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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图式法与形而上学奠基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仲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1-01

书籍编号:30593849

ISBN:978752015580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86958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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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辅文


兰州大学跨文化研究所资助出版

导论



本书所要谈论的主题是“康德图式法疑难以及现代批判”。这个题目包含以下几层意思:首先,图式法从源头上来说,是属于康德哲学内部的一个专门问题;其次,该问题不是一个普通的课题,而是一个本身充满着难点的问题;再次,现代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使它越出了康德哲学的界限,而具有了新的批判性含义。本书所说的现代哲学家,主要是指彼得·F.斯特劳森和马丁·海德格尔。前者被看作分析哲学阵营中的巨擘,后者是奠定了现代欧洲大陆哲学传统的重要思想家。


海德格尔对图式法的批判研究主要是在1929年出版的著作《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一书中展开的。该书从第四小节开始,积极地讨论了有关康德哲学的一些一般性问题,作为铺垫,给出了理解康德哲学的整体性框架,这可以看作该书的“破题”之始;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五小节,海德格尔正式地分析了图像、图式、图式法的意义以及“一切综合判断的至上原理”,是为该书的“破障”之论;其后,它讨论的作为境域的绽出性的时间问题,是海德格尔对康德问题更深一步的追问和探究,是为对康德问题的“逾越”之论。[1]该书的题目中所采用的“疑难”一词也是借用海德格尔的思想而来的,它不仅意味着问题本身困难重重,还强调了破解此一难题所可能蕴含的思想能量,足以使思想的源初性地基显露出来,使形而上学更加切近于它的真理之思。难之为难处,思之由思始。


斯特劳森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观念——“概念图式”——是继承康德问题而来的。[2]他对概念图式的讨论,使得关于“图式”的问题不再囿于知识论的范围,从而进入形而上学的或本体论的领域,具有了更为基本的奠基性意义。这是笔者之所以于开始关注斯特劳森哲学的契机所在。


本书的意图在于两个层面的“批判”:一是指现代哲学对康德图式法的批判,二是指现代哲学在讨论图式或图式法的学术史进程中,使该批判性的工作获得了一种基础性的奠基含义。当康德本人把他的哲学命名为“批判哲学”的时候,所看重的正是“批判”一词在奠基性上的意涵。


本书把康德放在正文的第二章,是因为他的图式法疑难是本书的论题由以开启的原点,它就好像是孕育着所有可能被展开的基本问题的母体。例如,通过对图像和图式的区分所衍生出来的对概念性质的分析在斯特劳森的哲学中更加突出;而对时间问题的引述,则被海德格尔紧紧捉住,作为为形而上学奠基的源初性途径,在思想的追问历程中被固定下来。虽然康德自己并没有有意识地顺着图式法疑难发展出更多、更深、更清晰的思想路向,但在丰满和破解它的努力中,我们看到现代哲学从康德哲学而来的源生关系,同时也看到现代哲学在不同阵营中所具有的亲缘性,在同一个问题上产生对话的可能性。


斯特劳森和海德格尔相近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都是在为形而上学奠基的意义上,对图式问题产生了兴趣的。斯特劳森的概念图式是他所谓描述性的形而上学之所以能够成立的最核心的观念,他把康德看作描述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先驱;而海德格尔明确地断言康德的“图式法”是整个《纯粹理性批判》中最为重要的章节,因为它实际上做着为形而上学本身奠基的工作。斯特劳森把他的努力方式叫作本体论的,而海德格尔也认为他所理解的图式法是属于存在论的。“本体论”和“存在论”都是对Ontology一词的翻译,这两种不同的译法都强调其理论的基础性含义,只不过是对基础的看法有不同的偏重而已。前者偏重基础之实在、实存的属性,即我们根本不可能离开它;后者偏重它与我们生存经验的现实性关联,即它不是和我们隔离的存在,而是与我们一道存在。这是本书之所以把斯特劳森和海德格尔放在同一个思想平面上的根据所在。[3]在本书的第三章中,把Ontology译为本体论,在第四章中则译为存在论,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偏向,但根本意涵仍是一个,这个意涵与建立形而上学的那个可能的基础相关。Ontology作为处理形而上学问题的一个专门领域,仍然缺乏一种严格的规定性和明确的边界,不同的哲学家从事探索的时候,往往特别强调自己所赋予它的某种独特含义。例如康德就批评在他之前的所有的Ontology都是消极的,而只有在一种分析的知性(analytic understanding)领域实现一种科学化的要求,形而上学的工作才是可能的。海德格尔也对他之前的传统Ontology表示过不满,因而特别强调一种基本存在论(fundamental ontology)的视野。用不同的译名来翻译这个词语,同时也是为了表明在规定该领域的探索中,仍然存在某种不确定性的因素。


