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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道德与存在:心学传统的存在论阐释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盛珂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1-01

书籍编号:30593862

ISBN:978752015322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93194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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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中庸》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易经》


La vrai philosophie est de rapprendre à voir le monde


——Maurice 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p.xvi.

导论


本书试图接续当代新儒家的历史使命,继承当代新儒家的理论立场,遵循当代新儒家的研究方法,同时希望能够立足于西方20世纪哲学的发展,对于儒家的形而上学,特别是新儒家所接续的自阳明开端的心学传统做出新的阐释。


本书希望做出的新的阐释的实质,是试图建立一种视角的转换,建立一种新的态度。这里所谓新的态度,与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哲学的观念》第1卷(俗称《观念Ⅰ》)中提到的对于新的态度的渴望是一致的。


的确,使人们感到如此难以获得现象学的本质,理解现象学问题的特殊意义及其与一切其他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关系,首先就由于需要一种新的、相对于经验中的自然态度和思想中的自然态度来说是完全改变了的态度方式。此外,自由地运用这种态度而不致重返旧的态度,学会察看、辨析和描述视野之内的东西,要求人们进行专门的艰苦研究。[1]


如同胡塞尔所期待的一样,如果我们希望能够真的理解儒学的本质,儒学问题的特殊意义,就需要一种新的态度,一种与我们现在日常经验中所具有态度完全不同的、崭新的态度。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本书的写作就是为了建立这一态度,以至于如果这一态度真的出现了,本书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因为,一旦这种态度出现,儒家思想中描述的那些令今日的我们感到有些难以理解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说,我想建立的态度就是超越或者摒弃我们在近代西方思想进入中国以来,建立起来的主体与客体分离对待的态度。这是根本的问题所在。在这种态度之下,我们与世界接触的方式首先变成了一种认知的方式,世界不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而成了与我们相对待的对象,认知变成了首出的态度,而非其他。而这种态度,与儒家传统看待世界的态度截然不同。


当然,问题不仅在于我们需要建立超越主体与客体分离的态度,这在大量的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已经被研究者意识到了;而且在于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超越主体与客体分离的态度,相对于两者对立的态度来说是更为基础、更为首出、更为本源的,是我们与周围世界打交道的最原本的方式,而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恰恰是在这一方式基础之上经由分离产生出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本书会如此借重海德格尔的原因。正是在海德格尔那里,我们才意识到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首先并非认知性的,而是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我们原本就“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这才是理解儒家思想最为有意义的地方,其中心学传统则将儒家思想的这一特质推到极致。


在我看来,几乎所有对儒家思想的误解、批评,大概都可以归结为中国人自近代以来建立的这种主体和客体分离对待的态度。这一问题的出现,也许不得不归咎于我们轻易地接受了西方哲学的进入,接受了西方近代的形而上学。中国的思想本来不应该是海德格尔所批评的那种学问,但是,我们通过对西方的学习,把自己变成了那样的学问,在根本上背离了儒家思想的传统,或者更进一步,背离了中国思想的传统。这可能才是最值得反省之处。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借用西方的途径,重新观察和回到我们原本的立场。这一段历程也许有些无奈,但是,今天看来,这也许是中国思想在“辨而示之”的要求之下必经的一段历程。所谓回归中国传统,大概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即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在这种作为思想发生之最基本态度的层面,才是真的回到了“中国的传统”。


本书希望在这种转换之下,在这种新的态度之下,对心学传统和当代新儒家形而上学的种种深刻的误解和粗疏的批评都能得到相应的、合理的解读。


除此之外,本书还有一个更为大胆的设想。因为儒家的哲学如此独特,与西方思想在根本的存在论意义上如此不同,所以经历了新的阐释的儒家思想,完全有可能对西方的思想做出某种程度上有意义的补充。当然,设想中的这种补充是否足够有意义,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是否足够深刻,阐释是否足够有效。


另一个问题是本书试图成为一本“哲学书”,采取哲学的进入方式,以问题的展开作为本书最基本的逻辑。因此,除了哲学思想自身的逻辑发展,或者哲学家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之外,本书不想引入历史的视角。这里所谓不引入历史的视角是指,本书的逻辑结构、主题安排,尽可能地依照思想的逻辑展开,而抛开思想史中那些细节的纠葛。基于这种考虑,本书以牟宗三的哲学作为讨论的核心部分,我在接下来的说明中,会尽可能说明这么做的理由。


