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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邺下风流与竹林风度:曹魏社会与文学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胡大雷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2-01

书籍编号:30593895

ISBN:978752015658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40993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文化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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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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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曹魏“尚实”政风与文体学


一 曹魏政风与政权运行


汉末逐名,尤其是东汉末年时,承袭先秦的游学风气,儒生时常奔走于各地,结交名士,抬高自己的名声,以博得做官的资格,“冠族子弟,结党权门,交援求售,竞相尚爵号”[1]。东汉后期又有品评人物的清议,这种对人物的评论可左右乡闾舆论,影响士大夫的仕途;而其弊病就是士大夫以此沽名钓誉,“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2],所谓“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3],即有互相标榜之义。但这些风气随着汉末大动乱的到来遭到沉重的打击,各方统治者为了现实政权运行的需求,贬斥浮华、崇尚实际,重在任用各种具有实际才能者,此又以曹操为著。《抱朴子·自叙》称:


汉末俗弊,朋党分部,许子将之徒,以口舌取戒,争讼论议,门宗成仇,故汝南人士无复定价,而有月旦之评。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尔乃奔波亡走,殆至屠灭。[4]


到曹操掌握政权,其政权运行具“尚实”之风,不专宗某家而崇尚实用理性精神,只要为自己所用,无论什么思想都可以采取并实行,无论什么样的人物都可以选拔任命。曹操强调任用人才以实际情况不以虚名,这从当时的许多政令可以看出,其《求贤令》曰: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5]


其《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则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得出“士有偏短,庸可废乎”的结论[6]。《举贤毋拘品行令》称,要任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7]《论吏士行能令》称“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以立功兴国者也。故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8]。还有许多严厉扫除浮华之风、崇尚实用的政令,如《整齐风俗令》《禁复仇厚葬令》等。到曹操的孙子明帝曹叡掌权,“尚实”风气尚存,如太和四年(230)就曾下诏称“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9],对当时“咸有声名,进趣于时”的何晏、邓飏、李胜、丁谧、毕轨诸人,“以其浮华,皆抑黜之”[10]


从政权的运行来说,也是以“尚实”为行动标准,如曹操的处死孔融,其《宣示孔融罪令状》:


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11]


“虚名”“浮艳”成为治罪的口实。又,当时孔融与祢衡更相赞扬,祢衡谓孔融曰:“仲尼不死。”孔融答曰:“颜回复生。”[12]对待孔融的忘年交祢衡,曹操也以同样的罪名实施打压,最终祢衡也被赶走。对待自己的儿子,曹操也有同样的心态,《世语》曰:


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菑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13]


这一小小的例子,就也可以看到“尚实”之风的影子,这对当时的太子之争是有影响的。到了曹丕的儿子曹叡时期,曹植仍受到压制,不能不说是因为自身的习气与时代崇尚不合,如文学史研究者就称曹植的表文作品“在文学欣赏方面却价值极高”,但“在政治实用上甚为拙劣”[14]


二 “文质之辨”的论证


曹魏时期的“尚实”政风,又曾有哲学层面的论证予以支撑,这就是当时的“文质之辨”。《尚书大传》所说“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15],“文质”本属于“道”的范畴,“尚实”政风由此学术论证、哲学论证而更加深入人心,笼罩社会。


时“建安七子”的阮瑀、应玚都有《文质论》[16],阮瑀重质轻文,应玚重文轻质,都是一种学术的、哲学的论证。阮瑀论“质”曰:


盖闻日月丽天,可瞻而难附,群物著地,可见而易制,夫远不可识,文之观也,近而得察,质之用也,文虚质实,远疏近密。


是从自然界的实用方面论证“质之用”的。而应玚论“文”曰:


盖皇穹肇载,阴阳初分,日月运其光,列宿曜其文,百谷丽於土,芳华茂于春。是以圣人合德天地,禀气淳灵,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穷神知化,万国是经。故否泰易趋,道无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质。若乃陶唐建国,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济济休令。火、龙、黼、黻,暐鞾于廊庙,衮、冕、旂、旒,舄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参其政,是以仲尼叹焕乎之文,从郁郁之盛也。


