相信扎根于实证的理论建构可令本课题的开展潜力无穷,当能超越“西医乃殖民主义工具”这类曾语出惊人但已成滥调的言说。


“在地性”的追求还为了让被研究者发声,本书作者叹息说:“如果我们的焦点始终集中于殖民者的身上,始终以殖民者的帝国利益为考虑的出发点,那么就永远无法捕捉到被殖民者的真实体验”。他说得好:中医生是缺乏发声渠道的人群,有关他们的态度的话语“主要是来自他者的叙述”。是的,被殖民者的声音、主体性、主观能动性、生存策略等一直是后殖研究中有待补充的环节。相信作为口述史学者的祥银深知有关取径的重要,东华三院口述史料的继续编纂,将有助这方面的后续研究。无论如何,在香港史领域内多所涉猎,方有更多“在地性”的发现。此外,对中西医的性质、疗效等做专业知识论的理解虽非易事,但舍此无法令有关批判(如说西医对中医无知)有正确认知的学理根据。香港中医的发展史仍是个尚待开拓的领域,与其说香港中医被西医淘汰,不如说后者转移了空间而一直存在,且可能因此逃脱了以中西医结合为名的“西医化”命运。也许香港这片土地的“空间”特色,为中医造就了“剩余空间”。杨书末段就简述了东华三院在“九七回归”后复兴中医的情况。有关基础其实早已存在,而香港的“幸存”中医学体系竟令不少南下的交流团耳目一新,这也是始料不及的。


其实,有关研究的开展潜力无穷,例如,“西医霸权”的建立也涉及“西医的现代性”这个课题,充实这方面的论述,不仅可令有关研究对“后殖民”史学有贡献,也对“后现代”史学有所发明,并使课题有宏观比较史和全球史意义。无论如何,是书作者不仅以其热血的反殖批判激荡人心,也将为相关课题的后续实证研究开启无限空间。


叶汉明


戊戌 冬


香江

第一章 导论


从19世纪初开始,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扩张,西方医学(western medicine)作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逐步传入中国,它的移植、传播与扩张对于中国的传统医疗格局以及中国人的医疗观念与实践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冲击与影响。[1]作为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香港成为西方医学传播与实践的重要空间,港英政府、西方传教士、慈善组织与私人执业西医医生通过创办医院、诊所与药房,开设医学校培训西式医生和推动公共卫生宣传与健康教育等活动,积极推动西方医学在当地华人社会的发展与普及。


本书以香港东华三院(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西医引入过程与中西医服务变迁为例,来考察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中西医之间的对抗与互动关系,以及华人社会对于西方医学的认可与接受过程。考虑到香港当时处于英国的管治之下,本书则以殖民权力(colonial power)对东华三院医疗服务的干涉为主线,探讨东华三院作为一个医疗空间(medical space)如何在殖民权力和西医霸权的推进下从一个纯粹的中医医院逐步演变为中西医共存的医疗空间。


所谓殖民权力,简单而言,是指殖民政府对被殖民者的管治权。但这种权力除了压制性和支配性的一面,也有将管治权进一步合法化而建构的西方现代性和文明性的话语力量。正是这种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和现代化的强势影响力,令西医霸权在殖民地得以确立。在此所谓霸权是对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说法的修饰,强调的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价值观的接纳和认可[2]。本书也指出,权力的运作是双向的,本书中的东华三院既是一个医疗空间,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空间。其间,有关中西医的论争实与实际权力息息相关。在这个空间中的权力角力也是相向的,既有殖民权力,也有东华作为华人代表的权力。当然,强弱对比是很明显的。到了20世纪40年代,就其留医(住院)服务(inpatient services)来说,东华三院更是成为一个以西方医学为唯一治疗方法的西医医院。


当然,围绕着东华三院中西医服务变迁而发生的各种复杂关系也是本书考察的重点所在,其中涉及港英政府与华人社会、港英政府与东华三院董事局、中医医生与西医医生以及华人社会与东华三院董事局之间的多重关系。


