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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9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张俊义,陈红民,侯中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2-01

书籍编号:30593906

ISBN:978752015382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86121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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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本期集刊的多数文章为2017年10月28~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众所周知,中外条约关系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基本问题,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条约是对外交涉的基本依据,在对外关系史与外交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会议举办方之一的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研究团队,在李育民教授的带领下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将近代中外条约作为科研主攻方向,术业有专攻,经年的努力已结出丰厚的硕果。该研究团队近年来已出版了大量有分量的条约史专著,成为国内外从事近代条约史研究的知名学术重镇。


本次会议是国内首届以近代“中外条约”为主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受到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会议吸引了来自海内外80余位学者参加,发表会议论文67篇,可谓盛况空前。


本辑遴选了9位会议参加者的论文,将其最新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其中,台湾政治大学廖敏淑的论文《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作为条约交涉场所或涉外“公所”的寺庙》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条约的交涉场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李期耀的论文《条约的地方实践——晚清浸会在潮州府、嘉应州的地产租买》以潮州府、嘉应州的地产租买为例,解析了条约在地方上的应用与实践;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少军的论文《关于近代非战争状态下外国在条约外的对华强制——基于长江流域若干事例的考察》用3项典型事例,论述了列强的非条约特权特别是非法驻军问题;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许健柏的论文《历史渊源与国际法理:近代中日“南满洲”区域划界探析》探讨了由日本获取中国“南满洲”商租权引发的中日“南满洲”区域划界的相关交涉;台湾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应俊豪的论文《条约、国际惯例和人道原则:英国对爱仁轮事件的论述与辩解》探讨了爱仁轮事件背后的条约、国际惯例与人道原则;湘南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谈笑的论文《近代政府涉外经济合同与条约关系略论》对经济合同与条约关系予以梳理;台中科技大学通识中心任天豪的论文《清季外交人才制度的建立与外交官世代的变迁》对清季外交人才遴选机制及历史变迁进行了梳理;江南大学刘大禹的论文《论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后的太平洋联盟运动》探讨了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后积极倡导太平洋联盟运动的动因及结果,北京大学博士生郭妍的论文《日伪政权在“治安强化运动”中对“北京市”商会的管控和利用》研究了1941~1942年前后北平沦陷区日伪政权对当地商会的管控与利用。


此外,浙江大学蒋介石研究中心肖如平为本辑提供了新完成的大作《从“以德报怨”到委曲求全:对日和约交涉》,文章以1951年对日和约为契机探讨了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演变;该中心尤淑君提交的文章《台湾地区典藏蒋介石档案资料概述》介绍了台湾地区蒋介石档案资料的收藏信息。


2018年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百年纪念日,为此,本期“海外学人研究”专栏特别约请海外该领域研究有重大建树的徐国琦先生惠赐一篇他过去用英文发表的大作《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的军事远征计划》,由魏兵兵博士译为中文首次发表。此外,目前供职于上海大学文学院的王栋教授为本专栏提供了她的英文大作《面向东西:从四个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看二十世纪上半叶中美关系史》,由李珊博士译成中文以飨学人。


本辑书评专栏,我们约请魏兵兵博士对王栋教授在海外用英文发表的著作《经营上帝的高等教育:美中文化交往与岭南大学,1888~1952》做了专门评述,岭南大学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会大学,王栋教授通过对岭南大学校史所做的实证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代中美双向文化交往的个案,在许多方面丰富、拓展了我们对教会大学史和中美关系史的认识。


侯中军研究员为本辑学术综述栏目撰写了《“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将本次会议发表的所有论文做了提纲挈领的介绍,为对近代中外条约有兴趣的学者获取该领域研究信息提供最新资讯。


本期集刊原计划于2018年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拖延至今,我们的出版合作单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吴超为此付出相当努力,在此谨致由衷谢意。


编者


2019年5月5日

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专题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作为条约交涉场所或涉外“公所”的寺庙


廖敏淑[1]


摘要:探讨清季中国涉外官员以寺庙作为会见、议约、缔约场所,以及寺庙作为临时涉外“公所”的历史背景及其实际状况。清朝设立中央专责外事机构的外务部之前,中国并无接待前来议约、缔约的外国使节之官方场所,于是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外官员为了交涉和约等事宜,经常临时利用寺庙作为议约、缔约场所。条约生效后,一时之间也出现了外国领事以寺庙作为办公场所的“公馆”,甚至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还存在清朝官员利用寺庙作为涉外“公所”等情形。


