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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人力资本发展与政策体系建构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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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人力资本发展与政策体系建构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银平均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1-01

书籍编号:30593848

ISBN:978752015604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78781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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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辅文


本书由江西财经大学社会学文库资助出版


本书由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题成果转化而成。该结题成果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鉴定为“良好”等级(结项证书号为20191222)

序 为了国家和个人未来的持续发展


此书所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是处在我国当前国家发展与个人发展的交汇点上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在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以后,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经济运行遇到与过去不一样的困难,很难再靠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来保持过去那么高的经济增长率。要摆脱当前的困境,唯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选择技术密集型主导的发展路径。这个道理谁都知道,但是放眼世界各国,没有几个能够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快速超越这一阶段,进入富裕国家行列,其他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阶段之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复杂的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是国家要有雄厚的人力资本和很强的创新能力。而农民工作为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主体,其人力资本情况对我国能否快速超越当前的“新常态”,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快速进入富裕国家行列,实现我国“两步走”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农民工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过去所做的贡献主要是基于其低成本优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工过去所具有的这种优势正在逐渐弱化甚至消失,未来中国发展所需要的是更高质量的劳动力。在较短的时间里帮助农民工实现从“低成本”向“高质量”的华丽转身,是我国未来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从农民工个人的角度来看,职业培训也是他们实现个人发展的重要条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的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他们在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便捷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获得了就业机会。但是,他们在收入水平、就业质量和保险福利等方面长期处于偏低的水平,在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方面也遇到很多的不利条件。农民工的这些不利境遇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不公平问题的重要表现之一,遭到了社会诟病。出现农民工问题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户籍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导致农民工权利不平等和遭遇社会歧视,二是农民工自身职业技能的相对低下导致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在过去十多年里,在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努力下,农民工权利不平等和遭遇社会歧视的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而职业技能相对低下仍是他们目前经济与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重要原因。换言之,在目前和未来的社会中,农民工必须大力提升自身的文化技术素质和职业能力,才能更好地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和经济社会地位。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还有较长的职业生涯,教育培训对他们未来发展的意义更加重大。


为此,过去十多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相当重视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将其写入了多个重要的文件中,制定了相应的行动方案,并投入了资金。然而,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是一套相当复杂的行动体系,涉及培训的主体与对象、培训的内容与方式、培训的付费和实际收效等众多方面。要让各方主体积极参与和有效配合,既需要正规教育部门发挥重要作用,也需要各类职业培训机构积极参与;要针对不同的对象设计不同的培训内容和采取不同的培训方法;要通过各种方式投入足够的资金和其他资源;还要特别关注培训的实际收效,让参与培训的农民工的职业能力有真正的提升,并且能够将职业能力转变为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的实际提升。因此,做好农民工培训不能仅靠政府一般性的要求和资源投入,还需要优化相应的法规和出台相关的政策,科学地设计培训内容及方案,采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同时需要有合理的激励机制。要将众多的要素集成在一套行动体系中绝非易事,一方面需要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需要相关领域专家的精心研究。在专家研究方面,既需要系统地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也需要科学地分析当前的复杂情况;既需要立足本国和本地区的实际,也需要广泛借鉴国内外成功的经验。


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大量研究,值得有才华的研究者投入大量精力的研究领域。我很高兴看到银平均博士在此领域中拿出了这样一项内容丰富的研究成果。相隔多年,我再次看到本书作者的研究成果,感觉他的研究功力确实有了新的提升。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际调查资料,向读者展示了农民工职业培训这一领域中宽广而复杂的行动内容、已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以及还存在的问题,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行动领域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从方法上看,此书立足于较大规模的实际调查,通过经验数据发现问题和分析问题,将对问题的理解与分析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从而使主要的研究发现以及政策建议都建立在较为可靠的经验事实基础上,也使其理论更加贴近实际,政策建议更加具有实际参考价值。


这项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应该等到其出版后让读者去评判。面对这样一个宏大而复杂的行动领域,我们不能指望一项研究或一本书能够穷尽所有的内容,也不能要求其做到十全十美。但我相信,通过研究者们的持续努力,我们会不断完善在这一领域行动所需要的知识,为这一领域的实践发展提供丰富的知识、充分的信息和合理的建议。我也希望多年以后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发现它在研究者们共同努力的智力行动体系中所具有的独特的闪光之处。


关信平


2019年6月4日于南开大学津南校区

摘要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工逐渐成为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到2017年,出生于1980年及之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和制造业劳动力的主体。中央出台了许多有关农民工就业、权益保护以及培训的政策和法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学界对此开展了大量的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提供了诸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对策建议。但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化境地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已有政策实践以及研究多侧重于农民工权益保护和技能培训等方面。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人力资本不足已经成为其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这种人力资本缺失状况无论是对农民工个人就业和市民化,还是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都非常不利,更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制造业强国战略实施形成掣肘。从人力资本理论、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以及社会治理理论视角,探讨如何构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体系,对于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强化他们的综合能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和产业升级与制造业强国战略的实施,都是很有必要的。


