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社会科学 > 社会学 > 从浮萍到扎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从浮萍到扎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从浮萍到扎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从浮萍到扎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江立华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1-01

书籍编号:30593871

ISBN:978752015569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33054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从浮萍到扎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从浮萍到扎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第一章 绪论


一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一)研究背景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转换,必然伴随着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加速了城乡关系的变动,数以万计的农业转移人口在不断放松束缚的制度变革中开始跨越城乡的边界,带动人口的空间再分布和身份的再定位,这无疑是我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我国“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截至2017年底,中国过半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9.5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达到43.37%(国家统计局,2017),也就是说存在16.21%的农业转移人口,未能真正实现市民化。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居住、社会保障等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城市承载的市民化压力问题突出。


农业转移人口,就其主体而言是指不与农村土地发生直接的生产关系、从事非农产业但又仍然具有农民身份的群体。相比于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传统农民,该群体更多地与现代化和市场化发生关联。由于我国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他们的诸多合理权利和诉求往往难以得到保障和实现。尽管这个群体内部发生了分化,在职业类别、个人禀赋和理想追求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但他们共同面临着生活方式的转变,在平等的就业权、公平的教育权与市场准入权、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和社会参与权等方面有着更为强烈的诉求。因此,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由此需要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农业转移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如何处理不同群体权益缺失和诉求的多样性与统一性问题,这需要顾及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内部分化较大的现实情况;如何处理国家政策制度与农业转移人口的能动性和积极性的问题,即如何处理“赋权”与“自我增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投入机制及组织领导体制问题,以及中央、地方及基层政府在体制上、政策上、职能上及行政方式上需要做出哪些转变;如何规划农业转移人口在生存权、发展权、保障权等诸多方面的制度和政策支持问题;如何发挥国家角色、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的作用;等等。


党中央提出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规模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便是无法被忽视的重要社会群体。这个问题的解决看似简单,实际上牵涉到制度的包容与公平、人群的接纳与交融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过去数年,国家和地方政府都为农业转移人口的服务管理做出了一系列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因此,如何保障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各种正当权益,满足该群体的合理诉求,为其提供均等化的服务,亟待我们从理论与实践上做出回答。可以说,农业转移人口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缺失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保障他们的正当权益、服务和管理好这个群体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关系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因此,从宏观和微观层面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有助于学界找到现代化理论的本土经验。


(二)研究回顾


1.国外对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研究


“市民化”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国外学术研究中缺少直接对应的研究成果。西方理论话语体系中研究的主要是移民,该领域的研究始于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对身处欧美的波兰移民的研究,他们重点关注移民化身份的转换引发的适应问题。最近二三十年,国外学术界对移民问题越来越关注,针对越来越复杂的移民现象,国际移民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理论突破,展现了多学科相互借鉴、共同探讨的丰富性与多元性。


西方学术界从发展人口学、地理社会空间学、发展社会学等不同专业角度对国际人口迁移的各种流向及类型、国际人口迁移的动因和机制以及延续衍生等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和模式,如网络说、连锁因果说、系统研究论等。之后比较流行的还有自我选择理论、国际经济学模型、地理经济学模型等。这些理论和模型从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对流动人口产生的动力、特征、影响以及管理等进行了相关研究。如弗里德伯格对移民劳动力市场同化现象进行研究,尤为关注移民人力资本的来源,认为个体在国外接受的教育与劳动市场经历,其功用低于在国内获得的人力资本(Friedberg,2000:221-251)。布洛克和拉奥认为社会同化在许多社会中会被观察到,在这些社会中,少数群体的成员遭受歧视(Bloch and Rao,2001:1-5)。多梅尼科-德帕洛等人认为现有的研究关注移民的经济同化,对社会同化过程关注不足(Domenico et al.,2006)。他们的基本发现有三点:其一,移民,尤其是非欧洲移民,在社会关系领域处于不利地位;其二,移民倾向于关注本国人的标准;其三,教育对移民采取的社会活动类型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倾向于与邻居少有交往,但对较大范围的社区则倾向于多有交往。Akresh(2007)利用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美国移民在经济上有快速的同化,其研究成果部分支持了杜利普和睿格兹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Duleep & Regets,1999:186-190)。