为了解本书所涉及的历史背景与研究思路,导论部分将简单地介绍东华三院的历史、研究现状、所使用的主要研究资料以及选题动机与研究思路。


第一节 关于医院的故事:历史背景回顾


因本书主题涉及东华三院医疗服务,而且考察时段集中于1894~1941年[3],因此有必要首先从医疗服务发展的角度简单地回顾1870年创院以来到1941年间的医院历史。由于1894年以后东华三院医疗服务的发展过程会在后文中详细讨论,这里侧重于介绍1894年以前医院的发展情况,即东华医院作为纯粹中医医院的历史时代。[4]


经过将近150年的发展,在历届董事局与社会各界的努力与支持下,东华三院一直秉承“救病拯危、安老复康、兴学育才、扶幼导青”的宗旨与承诺,如今已经发展成为香港最具规模的慈善机构,其服务涵盖医疗卫生、教育与社会服务。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东华三院设有5间医院及多个中医药中心,提供医疗卫生、普查及诊断服务,其中包括医院服务、中医医疗服务、中西医结合服务、健康普查(诊断及治疗)服务、复康及牙科服务等等。[5]而在本书考察的这段时间内,东华三院医疗卫生服务主要由成立于1870年的东华医院(Tung Wah Hospital)、1911年成立的广华医院(Kwong Wah Hospital)以及1929年成立的东华东院(Tung Wah Eastern Hospital)共同提供。为加强三院的行政管理与资源整合,三院于1931年实现统一管理,统称东华三院[6]


自从东华医院创建以来,与政府的努力相比,它们在向广大华人提供医疗服务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尤其是在医疗服务方面,东华三院显然成为港英政府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统计,1938年东华三院病床数目达到1000多张,而同年政府两家普通科医院(玛丽医院和九龙医院)的病床数只有680张左右,而且它们承担的留医与门诊压力也明显大于政府与其他非政府医院(包括教会医院和私家医院)。[7]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医疗服务的自给自足模式,充分体现了香港华人社会强烈的社群凝聚力与慈善传统。[8]它们对于改善政府医疗服务滞后与不足的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在改善华人医疗服务水平与推动西方医学和公共卫生的传播等方面,也被证明是相当有效的。正如笔者在一些文章中所指出的,由于殖民医疗服务集中于殖民者的优先特征,在港英政府统治早期,大部分华人被排除在政府医院的医疗服务之外。[9]可以想象,当时华人患者应该主要向当地中医医生求诊或者以中药自我调理,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华人会在患病之后离港返乡治疗。


在1870年东华医院创建之前,可以为华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空间是一个并非出于医疗用途而事实上也会有病人到那里接受治疗或等待死亡的地方——“义祠”(I-tsz,I-ts\'z或Yee Chee)。义祠创建于1851年,当时政府为避免华人社会中随意弃尸的现象,便拨地让华人兴建义祠以供奉祖先牌位和摆放灵柩之用。后来义祠渐渐发展成为一个收容难民和垂死患者的地方,当然在这里病人也会得到一定的治疗,不过一般是由病人或其家属延请中医医生来诊治。义祠没有自己的医生和护理人员,也没有理想的医疗设备。正因如此,义祠很快被发现根本就不适合作为医疗空间,其恶劣的卫生条件(尤其是死人和病人杂处一室)逐渐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不过直到1869年义祠丑闻事件(义祠恶劣的卫生条件被英国媒体曝光)发生之后,政府才真正开始整治义祠。[10]政府最初打算关闭义祠,可是遭到华人社会的强烈反对,而且即使关闭义祠也无法真正解决弃尸现象和华人的医疗服务问题。政府便意识到可能需要建设一家华人医院,才可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在政府计划之前,就有很多华人殷商提出兴建华人医院的提议。最后,政府与华人领袖协商建设一家华人医院,政府免费拨出一块官地并拨款11万余元,而当时华人社会募捐也达3万余元。就这样,香港第一家华人医院于1870年奠基,定名为东华医院,并于1872年正式开业。[11]