在对研究背景、相关概念和文献以及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书重点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现状、问题和成因,具体研究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意愿的因素,对相关变量做了卡方检验与双变量统计分析,并对相关变量做了因子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面临的问题包括教育问题、培训问题与教育培训问题引发的问题等三个方面。教育问题表现为:(1)受教育程度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福利权益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2)受教育机会缺失,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培训问题主要包括:(1)没有接受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高,培训严重不足;(2)培训目标定位有偏差,局限于单一的就业技能培训,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难以提高;(3)政府作为培训责任主体的责任错位和缺位,难以保障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权益;(4)教育培训费用个人负担太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培训率低;(5)培训市场不规范,效果不佳,难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要;(6)培训效果不尽如人意,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参与度和积极性;(7)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低,实际培训率低,影响人力资本的提升。教育培训问题引发的问题表现在:(1)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偏低,缺少法律保护;(2)工作稳定性差,工作更换频繁;(3)普遍受教育水平低,对工作状况不满意;(4)收入偏低,对收入状况普遍不满意;(5)新生代农民工身心健康问题突出,农民工人力资本缺失状况进一步恶化。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1)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基础教育立法,难以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福利;(2)各教育福利主体的法律责任不明晰,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福利权益无法实现;(3)教育投入不足以及城市偏好和向高等教育倾斜的投入机制,直接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低下;(4)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侵害了他们接受继续教育的权益。培训体系不健全具体表现为:一是负责农民工培训的专门国家实体机构缺失,缺乏统一的职业培训质量标准体系;二是未建立科学合理的经费投入分担机制,缺乏有效的经费保障机制;三是未健全跨部门、跨领域的合作机制,缺乏农民工培训工作的协同机制;四是未建立普通教育和职业训练的有效衔接机制,缺乏终身学习的社会氛围;五是教育培训政策和政策实践的目标定位存在偏差,缺乏全面提升农民工综合素质的意识。


我们必须认识到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体系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在于:第一,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体系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需要;第二,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体系是推进我国社会政策转型、实施发展型政策的内在要求;第三,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体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为此,我国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从六个方面建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体系:(1)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立法,从法定责任、资金保障、监督管理等方面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法律保障;(2)建立专门的国家机构或部门,强制实施国家职业培训标准和职业准入制度;(3)建立跨部门、跨机构的合作机制,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多方协作共治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体系,并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专业服务体系,发挥社会工作者等专业服务人员和团体机构的专业作用,强化图书馆系统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作用;(4)进一步完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的衔接机制,打通专业理论学习和从业资格的通道;(5)从农民工市民化和“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高度科学定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政策目标,实现从培训内容到培训手段的创新,并将各级政府、企业员工、城市居民、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以及新生代农民工都作为教育培训对象,运用新媒体技术,创新培训的形式和手段;(6)加快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提升提供法律保障。


总之,通过完善立法,重建政府、企业与各个主体的责任,健全保障机制,强化监督管理,创新培训形式和内容,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政策体系,构建由政府、企业、高校、社区、家庭和个人组成的责任共担、协同共治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福利治理体系,打造以政府和企业为主体、市场组织为补充、社区为依托、民间社会为辅助、家庭为归宿、专业团体为服务主力的多主体参与、相互补充的农民工教育培训服务网络,是提升我国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速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也是当下和未来亟须开展的重点工程之一。唯有如此,才能为我国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和技能型人才,才能实现我国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的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一章 导言


1.1 研究缘起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获得快速发展,各项事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由原来的二元社会结构演变成三元社会结构(李强,1996,2004;甘满堂,2001;接栋正,2013)。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成为三元社会结构中的一元。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我国以低成本的劳动力为基础的制造业才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比较优势。改革开放的40多年,见证了农民工作为一个阶层的兴起和壮大。农民工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创造了奇迹。他们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中功不可没。目前,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新兴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制造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主力军,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研究表明,制造业中约70%的劳动力、建筑业中约80%的劳动力、第三产业中50%以上的劳动力均为农民工(金维刚、石秀印,2016)。虽然农民工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户籍制度等的影响,农民工没有充分地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在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市民化、权益保护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农民工问题由来已久,我国党和政府一直高度关注农民工问题。中央政府开启了调整农民工政策的进程,经历了由原来的“严格控制”到“管理限制”、“积极引导”和“全面推进”(金维刚、石秀印,2016)等阶段,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学界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发挥了相应的作用。进入21世纪,农民工市民化和城市社会融入等社会问题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和探讨的热点。然而,时至今日,农民工的“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境况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尤其是对处于“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从长远来看,城镇化和市民化是他们未来的出路,更是各级政府、全社会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以往,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落实农民工的平等就业权,破除就业歧视,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促进他们就业,但是对农民工教育福利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关注略显不足。事实上,不管是实现就地城镇化或市民化,还是在输入地实现城镇化或市民化,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目前遭遇的主要困境已经从权利不平等逐渐转变为人力资本不足和教育福利缺失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低下和人力资本缺失,既影响他们自身在城市的发展和市民化进程,同时业已或即将成为阻碍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与提升综合国力的掣肘因素。本书选择“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发展和教育培训政策体系建构”作为主题加以分析和探讨,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1)农民工总量不断增加,且新生代农民工规模日益庞大,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农民工总量增长0.6%,达到28836万人,比2017年(28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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