从全球范围来看,农业转移人口的迁移具有较强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不同国家农业转移人口的乡城迁移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迁移模式和动力。传统的研究取向和理论解释来自发展经济学,主要包括传统劳动力经济学和新劳动力经济学的相关论点。前者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和迁移选择主要依赖于“两部门”的经济结构,以及迁移者对收入和失业风险的个体预期(Todaro,1980:126-142)。新劳动力经济学更多地吸收了社会学的理论,引入了“相对剥夺”对迁移决策的影响(Stark and Taylor,1989:1-14),将迁移决策在国家或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新经济迁移理论认为迁移决策的单位是家庭(Stark,1978:75-101);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说明了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关注迁移过程,社会网络理论、制度理论从社会关系网络(Tilly,1978)和组织结构角度说明迁移过程中的中介因素,广泛解释了乡城迁移中的“亲友效应”或“连锁式迁移”等现象,因果关系积累理论指出了人口迁移与区域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外,地理学发展了引力模型(Zipf,1946:677-686)、空间相互作用模型(Wilson,2010:364-394)、中心-外围模型(Fujita et al.,1999)等空间物理学、经济学模型。


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的研究,首先集中在对流动现象的描述上。例如,达文的研究总括了中国移民的主要趋势、概况、定义等,解释了移民潮特征的经济基础、社会和行政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和户籍制度,并对不同区域的移民行为、就业和收入进行实证研究,讨论的主题还包括移民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国家政策、推拉因素(如地区和城乡间的差异)、移民对输出地的影响(如农村劳动力新的配置方式)、城市移民的工作和生活,以及移居者的大众形象、出生率、卖淫、性别比和新的长距离婚姻市场(Davin,1999)。还有国外学者运用中国国内人口统计数据,对农业转移人口规模、总体特征、流动模式进行定量研究。在资料积累和统计方法发展的共同推进下,国外学者对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研究开始走向细致化。在对流动机制的讨论中,万广华的研究认为,教育本身能促进人口流动,而流动的距离则与流动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非正式部门吸收了小部分农业转移人口;乡-乡移民倾向于长期定居,而乡-城移民倾向于短期定居(Wan,1995:173-196)。


我国市民化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的属性特征、构成性差异不同于西方的移民类型。较早从公民权的视角系统地考察解释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是美国学者苏黛瑞,苏黛瑞认为现代公民权问题由两个方面构成:第一是社会成员资格或身份的问题,即归属于某个共同体的问题;第二是资源的分配问题。换言之,公民权的根本特征是排斥,因为它将权利和特权仅仅赋予特定共同体的成员。在这种公民权概念下,苏黛瑞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遗产,特别是户籍制度,从农民流动者、国家和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来考察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苏黛瑞在《在社会主义转型中的中国城市过渡和共产主义“城市公共物品体制”的解体》一文中探讨了“城市公共物品体制”在外来人口进入时受到的挑战问题(Dorothy & Solinger,1995:155-183)。后来,苏黛瑞等人借用政治学概念“公民权”,强调个体在社区中获得成员资格和资源分配的权利。这些学者采用市场和制度安排相结合的视角,分析指出虽然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出现是市场化的结果,但是国家制度安排建立的结构决定了农业转移人口进行行动和理性选择的限度。因此,在中国是国家和市场共同限制了农民城市公民权的获得。该研究在国家与民主、市场与公民权等的关系中研究移民,认为市场化并不必然产生政治的民主化和公民权的实现。公民权概念的引入将国家、市场、农业转移人口放在宏观背景下进行研究,拓宽了学科研究视角,放大了移民研究的意义(Dorothy & Solinger,1999)。