一 当代新儒家的历史使命


当代新儒学(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思想潮流之一,有狭义、广义之分。广义的当代新儒学指的是20世纪以来,举凡认同中国传统文化、认同儒家思想、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学人及其思想。狭义的当代新儒学则专指由黄冈熊十力先生(1885~1968)肇其端,由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徐复观(1903~1982)三位先生续其余绪,于鼎革之后,在海外孤岛之上,加以坚持、延续、发展,且经由一部部坚实的著作建立起来的哲学学派。至今则有所谓第三代当代新儒家,基本上由唐、牟、徐三位先生的学生构成,他们传播弘扬传统儒家思想,居功至伟。本书的目的是从哲学的角度讨论儒家思想的进展,因此,不取思想史的做法,不花费太多笔墨讨论当代新儒家在近现代思想史中的诸多纠葛与牵连,而是直接以哲学思想的发展、哲学问题的逻辑进展为核心。因此本书采取的是当代新儒家的狭义的定义,且以牟宗三先生为核心。因为在我看来,在精神渊源与研究方法上,在哲学问题的继承和进一步开展上,真的直承熊十力思想的是牟宗三。牟宗三在整体上继承了熊十力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特别是能够慧通儒家心学传统之命脉,在方法上也继承了熊十力开创的对于儒家思想的阐释方法,又因其学养之新与进展,将这一方法发挥到极致,建构起自己对于儒家思想诠释的哲学体系。在第二代新儒家中间,如果单从儒家形而上学的建构角度来说,舍牟宗三其谁哉?也许本书以下的讨论能够为此论断提供合理的依据。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熊十力先生和唐、牟、徐三位先生所处的时代,就可以理解他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就可以理解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使命。


简单说来,他们所面对的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次大危机,一次意识危机。按照张灏教授的说法,这一危机在19世纪末期已经开启了。


当中国进入19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历程时,一种新的思想情绪开始产生。同治中兴使中国的再生希望迅速幻灭,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燃起的短暂的乐观主义迅速让位于日益增长的自我怀疑和自我重估。因而人们开始对传统统治秩序产生怀疑。当然,对传统统治秩序诸多方面产生怀疑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但不同的是,新怀疑主义已经从统治秩序的表层逐步渗入其内核。这种怀疑主义不仅怀疑统治秩序的功能有效性,而且怀疑其道德合理性。这种自我怀疑和自我重估最初表现为孤立的例子,但是到了19世纪末,在中国知识精英中已经普遍可见了。[2]


对于中国独特的传统来说,这种怀疑不仅是对传统王权统治秩序的怀疑,而且是对传统意义世界的怀疑:


像其他高等传统一样,中国传统构成了生活于其间的人们的意义世界。东方象征主义的作用就是保持这个意义世界中的内聚力和秩序。这种作用体现为让中国人得以形成某种思想框架和观念,而用这种思想框架和观念可以把自我、社会和宇宙视为一个富有意义的整体秩序。尤其是中国人依靠这些符号来锻造作为一种宇宙认知图式的世界观。用这样一种认知图式,他们不仅能按时空来构思世界并找到身在其间的位置,而且使人生具有一种来龙去脉的意识。而且,这些符号充当了人类社会世界的意义基础。因为正是在这些符号的结构内,社会关系被定型化了,社会价值和规范赋予了更为任意和人为的意义。用这些各种方法,东方符号为中国人在思想上建立起“普遍存在秩序”。[3]


这里所谓构建传统中国人意义世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中国就是儒家思想。作为这一意义世界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就是儒家自先秦经由宋明儒者建构起来的“天道性命通而为一”的形而上学结构。这一理解世界的方式,在近代以来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如果我们回顾整个中国思想史,就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面对的是又一次价值体系的崩溃。这种崩溃其实与孔子面对的礼坏乐崩,与宋明儒者面对的佛学思想的传入如出一辙。原本的思想世界的版图被打破,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而这种建立,究其实是一种不断诉诸理性的重新解释和建构的过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经由重新解释来进行的建构。


孔子建立仁的系统,其实是在不言自明的思想版图被破坏之后,为这一思想得以重新建立给出了一个新的理由。他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周礼的失效,而彼时的周礼,就是原本建构那时人们的生活世界、给予生命意义的思想资源。当这个思想资源有意义的时候,被意义所充盈的时候,它可以时时刻刻发挥强大的力量,产生强大的约束作用。在这种充盈中生活的人们,也许身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之中,也许生活颇为困苦,然而生活世界的困顿和意义世界的危机很多时候并不是一致的。在生活的困顿艰难之中,意义世界会给人的心灵以安顿。人们知道如何“措其手足”。这种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和平静,就是来自周礼所建构的那个世界。


