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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哲学与时代(第1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袁祖社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2-01

书籍编号:30593891

ISBN:978752015239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25461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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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


(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 波 戴 晖 丁为祥 韩 震 吕建福


宋宽锋 万俊人 王 蓓 王云霞 吴晓明


杨国荣 袁祖社 张异宾

主编寄语 汇思想清流 发时代新声


袁祖社


思想是时代的产儿,时代孕育并造就伟大的思想。思想一旦产生,又必然会对时代产生重要的引领作用。时代是由从事历史和精神文化活动的主体集体造就的结果,是一个充满非确定的变数,它意象迷离,需要一双洞悉物态、世事、人心的哲学慧眼来把握。每一个时代,无疑有其特定的、相对确定的共识性主题,这些主题所表征的,无疑是人类实践、生存与生活的难题。因了这样的主题,吸引不同学科去竞相关注,争相评说。


关注时代的哲学,首先要对“时代与哲学”的关系有观念史意义的清晰明辨与思想自觉,以明确哲学观照和审视时代的新的方位。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指出:“每一哲学属于它的时代,受它的时代的局限性的限制,即因为它是某一特殊的发展阶段的表现。”[1]“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认识。”[2]因此,哲学家“不能超越他的时代、世界”,“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不仅如此,哲学是对“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思维和认识”。[3]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是愚蠢的。[4]论及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黑格尔则充满悲观的情愫。在他看来,哲学最主要的思维方式是“反思”,而反思作为“绝对观念自己认识自己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间接性的思维方式。因此,哲学的产生,总是落后于时代,正所谓“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可见,哲学不能给活生生的现实以任何具体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一次最为壮丽的日出,是人类认识发展结出的丰美硕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满意思辨哲学的传统,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尖锐地剖析了德国哲学的固有特点:“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那种与它格格不入的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对立起来。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5]马克思对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给出了精彩的论析,着重强调了哲学的时代性与人民性的本质同一。他明确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6]“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7]哲学是“现世的智慧”[8],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9]。针对仅仅执着于“解释世界”的唯理智主义哲学,马克思创立了“改变世界”的实践新哲学,首次把自己创立的哲学形象地比作为人类解放报晓的“高卢雄鸡”,变革了以往哲学的思维传统,提升哲学思维的境界,确立了哲学思维的新的风格,开创了哲学发展的新路。显然,经典作家关于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等论述,一方面是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总结和概括。哲学所体现、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代人民的呼声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是要表明,哲学同时还具有依照自己的方式塑造时代精神的功用。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构成一个时代社会的、政治的、国家治理的行动基础,成为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引领社会的共识、价值观以及民族的、国家的行动。毫无疑问,密切关注时代问题,是哲学创新的起点。哲学之思不能脱离它由以产生的特定历史时代。哲学只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关注生活、关注实践、关注社会、关注时代,才能实现进一步繁荣、发展。


关注时代的哲学,还要致力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廓清“思想”与“学术”的迷雾,在此基础上为继起的理论求索竖起新的路标和界碑。唯辨章学术,方显其识,重考镜源流,为求其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语出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和杰出的目录学家章学诚(1738~1801)的《校雠通义》自序:“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10]原是在总结前人目录学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明确地提出目录学的任务,即将各类著作按照科学、系统、辩证的原则进行分类,将各种学术派别和流派的作品、论著进行梳理,分门别类,将其来龙去脉考证得像镜子一样明净透彻。其目的是使人一目了然,进而综述其学术源流,为做学问、科学研究者指明读书和查找资料的方向。显然,其所代表和彰显的,是一丝不苟、严谨治学的精神。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有言:“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依亚氏之见,这种出于本性的求知,是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求智慧的智识性思辨活动,不服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在的功利性目的。学术至尊,同样是中国社会自古就有的传统:“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王符:《潜夫论·赞学》)北宋著名大思想家张载更是确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使命。现代学术大师陈寅恪先生则明确主张,学术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先生表达了自己有关“学术”的精湛识见。一方面,他认为,自先秦时代起,“吾国向以学术二字相连属为一名辞”,皆泛指一切学问。另一方面,梁先生不满于这种将“学”与“术”不加区分的传统,而将其分别界定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进而阐明了两者的关系:“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11]


