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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榆芳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5-01

书籍编号：30593915

ISBN：978752013729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63450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宗教

版权信息

书名：魏晋儒家教化研究

作者：王榆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5-01

ISBN：9787520137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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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榆芳博士的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儒家教化研究》即将出版，邀我写个序言，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我欣然允诺。

榆芳博士是我2011年招收的魏晋南北朝史在职博士研究生，她当时担任河南农业大学本科生辅导员，后来调到农大党委组织部工作，平日里工作繁忙，又有烦琐的家庭事务，但是她对博士课程的学习十分认真，治学态度端正，很早就提交了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她一边勤奋工作，一边刻苦学习，经过几年的潜心钻研，于2017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儒家教化研究》的写作，经过专家评审和论文答辩，获得大家的好评，并获得了郑州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魏晋儒家教化研究》，就是在榆芳博士的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榆芳博士的这部书主要有以下一些特色。

第一，选题新颖。魏晋时期玄学、佛教盛行，但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念的价值观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以往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与民族关系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较多，对儒家教化涉及较少，还属于薄弱环节。因此，魏晋时期儒家教化的地位如何，其功能与作用、形式与方法有什么变化等，确实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榆芳选择魏晋时期儒家教化作为研究课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二，结构设计合理。“儒家教化”的概念含义广泛，涵盖了许多内容。本书在结构安排上遵循“儒家教化”自上而下的内在逻辑关系：皇帝诏令体现统治者对儒家教化的重视，标榜孝道揭示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准则，祭礼与丧礼是儒家教化礼仪化、制度化的重要方面，学校教育是儒家教化传播的主要途径，家庭教育是儒家教化庶民化的实践主渠道。上述内容既有侧重点和各自内涵，又逻辑分明，密不可分，共同构成魏晋儒家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一种严谨的逻辑关系，为论文主题的深入展开和层层推进搭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框架。

第三，问题意识突出。问题意识是史学研究者必须具备，也是最重要的学术品质之一，是否具备问题意识，不仅与研究者本人的知识储备与学术积淀密切相关，而且也影响研究者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本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作者善于提出问题，然后对提出的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再围绕自己的观点来列举史料，并对史料进行考证、分析与论证。例如，在“绪论”第一节“问题所在”这一部分，作者明确指出，魏晋时期“与儒家教化相关联的学术问题非常多”，并且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从“比如皇帝颁布的教化诏令都涉及哪些内容？它们对于历史发展究竟产生过怎样的影响？”，一直到“魏晋时期非常重视教育，实际上教育与教化相辅相成，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起到改良社会教化庶民的作用。那么魏晋时期的教育与教化之间拥有怎样的时代特点呢？”这些问题环环相扣，互相关联，正是作者在以下各章试图回答并加以解决的。此外，在各章的“序言”部分，作者也都是从提出问题开始，然后对提出的问题一一论证，得出自己的结论，最后在“小结”部分进行理论归纳与概括，努力从深层次探讨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作者采用的这种研究理路和研究方法，既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也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第四，注重学术创新。魏晋统治者推行儒家教化的方式、方法具有多样性，涉及多个领域。作者选取皇帝诏令中体现出来的儒家教化、祭礼中的儒家教化、丧礼中的儒家教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儒家教化等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魏晋时期的儒家教化做了全面系统的深入考察，是对以往研究的重要推进。此外，作者关于魏晋时期祭天礼制与儒家教化关系的论述，以及对自然神崇拜与社会教化、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教育与教化问题的探讨，也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本书的出版，是对榆芳博士以往研究的一个总结，也对以后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榆芳博士以此书的付梓为起点，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畏艰险，继续努力，精益求精，多出成果，在史学研究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张旭华