关键词:公所 寺庙 两次鸦片战争


一 前言


所谓“公所”,在清代大概有以下几个意思。第一,作为官方办公场所或官方所辖机构,如关税公所[2]、兵房公所[3]、铁钱局公所[4]等。第二,指商人同业组织或同乡团体的会馆或洽商、议事场所。在传统商业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同乡或同业的组合。同业的组合指同一行业的组合,同乡的组合即一省或数省商人的组合,其聚会或议事场所都被称为会馆或公所。同乡的组合,官吏亦可参加,以办慈善和教育事业为主,如济南的潮广会馆、浙闽会馆、中州会馆、八旗会馆、山陕会馆、安徽会馆、江南会馆,青岛的三江会馆、广东公所、齐燕公所等。同业的组合较同乡的组合为少,但在较大的城市亦有设立,如济南的福德会馆(估衣铺的公所)、集云会馆(旧式银号的公所)等。[5]在清代,这样的会馆或公所也经常设置于商人同业组织或同乡团体所设立的道观或寺庙之中。第三,指临时被官方利用办理公务的道观、寺庙等宗教场所。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外官员为了交涉和约等事宜,经常临时利用寺庙作为议约、缔约场所,如城南海光寺公所[6]、城隍庙公所[7]、东岳庙公所[8];另外,清季,西方传教士依据条约得以公开传教后,教堂及其附属机构也被称为公所而见于官方档案之中,如“各处天主堂、学堂、药材房、育婴堂等公所”[9]等。


欧洲国家在进入近代的过程中,由世袭的皇帝、国王、贵族等所执行的外交交涉和签约仪式之地点,经常是政府办公厅乃至宫殿。如被视为欧洲从中古封建迈向近代之重要里程碑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的签订地点就是如此。此约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神圣罗马皇帝和瑞典女王以及他们各自的同盟者之间的和平条约》(即《奥斯纳布鲁克条约》)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神圣罗马皇帝和法兰西国王以及他们各自的同盟者之间的和平条约》(即《明斯特条约》)两部分组成,系由三十年战争的各参战国及其同盟,在1648年分别于威斯特伐利亚区的明斯特市政厅(Münster Rathaus)和奥斯纳布鲁克市政厅(Osnabrück)谈判后签署的;[10]又如拿破仑战败后,反法联盟国于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在维也纳的美泉宫(兴勃隆宫,Schonbrunn Palace)举行会议,美泉宫为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的夏宫,拥有1411间厅堂和2平方公里的园林[11],足以容纳众多议约使节和外交官员;其后1873年10月,奥匈帝国、俄国和德国三国君主又于此宫签订了《三皇同盟条约》;[12]1878年6月13日至7月13日,德国首相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1898)召集欧洲列强和土耳其,在柏林帝国总理府(Reichskanzlei)举行会议,签订了《柏林条约》取代俄国和土耳其的《圣斯特法诺和约》,以法律形式肯定了列强对土耳其的瓜分。[13]


相较于欧洲上述的议约、缔约地点,由于在清朝设立中央专责外事机构外务部之前,中国并无接待前来议约、缔约的外国使节之官方场所,于是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外官员为了交涉和约等事宜,经常临时利用寺庙作为议约、缔约场所。而条约生效后,一时间也出现了外国领事以寺庙作为办公场所的“公馆”,甚至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还存在清朝官员利用寺庙作为涉外“公所”等情形。


本文试图探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涉外官员以寺庙作为会见、议约、缔约场所,以及寺庙作为临时涉外“公所”的历史背景及其实际状况。


二 寺庙作为“公所”利用的历史背景


道教建筑常由神殿、膳堂、宿舍、园林四部分组成,其总体布局基本上取中国传统之院落式。道教建筑作为中国古代社会重要公共建筑之一,除供宗教活动外,还为人们提供社交、休憩、节庆乃至物资交易场所,较其他宗教建筑具有更浓郁之世俗气息。[14]


关于佛寺建筑,根据梁思成的研究,公元67年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等人来到当时中国的首都洛阳,当时的政府把官署鸿胪寺作为他们的招待所。“寺”本是汉朝官署的名称,但日后就成为中国佛教寺院的专称了。中国佛寺的院落式布局是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的。一方面,除了一般地采取了中国传统的院落布局之外,还因为在历史上最初的佛寺就是按照汉朝的官署布局建造的。因此可以推测,用寺这样一个官署的名称改作佛教寺院的名称,那么,在形式上佛教的寺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汉朝官署寺的形式。另一方面,在南北朝,从皇帝到贵族官吏、富有人家乃至一般的老百姓,许多人舍身入寺,还舍宅为寺,即把他们的住宅、府第施舍给他们所信仰的宗教。这样,有很多佛寺原来就是一所由许多院落组成的建筑物。由于这两个原因,佛寺在以后18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一般都采取了这种世俗建筑的院落形式,并加以发展,成为中国佛教布局的一个特征。[15]


由此可见,无论是道教的宫庙还是佛教的寺院,基本上都是采取了中国传统世俗建筑的院落式布局,原本就拥有宽广的空间。同样作为中国社会重要公共建筑,除供宗教活动外,当世俗官厅及公众因各种事务需要利用其空间时,两者一般也都能给世俗官民利用。