这也更从政教的实用方面论证“焕乎之文”的“郁郁之盛”的。


虽然两人的《文质论》又都是从人才与治国方面讲“文质”的,并非专论文学;但都是用言辞的质朴、华丽来打比方;而我们知道,语言文字作品经过一个从“口出以为言”到“笔书以为文”的过程[17],那么,用言辞的质朴、华丽来论“文质”,必定涉及文论。因此,“文质”之辨后来被应用到文体批评领域,也是自然而然的,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质文沿时”,其《通变》称语言风格,“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云云,应该“斟酌乎质文之间”。所以,其《序志》论及“近代之论文者”提到“应玚《文论》”[18],即指应玚《文质论》,把它视为文论著述。而阮瑀、应玚的论“文质”,可说是从现实生活方面为文学的“文质”所设的规范。


阮瑀《文质论》中既称“言多方者,中难处也”,又称“少言辞者,政不烦也”,“安刘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木强,不至华言”,也就是从是否能够办成实事方面论证“质”重于“文”。阮瑀又云“孝文上林苑欲拜啬夫,释之前谏,意崇敦朴”,说到汉代抑压能说会道者的一件史事,《史记·张释之传》载:汉文帝视察上林苑,“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而“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非常乐意表现“其能口对响应无穷”。于是文帝说,吏不应该就是这样吗?那个尉太差了。“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这时候张释之有所进谏,他说:


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斅此啬夫谍谍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19]


于是文帝不拜啬夫。这是对“谍谍利口捷”“争为口辩”的批判,所谓“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是从“实”着眼来讨论吏的才华的。


应玚《文质论》以“且少言辞者,孟僖所以不能答郊劳也”与“夫谏则无义以陈,问则服汗沾濡,岂若陈平敏对,叔孙据书,言辨国典,辞定皇居”,于是称“然后知质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馀”。他先说“少言辞者”办不成事,又称“敏对”“据书”“言辨”“辞定”之类的“文”才能成事,也是从能否办成实事来论证“文质”的。


阮瑀、应玚的《文质论》,无论正方、反方都“尚实”,而如此高于文学一层的“文质”“尚实”的论证,也为日后文体风格的“文质”的论证打下基础。


三 作家品评的“尚实”促进文体论的发展


在“尚实”政风、世风之下,作家品评如何“尚实”的问题也提出来了。曹植《与杨德祖书》中的一段话很能代表评论家的心理:


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锺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20]


评论失实,是要遭到后世嗤笑的啊!曹丕《典论·论文》[21]则对作家评论如何“尚实”的问题全面做出论述。


首先,曹丕认为作家之间是不能互相评论的,古来如此,其曰: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


“文人相轻”,怎么可以互相评论呢?弊病就在于非常容易失实。曹丕又指出“文人相轻”的现实情况: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难”就难在这些人是以文学创作者的身份来从事文学评论的,他们在文学评论时往往要处于一种既要评论他人的作品,又要评论自己的作品的境地。但曹丕也是作家,他怎么就能评论同时代的作家呢?曹丕提出“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所谓“审己”,即仔细查核自己的能力与慎重审察的自己的作品,希望以之“免于斯累”。于是我们看到曹丕在《典论·论文》《与吴质书》等评论文字中,非常潇洒地舍弃了自己的作品,不把自己的作品与他人做比较。


对于“文人相轻”而产生的文学评论失实的现象,曹丕分析原因说:


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这也就是下文所说的“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弊病就出在各自用擅长的文体的作品与对方不擅长的文体的作品来做比较。那怎么办呢?合乎逻辑的作法就是分文体评论,于是就有曹丕以下的对建安七子的评论: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


曹丕的评论实践也是如此,王粲、徐斡二人与张衡、蔡邕的比较,集中在赋作。“然于他文,未能称是”以及称孔融“不能持论,理不胜词”,则更突出分文体相比较的意味。其《典论》中还有同文体比较的例子,如:


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浮沉漂淫,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22]


都是对赋这同一文体的比较。其《与吴质书》称“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于辞赋”[23],也都是分文体的作家评论。