对于户籍制度的社会屏蔽功能,国外学者认为,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父代的城市流动和城市工作经历与子代城市就业低度关联。吴晓刚的研究提醒我们,“理解这一普遍的代际流动模式背后的形成机制,需要我们详细研究一个国家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制度背景”。他的研究探讨了流动与不平等的关系,指出流动并不必然导致不平等,而高度不平等也不会阻碍高流动。相似的流动具有不同的原因,而相同的流动会产生不同的后果。他指出,我们需要认真分析是什么推动了流动,流动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Wu and Treiman,2007:415-445)。


国外经典理论在研究人口流动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融入流动地(或迁移地)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形成了若干重要的理论解释,主要包括比较利益差异论(王亚南,1975)、推拉理论(Everett,1966)、中间障碍理论(Lewis,1954)、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社会融合/同化理论、二元经济理论、社会网络理论等宏观理论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理论、收入预期理论、家庭迁移决策理论、移民网络理论、累积因果理论等微观理论分析(李明欢,2010)。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适用于发达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理论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西方理论解释的移民,主要是指迁往国外某一地区永久定居的、较大数量的、有组织的人口迁移,西方移民理论关注的焦点不是身份的合法性问题,而更多的是怎样实现其社会融入和可持续生计(稳定就业)的问题。我国农业转移人口体现了中国本土情境性、经验性差异及其推理实践,这要求我们基于中国的现实问题,提炼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概念与问题,深入挖掘与市民化相关的理论与机理。


2.国内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研究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既包括“进入城市”过程中的空间、制度问题,也包括“融入城市”过程中的文化、心理问题。过往学界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主要使用社会融合、社会认同、社会资本等理论对“市民化”“城市融入”“城市适应”等问题展开多维度讨论,对地理空间重构、政策壁垒消除、社会经济地位提升、文化身份认同、心理秩序重建、社会资本再造等“市民化”需求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陈映芳,2005;王春光,2001;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2008;文军,2004;悦中山、李树茁、费尔德曼,2002)。


(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测量研究


学者们在现状分析中所采用的衡量指标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总体上主要包括个人素质和心理适应、经济和社会等因素。


如马用浩等人认为完整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广义上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应的指标体系应包括人口素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权利、生活质量、社会参与等内容,但该文并没有进一步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分析(马用浩等,2006)。刘传江等人构建了一个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测度指标体系,其中农业转移人口个体市民化程度的综合指标由个人素质、收入水平、在城市居住时间和自我认同这四者的几何平均数构成(刘传江、程建林,2008)。郧彦辉构建了测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率的指标体系,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指标应该包括人口素质、主观认同、行为方式、权利行使以及生活质量,还给出计算市民化率的具体公式(郧彦辉,2009)。徐建玲将市民化进程测度分为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两个维度,从理论层面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测度方法(徐建玲,2009)。张斐通过建立较为完善的指标体系,计算出我国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处于中市民化阶段,并认为性别、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对其市民化水平有显著影响(张斐,2011)。吕佳、陈万明的测量指标体系分为内生性指标——人口素质、个体行为、个体心理和外生性指标——中观环境、宏观政策。张斐的指标主要为经济层面的收入、住房、社会保障、职业声望,社会层面的语言,心理层面的身份认同和未来打算(吕佳、陈万明,2014)。李荣彬的指标体系则选取了经济生活、居住条件、政治参与、社会关系、心理认同五个维度(李荣彬等,2013)。王桂新等(2008)从微观主体角度对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进行研究,设立了一个指标评价体系,包括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和心理认同五个维度。


刘传江等人采用层次分析法,分别从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意识行为四个方面设计指标体系(刘传江、徐建玲,2008)。通过专家赋值测得各个指标的权重分别为0.558、0.258、0.096、0.096,这避免了王桂新等人各个指标权重均等的缺陷。他们测得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为45.53%,第一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

....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