然而,春秋时期,随着周室东迁,王权没落,诸侯僭越,周礼的世界被打破,依靠认同而非强力才有其力量的周礼与其原本的意义逐渐分离,周礼变成了无意义的形式。这个时候,意义世界的危机与消失,就是孔子所面临的问题。孔子提出仁的概念来充实周礼,用新的仁的概念,用建立在人的本真情感上的意义内容来充实原本依赖周王室的权威建立的周礼。在我们今天看来,其本质就是以一个更加理性化的、更加能够说服人的概念给原本的文化传统重新注入力量。传统的周礼,正是因为孔子对于其意义来源的新的解释,才重新获得活力,从而能够在接下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继续成为活的传统。而孔子做出的新的解释,也就成为思想实质性的新发展。


经过魏晋时期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融合,以及佛学思想的传入,特别是经过有唐一代佛学的兴盛,至唐末宋初,整个士大夫思想世界的状况,正像钱穆所说的那样,不入于释即入于道。儒家失去了对希望探究人生意义的士大夫思想世界的影响。儒家需要在形而上学的领域中,用中国传统的语言表述,即儒家需要在人的心性与天道的领域中有所言说,与佛老争一席之地。那时的危机与孔子面临的危机实质上如出一辙。因此,宋明以来一代代大儒起而拯之,力图重新建构儒家的形而上学体系。这当然是儒家面对佛老的冲击,特别是面对佛老对“六和之外”超越维度的言说而采取的应对之策。但是,换一个角度,这种对儒家形而上学的建构,同时也是在天下大势汹汹而来的情形之下,对儒家思想做出的又一次基于理性的重新解释。


由此可以看出,每一次的解释其实都是一个基于理性的重新解释的行为,都是对原本的传统给出新的基于理性的解释。所谓基于理性,其实就是讲道理的过程。无论是孔子还是宋明诸儒,其实都对原有思想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这个解释是对不相信这个传统的人讲出的道理。只不过,随着文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解释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解释需要给出的理由变得越来越繁复。因此,先秦时期孔子用来阐释礼教传统的仁的理论,历经千年之后,就变成了宋明儒者建构的一整套儒家形而上学体系。


因此,所谓宋明儒学背离了先秦儒学,违背了“六合之外,夫子存而不论”的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太适合。因为面对思想的发展,在面对新的形而上学冲击的时候,儒家需要建构自身的形而上学来应对。非如此不足以重新唤醒儒学,重新赋予儒学以生机。


当代新儒家的诸位先生,不但经历1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思想意识的巨大危机,而且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们面对的冲击是多重的:首先是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其次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衰弱;最后是汹汹而至的现代化浪潮。现代化是伴随种种具体的历史情境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之中的。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以上问题的时候,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其中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采取了保守主义的立场。所谓保守主义即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被彻底抛弃,无论是救亡图存还是应对现代化的处境,都需要从原有的民族文化之中汲取力量,才能够真正地将国家拯救出来。从自身民族文化中发展出来的现代化力量才是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生根的力量。


依照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的说法,面对现代化危机,全世界几乎都兴起了一股宣扬自身传统文化以对抗现代化的思潮。[4]然而,我们回顾当代新儒家思想的时候发现,他们不是简单地在情感上认同或者鼓吹中国传统文化,而是经过几十年辛勤艰苦地工作,以他们独特的方法,上接宋明儒学之真谛,并且吸纳西方哲学,建构起一整套新的儒家形而上学体系。他们在儒家传统思想不言自明的意义世界已经崩溃的前提下,让儒家思想能够重新面对人类理性的检验,能够采用新时代的说理的方式,让日渐现代化、日渐远离中国传统的中国人接受儒家思想,甚至让世界接受它。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新儒学才是真的能够延续宋明儒学对儒家思想的贡献,延续其历史使命的一股思潮。


具体地看,1930年,熊十力先生开始在北大讲授“唯识论”,1932年,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标志着我们前面提到的狭义的当代新儒学的开端。《新唯识论》名曰“唯识论”,其核心思想则是“归宗大易”,即对阳明以来心学传统的延续。[5]其整体的结构体系是所谓“摄所归能”,也就是将外在世界的存在建立在人的“本心”的存在基础之上,以人之“心体”为世界存在的本源。而这一心体恒常健动不息,就是心学传统的核心。然而,这一形而上学的结论在近代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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