唐代,在中国已经普遍存在的佛寺,除了为游方和尚提供挂单之外,有的寺院还热衷于将空闲房舍出租给店家或往来商旅。许多大寺院不仅民间常常作为往来行旅的旅馆,而且官府有时也把它们当成临时性的旅馆来利用,[16]如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三月敕制:“举人试讫,有逼夜纳策,计不得归者,并于光宅寺止宿,应巡检勾当官吏,并随从人等,待举人纳策毕,并赴保寿寺止宿。”[17]光宅寺位于长安光宅坊,仪凤二年(677),望气者言此坊有异气,敕令掘,得石碗,得舍利万粒,遂于此地立为寺。[18]保寿寺亦位于长安,由唐朝僧官左右街功德使管辖。[19]唐开成五年(840),日僧圆仁来到山东登州,“城西南界有开元寺,城东北有法照寺,东南有龙兴寺,更无别寺。城外侧近有人家。城下有蓬莱县开元寺,僧房稍多,尽安置官客,无闲房,有僧人来,无处安置”[20]。可见,唐代寺院已成为官方驿馆、世俗民间旅店的重要补充。[21]


唐代以后,官民行旅游居时投宿寺庙的情形也一直存在,如明朝吴文梓在《建东岩佛殿碑记》中写道:九华山东岩佛殿“先为之殿以焚修,次为之堂以收东南诸胜。复面东为楼,楼下为轩,以憩游客”[22]。晚明进士、清初官至大学士的胡世安,也记载了峨眉山建设梵舍以接待住宿游客的情形:“沿本山迂行度凹,则十方院。又里许,华严楼,接大悲庵。再前,兴圣庵,梵舍历落,皆延憩游客邸。”[23]


此外,由于寺庙拥有丰富藏书、清幽环境,唐代以后文人士子游居寺庙读书、[24]题咏唱和、留下书迹等现象相当普遍。[25]而晚唐五代士子读书于寺院之风尚,也促成了书院的产生。宋以前,岳麓山寺庙林立,据南宋岳麓书院副山长欧阳守道《赠了敬序》记载,唐末五代僧人智璇等二人“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岳麓书院便肇始于此。[26]


明代以后,更是经常将寺庙作为书院等教育或乡约场所使用,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陕西耀州知府赵时责令有司整顿寺庙,将五台山的数座佛寺改作文公祠和文正书院,以纪念北宋范仲淹。还将一部分寺庙改造为乡约所,作为处理民间纠纷的场所,并择乡里年长者长之。[27]


清代的乡约一般都设有乡约所。治城的乡约所一般设在城隍庙或其他寺庙中。乡村的乡约所也多分布在寺庙中。[28]如山西澄城县韦家社,于嘉庆八年(1803)所制定的社约中,可以看到社中关帝庙是该社公众议事场所。[29]又如余治提到“予于咸丰八年,在下塘双庙镇惜谷会中讲说乡约,知该处亦多溺女风,因重言以劝男女,环听者数百人,惟群相称善而已。越明年又因乡约事至宋帝庙”[30]。以上均可见清代地方乡约利用寺庙作为公众事务处理、宣扬政教等场所之情形。


通过上述种种史料可知,寺庙拥有公共且清净、宽广的空间,除供宗教活动外,时常作为各种“公所”而被世俗官厅征用以及民间利用。


三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作为议约、缔约场所使用的寺庙


鸦片战争前,当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禁烟事宜时,曾传唤英商到“公所”加以晓谕:


臣林则徐当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9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谕帖,责令众夷人将趸船所有烟土,尽行缴官。……查各国卖买,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9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咭唎为较大,该国自公司散局以后,于道光十六年,派有四等职夷人义律到澳门经管商梢,谓之领事。臣等发谕之后,各国则皆观望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9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夷,而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9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夷又皆推诿于义律,其中有通晓汉语之夷人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第9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等四名,经司道暨广州府等,传至公所,面加晓谕。[31]


由于林则徐是官员,此处提到的“公所”可能是官府衙门或办公场所。不过,当时在广东的行商组成的公行组织,也和其他工商业同业组织一样,把公行议事场所称为“公所”。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1840年代,耆英作为议约、缔约的钦差,相继与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签订了一连串的条约和章程,其中以寺庙作为议约、缔约场所的情形有如下几例。


(一)南京静海寺


静海寺位于南京应天府北二十里处,[32]仪凤门外狮子山之阳,系明永乐年间命郑和等人航海出使之地,永乐十七年(1419)明成祖朱棣在敕令重建弘仁普济天妃宫完工之后,又新建一座禅寺,此即静海寺。[33]正德己卯(十四年,1519)重修殿四、堂六、亭亦四,若门、若阁、若楼、若方丈室各一,若画廊以间计则四十。[34]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国钦差耆英与英国全权公使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1789~1856)议约和缔约的地点即在静海寺。当时英舰包围南京,兵船四十余艘,连日驶至仪凤门外草鞋夹江面停泊,璞鼎查要求中方派大员出城面订议和事宜,中方于七月初九日派江苏按察使黄恩彤、侍卫咸龄出城,赴仪凤门外的静海寺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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