20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的社会变革曾经引发了中国思想学术领域普遍的“失语”等尴尬现象。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出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学术转向”。学者们警惕地发觉并意识到,整个学界,包括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所谓“学术”已经逐步获得了话语霸权。而所谓“学者”,则通过这种话语霸权的获得,逐步争取到学术资源,并且掌握了学术权力。鉴于此种情形,当代中国著名思想家李泽厚先生做了如下判断:“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现在看来,这次学术转向的背后,实际上是由一场关于学术规范问题的论争引起的。源于已故著名学者邓正来先生倡导的所谓“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意在吁求中国社会科学从依附于意识形态之中独立出来,确立学术共同体自身的学术规范,实现学术自主。有感于此场论辩,学者朱学勤先生通过尖锐地揭示近代知识体制,包括大学的两面性之弊端——有利于知识传授,而有害于个性成长;有利于学术积累,而有害于思想创新,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思想、学术的原发场域,一定有其人类的历史和思想文化现实境遇。真的学问和学术,绝对不是“凌空蹈虚”(谓无史实根据的虚构。清吴趼人《〈两晋演义〉序》:“夫蹈虚附会诚小说所不能免者,然既蹈虚附会矣,而仍不免失于简略无味,人亦何贵有此小说也?”刘师培《〈文说〉序》:“自苏评《檀弓》,归评《史记》,五色标记,各为段落,乃舍意而论文,且蹈虚以避实,以示义法,以矜秘传”),更不是徒具高明的技术或本领,但在现实中派不上用场的“屠龙术”(《庄子·列御寇》:“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真的学术,是在对现实深度“介入”的基础上“有痛的存在”。其目的,就是以学者之“良知”,以学者所特有的家国天下情怀,勇于匡正时弊,明道救世,肃正心性。那种只重考据,重文字训诂和文献资料,而不重义理,不重思想,不关心现实,“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崇尚“避世”“大隐”,做纯而又纯的学问的想法和做法,其中的大多数,到头来充其量是自欺欺人的学术乌托邦行径而已。实际上,哲学与现实的关系表明,思想与学术相互因应、相互为用,在内在旨趣和义理上并无根本区别。严肃的学术,一定是用来表达深刻、独到的思想的,设想一种没有学术的纯思想,是一厢情愿的主观抽象。此种“思想”,也是绝对不可能深入的。


关注时代的哲学,更要在深刻洞悉、准确把捉文明演进大势的基础上,发时代新声,为时代阐明大道。哲学思维、哲学精神深契于特定民族和时代的历史、实践和精神生活内部,构成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活的灵魂、气质和禀性。作为人类掌握外部世界和人自己内部世界的一种理性化方式,哲学具有双重功能和使命:既反映和表现对象世界的特性,同时能动地体现出人的创造性。在此基础上参与人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形成,以及特定时代之时代精神的塑造。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代表的儒、道、墨诸家学说,无一例外自称为“求道之学”。何谓文明大道?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当代哲学,应该以何种方式开展自己的求道事业?答曰:领会中国,洞悉文明大势和当下的时代脉络。站在文明的转折点上,老子的关于“道”的洞见,更能启发心智:“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儒学乃至中国文化传统有著名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中有所记载,《荀子·解蔽篇》中亦有类似的引注,称:“《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人心险恶莫测,道心微妙居中,惟精惟一是道心的心法,我们要真诚地保持惟精惟一之道,不改变、不变换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道心”关乎“世心”“人心”。以“道心”观之,那么,当今时代精神究竟是什么?人类文明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如何发现、识别和辨析我们时代的“真问题”?所有这一切,呼唤着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全面创新。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堪称楷模。在针对莫·赫斯的《就集权问题论德国和法国》所写的短文——《集权问题》中,马克思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12]当今时代,人类经历着一种新的深刻的文明转型,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为这种转型贡献了具有一定历史和思想深度的卓越方案和智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更是充满期待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征程中坚毅前行了40多年,这一进程伴随着当代思想学术的砥砺前行。这40多年,一代中国人经历了思想上的激烈蜕变和艰辛探索,并体现、积淀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变迁中。以思想、学术为志业的当代知识界和知识群体,特别需要站在新的时代门槛上,以社会史、文化史、观念史尤其是哲学史的视野和范式,审视此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精神生活领域的努力掘进,凸显其应有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深蕴。


1920年夏季学期,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做了题为“直观和表达的现象学:哲学概念的形成理论”的讲座。其中,通过对“历史”一词的词源学考察,海德格尔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历史是有意义的发生。不可否认,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等仍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人类将向何处去,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和思考的问题。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终坚持从本国历史和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功。“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为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一条道路。而中国的理念和倡议,也将为解决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提供更多智慧的启示。2017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2018年6月10日,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睿智地洞察当今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强调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深刻阐述破解时代难题、化解风险挑战所需要的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全球治理观。讲话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称赞。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不仅在共和国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无疑都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古语有云:“辨方位而正则。”新时代的开启,客观地定位了国家未来发展的坐标。理解新时代的中国,理解中国的新时代,需要在多学科介入的基础上进行文明跨越的横向比较及时代转换的纵向观照。其目的,是明晰并准确定位中国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前进方向和所处位置及其多重意义。新时代首先连接了作为东方民族代表的中华民族从“小康”到“大同”的千年梦想;其次,新时代立足“类本位”时代人类复杂的生存境遇,以高远志向和世界眼光,倡导新型国际秩序和正确义利观,提出“和平、繁荣、开放、绿色、创新、文明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建构并积极推进中西互动的、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后,新时代更是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着力彰显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科有着悠久历史,几代学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成就了陕西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今天的发展。哲学学科作为传统优势学科,目前已形成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在内的完整教育建制,拥有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和8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在第四轮教育部学科评估中,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取得与厦门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哲学系并列第十七名的好成绩,进入前20%的行列,在西部与四川大学并列第一,成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哲学人才培养和学识研究的重镇。2016年,学院由原政治经济学院正式更名为“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学院党政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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