义祠事件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华人对于西方医学的排斥情绪,即当他们患病时,宁愿选择没有专职医护人员和任何医疗设施的义祠,也不愿意向由政府管理和根据西方医学治疗的国家医院(Government Civil Hospital)求诊。[12]正如英籍德裔传教士欧德理(Ernest John Eitel)所说:“殖民地的几乎所有华人宁愿像狗那样死去,也不愿意去国家医院。”[13]时任总督麦当奴(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港督任期:1866~1872年)爵士在1869年6月21日给殖民地部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的函件中,就曾指出当时华人对于国家医院的偏见,并同时强调设立华人医院(Chinese hospital)的必要性。他说:


将以应付华人之特别需求及适应其偏僻之成见,而此乃国家医院所不能应付者也,观去年之报告入国家医院者,欧西人与印度人为数九百三十四,而华人以十万之众为数仅二百二十三,可见一斑。……推此则爵士可权度此城中之浩大苦况及沉疾亟宜补救,其补救之法则不能完全为之计划,亦须略为维持仆意,此等弊端其补救之法惟有照仆现时进行中之计划,引其入胜使华人建立一适宜医院及庇护地,由欧西人监督而归华人管理及指挥之,于是土人之就之者必无裹足不前,一似其入国家医院之视为畏途者也。[14]


这段话清楚地表达了当时华人对于西方医学的偏见与恐惧情绪,不过更加令人意外的是,当时港英政府对于华人的这种偏见与特殊需求做出了妥协与让步,这跟后来港英政府不断干涉华人的医疗习惯形成强烈对比,尤其体现在对于东华医院中医服务的敌视态度与压制行动上。


正是考虑到华人对于西方医学与政府医院的偏见与抵制情绪,港英政府与华人领袖都一致认可拟筹建的医院应该具有相当明显的“华人性”特征;而这种特征可以阐释为东华医院的创院原则与宗旨,即它是一家完全不同于国家医院的“由华人管理,并免费为贫病华人提供中医药治疗服务”的华人医院。[15]而这一宗旨更在《1870年东华医院条例》(Chinese Hospital Incorporation Ordinance,No.3 of1870)中得以正式确立。条例规定,东华医院创建的目的是满足贫病华人的医疗需求;医院完全以中医中药治疗,费用全免。而且,医院通过公众募捐来维持,并由董事局全权负责院务。不过,为保证政府对于医院的有效监督,条例也规定政府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关闭医院,而且香港医官(Colonial Surgeon)和总登记官(Registrar General)可在适当时候巡视医院。[16]该规定其实也预示了将来政府可能会对东华医院进行进一步干涉和控制的可能性,而事实上也是如此。


可是,在日常运作中,东华医院中医中药治疗的创院原则却经常遭受政府医官的指责和批评,他们怀疑中医中药的治疗功效并且坚持认为东华医院是与时代不合的(anachronism)。当然,他们的批评除了基于中医中药的固有偏见之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华医院的高死亡率,这让他们相当怀疑东华医院的医疗水平。在他们看来,东华医院跟义祠没有太大的区别,仍然是那些垂死患者的“死亡之屋”(dying house)。[17]根据统计,1872年东华医院的入院数是922人次,而死亡人数达287人,死亡率超过30%。[18]而且,在19世纪末之前,死亡率一直处于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达40%~50%。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如此高的死亡率主要是因为大部分来院求诊的病人已经处于垂死状态,或者有些病人就是来医院等死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说法是,因为当时东华医院提供免费施棺和殓葬服务,所以很多穷人愿意来医院等死。而第二种说法来自政府医官的解释,他们认为之所以会有这么多垂死病人,是因为华人不愿入院治疗,除非他们再没有其他办法,因此很多病人送院的时候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第三种说法,当时华人非常忌讳病人死在家里,因为这会给家人带来晦气,所以他们会在病人垂死时将他们送到东华医院(以前大部分

....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