本书把关于斯特劳森的讨论放在了第三章,是因为他为了恢复形而上学在分析哲学中的地位,直接地将概念图式与描述的形而上学对应起来,而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非常明确地把“为形而上学奠基”提到表面上来,为了显示更好的过渡性,本书把对海德格尔的讨论放在了第四章。批判性地阅读本书的细心读者会发现,斯特劳森对图式问题的处理似乎是新颖的,他提出的“概念图式”不仅与我们的日常经验息息相关,而且在理论层面也较为容易被人接受和理解,这是他的优点所在,但是在提供了两个基本殊相作为最终的经验活动的框架之后,亦即在描述的形而上学的优先性被确立起来之后,似乎关于形而上学的难题就有了某种确定的答案。而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纯粹图式作为时间,作为绽出性的境域却始终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即使在理论层面,对于“图式如何能够作为时间”这个问题也是始终保持开放的。这也是本书把对海德格尔的讨论放在斯特劳森之后的另一个原因,即:不论关于Ontology、形而上学还是图式法这个疑难的讨论,自始以来都应是开放的,任何回答都有继续去追问的可能性。


第二章至第四章都是围绕图式或图式法问题的思想性进行分析,本书尽可能细致地把每一位思想家的特色都展现出来,因为即使在处理一个相同或相近的问题时,由于思想家思想方式的不同,其问题展现的方式也存在较大的差别。例如,横亘在康德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分野,即感性与知性,或直观与概念,在斯特劳森和海德格尔的哲学中已经被消解了。当斯特劳森把语词的意义归于其用法的时候,他即是强调了概念通过一种概念化的方式把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和概念之可理解性的意义结合在了一起;海德格尔更是强调康德的Transcendence(超越)的重要意义在于对象的感性化的过程,知性只有在此一过程中表现为依赖于感性的一种有限性才是有意义的。这其实是现代哲学中普遍具有的共性之一,即不再依赖固化的某类特别概念而建构思想的体系性,而是通过对经验或现象之实在性的基本分析来辨识人类思维或生存中的共同基础。其实,即使在康德的术语中,也未尝没有斯特劳森和海德格尔的这两层意思,只不过他的用语与之不同,例如他的“综合”概念,在图式法中,就意味着诸范畴之应用的过程使知性得以感性化、被限制在可能经验的范围之内,意味着感性和知性的合一。为了更忠实地体现不同思想家的思想特色,本书尽可能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来展开叙述,而只有第五章加入了笔者的评论。


第五章提出了一个关于图式法的定位问题,以哲学史上的范畴理论为参照。范畴论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一种独特理论,它要处理的问题是:以简约化的方式归纳出人类理性的最基本的形式,为人类的活动,包括语言、思维、客观经验的生成,与世界打交道的一切行为,提供一个指示性的、可辨认的、熟识的基本框架。亚里士多德在语言的层面(至少在古希腊语的范围内)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康德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对范畴论做出了极大贡献的人,他至少在规定知性活动,即在思维这个层面,演绎了先天范畴表。然而,在康德的范畴理论中,比“范畴表”更值得关注的是诸范畴的图式。因为任何一个范畴体系都是静态的,而图式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被看作最基本的范畴体系之先存在范畴本身生成的动态过程,这个生成过程比那最基本的东西更为源初。当康德用图式规定了范畴在使用中的具体含义时,其隐含的前提是:图式比范畴更为基础,图式是生成范畴的源头。这一点已经被海德格尔看到了,他认为图式法才是整个批判哲学的策源之心,但是本书在评述中还是引入了柏拉图的通种论来比附图式之源生性的理论特性,因为通种论具有活性的特征,它恰恰又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产生之先的一种理论尝试。海德格尔的观点在康德的研究者中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至少在英语学界是如此。在本书的第一章读者可以发现这一点。本书引入柏拉图通种论的目的就在于,从根深的学术传统中挖掘可以被一般的哲学读者轻易理解的理据,来支持诸如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卓然视野,以免其因为难以理解而被淡忘或者排斥。


在范畴论和图式法的比较中,有一个特别值得去深思的问题:如果范畴论是形而上学之基础的理论形式,因为形而上学就是要讨论那存在之为存在的东西,而图式法又是范畴之生成的根源,那么形而上学的地基就需要另行置定了,形而上学本身是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就有必要真正被当作一个问题不断地重新思索。这个问题在康德、斯特劳森和海德格尔的思想中,从未间断过。康德考虑纯粹数学和物理学如何可能的目的,就在于为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寻找出路,他的解决方案是“先天综合判断”。斯特劳森的概念图式提出了描述性的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另外一种理论形态。海德格尔的情况较为复杂,他没有实际性地提出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基础究竟建立在何处,他对时间问题的考量终其一生都是未完成的,但是他肯定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体现了思考这一问题的艰难维度,如同本书第五章第一节末尾那里谈到的,海德格尔追问滋养着形而上学之根柢的土壤究竟是什么。在斯特劳森所处的分析哲学的阵营中,曾经一度出现拒斥形而上学的倾向,通过概念图式的观念使对形而上学的讨论得以重新获得意义,这是因为概念图式使人们看到了,即使在理论研究中不遗余力地拒斥形而上学的话题,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仍然支配着人类的行为和活动,至少在语言的使用中,我们只有把指称的语词不断地递归到说话者和听话者都能够同时理解的时空框架中去,在同一的时空框架中确认对象,才有交流和认知的可能性。形而上学并不是什么被抽空的形式化学说,而是和人类理性、现实生活潜在地息息相关的存在境域。


