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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百豪村卷: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治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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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百豪村卷: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治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侯慧丽,黄婉婷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12-01

书籍编号:30593787

ISBN:978752013771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12696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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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百豪村卷:深度贫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治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文前辅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特大项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丛书”编委会


主 编:李培林


副主编:马援 魏后凯 陈光金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子豪 王延中 李平 张平 张翼


    张车伟 荆林波 谢寿光 潘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特大项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项目协调办公室


主 任:王子豪


成 员:檀学文 刁鹏飞 闫珺 田甜 曲海燕

总序


调查研究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一贯秉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并具有开展国情调研的深厚传统。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全国社会科学界一起开展了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并被列为“七五”和“八五”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出版了《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1998年,国情调研视野从中观走向微观,由国家社科基金批准百村经济社会调查“九五”重点项目,出版了《中国国情丛书——百村经济社会调查》。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面启动国情调研工作,先后组织实施了1000余项国情调研项目,与地方合作设立院级国情调研基地12个、所级国情调研基地59个。国情调研很好地践行了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学风,为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思想库和智囊团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指引下,中央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脱贫攻坚目标。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如此宏大的脱贫目标世所罕见。到2020年实现全面精准脱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是重大的社会目标和政治任务,中国的贫困地区在此期间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变化的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或云淡风轻。记录这个伟大的过程,总结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的经验,为完成这个攻坚战献计献策,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的责任担当。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根据中央做出的“打赢脱贫攻坚战”战略部署,决定设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国情调研特大项目,集中优势人力、物力,以精准扶贫为主题,集中两年时间,开展贫困村百村调研。“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工程,有统一的样本村选择标准和广泛的地域分布,有明确的调研目标和统一的调研进度安排。调研的104个样本村,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比例分别为57%、27%和16%,对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片区、深度贫困地区都有专门的考虑,有望对全国贫困村有基本的代表性,对当前中国农村贫困状况和减贫、发展状况有一个横断面式的全景展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引导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脱贫攻坚行动顺利推进,每年实现贫困人口脱贫1000多万人,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7年的3046万人,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贫困村面貌的巨大改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了一百支调研团队,动员了不少于500名科研人员的调研队伍,付出了不少于3000个工作日,用脚步、笔尖和镜头记录了百余个贫困村在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


根据规划,每个贫困村子课题组不仅要为总课题组提供数据,还要撰写和出版村庄调研报告,这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丛书”。为了达到了解国情的基本目的,总课题组拟定了调研提纲和问卷,要求各村调研都要执行基本的“规定动作”和因村而异的“自选动作”,了解和写出每个村的特色,写出脱贫路上的风采以及荆棘!对每部报告我们都组织了专家评审,由作者根据修改意见进行修改,直到达到出版要求。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脱贫攻坚大业写下浓重的一笔。


中共十九大的胜利召开,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央做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判断。从现在起到2020年,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也是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会期。在此期间,国家强调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到深度贫困的四川凉山地区考察,就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提出八条要求,并通过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加以推进。与此同时,为应对我国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尤其突出的问题,国家适时启动了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做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有机衔接。通过调研,我们也发现,很多地方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将脱贫攻坚与美丽乡村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结合在一起开展。可以预见,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将不再只局限于贫困户脱贫,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从贫困村发展看到乡村振兴的曙光和未来。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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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2018年10月

前言


党的十八大重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现阶段是实现“建党一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十九大的召开再一次明确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有利于增加贫困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提升贫困地区的生活水平,促进落后地区产业的长足可持续发展,从而实现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建设目标。


本书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百村调研”在广西东兰县百豪村调研的研究成果之一。百豪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兰县,地处云贵高原,既是省定贫困村也是国家级贫困村,处于脱贫攻坚战最前沿,是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重点地区。百豪村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落后,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齐全,是典型深度贫困落后地区。此次调研选取百豪村作为调研地点,可以以小见大,深入了解当地精准扶贫的实施效果与发展障碍。调研小组以入户访谈和焦点组访谈为主,同时完成1份村问卷和63份入户问卷,通过实地走访建档立卡户和非建档立卡户获得第一手调研资料,了解当地的脱贫动态和帮扶政策中存在的缺陷,重点记录百豪村的精准扶贫政策开展情况。


本书第一章介绍中国扶贫的历史发展、研究背景及意义。第二章以调研事实为基础介绍百豪村基本信息及扶贫工作成果。第三章从多维贫困的视角出发评测百豪村扶贫效果。过去扶贫多采用“缺哪补哪”的“填鸭”式举措,自2015年精准扶贫进村后,家家户户领了鸡苗鸭苗作为生产启动物资,配合信用社的无息贷款,村里的养殖业渐渐兴起。产业扶贫措施逐渐成为主流。第四章主要分析百豪村产业扶贫遇到问题的潜在原因。第五章以公共服务为切入点分析百豪村的贫困。第六章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度分析百豪村贫困家庭福利依赖的问题。第七章则跳出传统研究范围,研究百豪村基层治理与精准扶贫的关系,特别是驻村第一书记对当地的影响。第八章概括重点内容,总结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和观点,提出在精准帮扶个体家庭的趋势下,扶贫政策要根据地区及发展水平来分阶段实行,针对深度贫困地区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