那么,提出各种文体的规范性风格,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所谓: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这就是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体论的背景。而接下来说“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又回应前文所说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强调不能“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也就是解决作家评论失实的办法:从文体论的角度,同一文体进行比较。


从当时文体撰作的实际来看,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称“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24]。也是“尚实”的。曹植《与杨德祖书》也谈到怎样“尚实”: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


不务虚名,不怕丢面子而虚心接受他人的意见,实际上是撰作者的文章有了长进、得到了好处。


四 文体论强调“尚实”为写作原则


曹丕《典论·论文》提出“铭诔尚实”,就是强调文体写作的“尚实”。曹丕在其他地方还有如此论述,如卞兰献赋赞述太子德美,曹丕回复说:


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故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卞)兰此赋,岂吾实哉?昔吾丘寿王一陈宝鼎,何武等徒以歌颂,犹受金帛之赐。(卞)兰事虽不谅,义足嘉也。今赐牛一头。[25]


曹丕称文体写作的“尚实”有作者读者两方面,所谓“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又称确有“徒以歌颂”的情况,因此这里是有的放矢。又,曹丕尝云:


上西征,余守谯,繁钦从。时薛访车子能喉啭,与笳同音,钦笺还与余而盛叹之。虽过其实,而其文甚丽。[26]


“虽过其实,而其文甚丽”显示出求“实”的倾向。


曹魏时的文体论,除曹丕外,以桓范《世要论》为著。桓范,字元则,延康年间,“以有文学,与王象典集《皇览》”,“尝抄撮《汉书》中诸杂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论》”[27]。《世要论》中的文体论有《序作》《赞象》《铭诔》三篇[28],世人多称其文体论是对曹丕《典论·论文》的继承。但值得注意的是,桓范的文论体更强调文体撰作的“尚实”。


《赞像》是对“赞像”文体的论述。赞,赞美,称颂。赞像,即对人物画像的赞辞。汉宫廷中盛行画像,如“甘露三年(前50),单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皆有功德,是以表而扬之”[29]。东汉还有制度,规定在郡府听事壁上图画主管官员的画像,附以赞语,并注明其任职期间的功过得失,汉末应劭《汉官》即载:


郡府听事壁诸尹画赞,肇自建武(光武帝),迄于阳嘉(顺帝),注其清浊进退,所谓不隐过,不虚誉,甚得述事之实。[30]


灵帝时阳球“奏罢鸿都文学”,曰:


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鉴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者也。[31]


从那时就要求“画赞”的“得叙事之实”,而到“尚实”时代,自然更加崇尚。


在《赞象》篇中,桓范先述其功能作用,所谓“夫赞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勋德,思咏政惠,此盖《诗·颂》之末流矣”;而称其“宜由上而兴,非专下而作也”,这是“尚实”的基础,如果是“专下而作”,“尚实”就没有什么保障了。又云:“实有勋绩,惠利加于百姓,遗爱留于民庶,宜请于国,当录于史官,载于竹帛,上章君将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纪,事不足述,虚而为盈,亡而为有,此圣人之所疾,庶几之所耻也。”这就真正说到“尚实”了,是从正反两方面讲的。正面讲,如果“赞象”所述为实,那么就把这篇“赞象”载入史册;反面讲,如果“赞象”所述为不实,那么就是“耻”之所在。


铭,古代常刻于碑版或器物,或以称功德,或用以自警;诔,古代列述死者德行,表示哀悼并以之定谥之文,多用于上对下。此处“铭诔”连用,即纪念死者之文。在《铭诔》篇中,桓范主要是批判“铭诔”文体中不实的现象:


夫渝世富贵,乘时要世,爵以赂至,官以贿成。视常侍黄门宾客,假其气势,以致公卿牧守所在宰莅,无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为臣无忠诚之行而有奸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罔下,此乃绳墨之所加,流放之所弃。而门生故吏,合集财货,刊石纪功,称述勋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远追豹产,近逾黄邵,势重者称美,财富者文丽。后人相踵,称以为义,外若赞善,内为己发,上下相效,竞以为荣,其流之弊,乃至于此,欺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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