本书将在第五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评论斯特劳森的理论,以及海德格尔把图式法中带出的时间问题看作存在论境域之滥觞的观点。在第四节中,笔者将讨论康德、斯特劳森和海德格尔都特别重视的关于康德的“一切综合判断的至上原理”的议题,希望读者在把握斯特劳森和海德格尔思想之共性的同时,也看到他们各自的视野所存在的差异。以上就是对本书写作动机以及整体结构的说明。在以下的文字中,会逐一介绍对康德图式法疑难的理解,以及斯特劳森和海德格尔解决此一问题的进展,第五章中出现的某些重要的评论,会分别夹叙在对他们三人的思想介绍之中。



之所以要把图式法和范畴论加以比对,是因为在康德的体系中,图式是为了解决范畴如何应用于可能经验这个问题而提出的,也就是说,按照理论产生的顺序,范畴论在图式法之先,图式法是为处理范畴论的一个专门问题而被设计的。这就使人产生了一种印象,即图式法是范畴论的附属性理论,或者由范畴论衍生出来的一种补充性的理论。在第二章引述的瓦诺克的观点就包含这样的倾向。但是,依照图式法的内容来看,它处理的问题比范畴论具有更本源的特征。康德阐释了范畴如何通过图式化而使得感性与知性二者之间具有综合过程,至少有一处,他在“图式法”这一节提到了图式就是一种综合。在笔者看来,综合问题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最为核心,也最重要。如果图式法明确地提示了范畴之综合地生成是如何可能的,那么它是否仍然应该被放在范畴论之下,作为一种纯粹的知识论的理论?还是它已经逾越了这个范围,产生了更源本的作用?本书将之称为在本体论层面所产生的作用。


或许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提出这个问题更容易被读者理解,这个角度是康德哲学体系内部的难解问题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紧贴着康德哲学的界限,而从更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去理解和阐释它,亦未为不可。这个角度就是一般的形式逻辑和康德提出的先验逻辑的关系问题。康德认为范畴表是根据可靠的形式逻辑的框架推导出来的,然而范畴理论却属于先验逻辑,因为它讨论的是,具体的认知对象和经验是怎样通过思维的构造活动而成为可能的。那么,一般的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究竟哪一个更根本呢?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把康德的先验逻辑称为“事质逻辑”(material logic),这个词是由海德格尔的学长拉斯克最先使用的。拉斯克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但很年轻时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了。他对该问题提出的核心主张是,先验逻辑或事质逻辑并非基于形式逻辑,我们必须明确地拒斥康德从形式逻辑的判断形式中推导出范畴的形而上学演绎。[4]海德格尔在他的思想中一直保有着这个基本看法,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他认为康德早已对形式逻辑的统治地位之崩溃有所预见了,但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中他却又把这一统治地位归还给了知性,乃至于在德国观念论以后的传承中,黑格尔将形而上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极端化为“逻辑学”。[5]只有认为先验逻辑是比形式逻辑更为根本和重要的,图式法才能获得它的意义,否则图式就完全没有必要存在,因为逻辑的形式系统中,根本不需要图式这种东西。图式带有感性化的内容,而形式逻辑一般被理解为是独立于直观对象之外的。当代学者迈克尔·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认为,纯粹逻辑的领域只是一种人工的中介,缺少解释力;图式法在康德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如果抛弃它,就会使康德其余的理论框架完全无法理解。[6]换句话说,只有肯定了图式法的作用及其基本地位,康德的先验论逻辑才是可以理解的。


这里把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加以对比的目的在于使它们二者能够对应于知识论和本体论的分野。一切知识论都是以本体论为基础才是可能的,离开了本体论这个地基,知识论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代的哲学研究似乎已经厌倦了本体论的题目,对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置若罔闻。与此相反,知识论却有了更多的发展途径,例如结合生物学或脑科学的成果,把人类认知的思维方式说明得更具科学性。本体论、形而上学乃至范畴论都是被科学排斥在外的,通过图式法的研究,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真正在起作用的东西还在那里,不问不管的态度并不能消解它,反而进一步验证了它的可贵以及研究价值。


康德的图式法疑难本身具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向度,知识论的抑或本体论的,这是因为康德在“图式法”这一章起初提问时,就混淆了关于“归摄”和“应用”这两个问题之间存有的不同维度。第二章第一节试图通过梳理康德文本把图式法所要处理的问题集中于后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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