第一章 绪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一直是中国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扶贫从计划经济时期救济式扶贫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式扶贫,中国的扶贫政策、扶贫目标、扶贫对象和扶贫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整完善。计划经济时期的救济式扶贫对于当时范围广、程度深的贫困,减贫收效甚微。在过去的近四十年中,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中国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人减少到2015年的5575万人,减少了7.1亿多人。[1]中国贫困人口的急速减少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2000年以后,中国农村的贫困性质从区域性、整体性贫困向个体性贫困转变,[2]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提出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综合发展的扶贫方针,此后的以“六个精准、五个一批”为主要内容的精准扶贫的开展为扶贫效率的提高提供了技术上、政策上的支持。虽然中国的扶贫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不可避免的问题和缺陷,即使在精准扶贫实施以来,各种问题也时时显露,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要及时掌握贫困发生的特点和出现的问题。在精准扶贫实施以来,扶贫政策和扶贫效果的调查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不断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政策得以不断调整,最终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扶贫体系,也将为世界减贫提供丰富的经验。


第一节 中国的扶贫道路


一 1978~1990年,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帮扶式扶贫


1978年之前,中国处于普遍贫困状态,尤其是农村地区尚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解决温饱问题成为扶贫目标。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模式,中国采取的是城市偏向和重工业偏向政策,工作重心一直放在发展城市和重工业上。随着改革开放工作的开展,政府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中国的扶贫工作也迎来了第一个春天。这期间的扶贫模式主要是:通过农村经济改革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来脱离贫困。家庭联产承包制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也大大提高,农村经济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1980年,中央财政设立了“支援不发达地区”的专项帮扶基金;1982年开始计划帮扶“三西地区”;1985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下降到1.25亿人,贫困发生率减少为14.8%,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减贫速度最快、减贫效果最显著的时期。[3]1986年开始,国务院成立了针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领导小组,自此中国正式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农村扶贫活动。这一阶段扶贫工作主要由政府主导,贫困户的认定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大多由当地干部主观判断。


二 1991~2000年,以促进区域发展为目标的开发式扶贫


在这个阶段中,中国的扶贫模式逐渐向开发式扶贫转变。经济改革的成果帮助贫困地区居民逐渐脱离困境。但是经济增长促进收入快速增加的同时造成的区域之间贫富差距的拉大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问题。为了使落后地区也能尽快富裕起来,政府成立了专门扶贫工作机构,把县作为扶贫攻坚的扶贫单元。贫困县一般还下辖许多贫困村,这种贫困地区一般都整体落后于周边地区,适合成片开发当地潜力,帮助他们脱贫。


这种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对当时的扶贫工作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使中国贫困人口规模持续以较快速度缩小,取得了瞩目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困扰农民的温饱问题依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为此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八七计划”以县为单位,扶贫方法更加科学,扶贫目标更加精准,充分调动社会各界资源帮助“八七计划”顺利进行。“这一阶段农村贫困人口降到3000万人左右,其中绝大部分为特殊贫困群体。”[4]自此,中国基本上解决了广大农村地区的温饱问题。


三 2000~2010年,新时期以“整村推进”为代表的综合开发阶段


进入21世纪,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中国的扶贫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贫困人口的规模不断缩小,贫困地区不断分散,扶贫工作的重心也由县一级向村一级转移,扶贫工作进一步细化。仅2001年,中国就确立了14.8万个重点贫困村,覆盖了全国80%左右的贫困人口。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明确要求以下几点:制定开发式扶贫政策,扶持贫困地区全面发展,进一步改善当地居民生活质量,提出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引导群众不消极不悲观,帮助群众树立对抗贫穷的信心;团结和培育社会扶贫力量,灵活处理扶贫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扶贫办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成果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经济发展的状况,制定了以贫困村为扶贫单位、整村推进的扶贫计划,在全国范围开展“整村推进扶贫工作”。在对各项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学者认为此阶段虽然减贫速度有所下降,[5]但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规模依然在不断缩小,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有了质的飞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方针引导下,政府开始重视中国的相对贫困问题,这是扶贫理念上的一次重大进步。


四 2010年至今,以全面消除贫困为目标的创新精准扶贫模式的扶贫攻坚新阶段


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使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改善。但国内外对中国取得的扶贫成果的质疑渐渐浮现。尽管中国的扶贫工作进展飞速,但这是一种低水平的脱贫,并没有达到国际上每人每天一美元的标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面临的反贫困环境更为复杂,反贫困任务也更加繁重。一方面,随着脱贫标准的提高,中国仍存在规模庞大的农村贫困群体;另一方面,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持续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空心化,农村的贫富差距问题凸显。


为了加快实现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缩小发展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国务院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作为新时期扶贫工作总纲领。进一步提高了贫困线,更多的贫困人口被纳入救助范围,扶贫手段则采用了创新的精准扶贫模式。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困扰中国多年,史志乐认为,新的阶段一方面要超越并结合县、村、户三个层次形成的区域层次来把握整体性扶贫需求,缩小各地发展差距;另一方面也要从具体贫困户的困境入手开展扶贫工作,打赢这场旷日持久的扶贫攻坚战。[6]由此可见,要真正实现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做到把区域精准和个体精准结合起来,坚持贯彻精准扶贫的具体要求。


第二节 “信息时代”的精准扶贫


一 精准扶贫提出的时代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于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7]紧接着,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出台《关于印发〈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和《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对于精准扶贫工作的宏观设计、整体布局做了细致入微的规划,指导精准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精准扶贫思想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全面脱贫摘帽的目标实现具有决定性作用。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国民收入正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巨大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全新的特征,要求保证质量,一步一个脚印地踏步向前,经济新常态也对中国的扶贫工作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一直以来,中国的扶贫工作都有着低针对性、低持续性、高返贫率等缺点。显然这种“不拘小节”的粗放式扶贫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的扶贫需求,无法解决贫困户的真正需求。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扶贫工作也将呈现新常态的特征。[8]


经济新常态提倡由规模型的粗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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