2018年9月27日于郑州大学

绪论

第一节 问题所在与选题意义

一 问题所在

东汉中期以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政治斗争愈演愈烈，特别是黄巾军大起义引发整个社会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当各路诸侯讨伐董卓失败以后，全国出现了很多新的割据政权。^[1]他们相互兼并彼此攻伐，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情形之凄惨，人们通过曹操的《蒿里行》至今仍能感受到。^[2]但同时，这时期英雄与枭雄竞相跃上历史舞台，他们不论是征战沙场还是帐内谋划，不论是败者的慷慨赴死，还是胜者的引吭高歌，无不演绎出一部部或悲凉或豪迈的历史剧，也时常引发后人的敬慕之情和叹惋之声。公元220年曹操之子曹丕以“禅让”取得政权，在洛阳建立魏国，至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265年）退位为止，曹魏共计存在40余载；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63年曹魏大将邓艾攻入成都，蜀汉灭亡；孙权于229年在南京建立东吴政权，280年被西晋灭亡。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元年（265年），以禅让方法取得了曹魏政权，其后晋元帝司马睿南迁，至晋恭帝司马德文元熙二年（420年）禅让给刘裕为止，两晋政权历经150余年。

由于曹魏政权被视为正统王朝，本书以“魏晋儒家教化研究”为题，尝试考察这时期的儒家思想究竟发挥怎样的教化作用。实际上，在魏晋统治的200多年时间里，与儒家教化相关的学术问题非常多。比如，皇帝颁布的教化诏令都涉及哪些内容？它们对于历史发展究竟产生过怎样的影响？祭祀礼仪是封建社会神人沟通的宗教信仰，也是儒家教化的重要表现。那么在祭天礼仪方面，魏晋时期怎样宣传当朝对于天的精神崇拜，这种宇宙思维模式对于上层统治阶级以及整个社会又起到怎样的教化作用？皇帝宗庙不仅仅是告慰祖先的祭祀场所，还是与祖先的交流平台，追思他们的英雄事迹，能够促使子孙们勇敢地面对自然界和当时的种种挑战，在精神上获得祖先的护佑以后，在理性上得到回归并产生儒家教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在祭祀自然界神灵尤其是山神河神方面，曹魏和西晋时期又是怎样延续汉文化的传统礼制的？当东晋政权南渡以后，祭祀的山神河神又有哪些新的变化？魏晋时期非常重视孝行孝德，那么“孝”在这个时期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人事之间有怎样的选择取舍，又如何推广孝行教化促使社会朝安定和谐的轨道发展？“举孝廉”原本是汉武帝拟定的选官方式之一，它注重发掘地方乡里的孝子和廉洁之士，并作为国家选用人才的道德标准，还可以间接改良民风与建构良好的社会秩序。那么魏晋时期，这些又有怎样的发展变化？此外，这时期还盛传超自然的宇宙观，也就是孝子的行为能够感动天地改变时令节气，以致发生了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反映出怎样的“孝”与政治哲学的教化思想？魏晋时期还注重丧礼与社会教化问题，曹操就曾经颁布过著名的“遗令”，不实行“三年之丧”和随葬珍宝金银等，这体现出曹操怎样的生死观，是否有现实意义？这种丧葬从简对于曹魏诸帝又将产生怎样的教化影响？西晋建国以后为什么恢复“三年之丧”的礼制？特别是丧礼实践与中正清议对于整个社会产生了怎样的教化寓意？魏晋时期的家庭、宗族乃至女性，依然是基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母亲对于子女的社会教化产生很大影响，在孝的伦理价值观的引导下，这一时期女性地位有所提高，那么其有怎样的时代特点？魏晋时期非常重视教育，实际上教育与教化相辅相成，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都能起到改良社会教化庶民的政治作用。那么魏晋时期的教育与教化拥有怎样的时代特点？……

虽然上述问题不能涵盖整个魏晋时期的儒家教化，但至少可以从几个侧面揭示相关历史现实，对于了解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治国理念，以及针对庶民阶层的社会教化都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甚至能够为当今社会的和谐稳定乃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伦理价值观念和历史借鉴意义。

二 选题意义

在我国历史学研究领域，魏晋南北朝史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相关论著非常丰富，但综观以往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把目光投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与民族关系等领域；虽说有一些期刊发表过魏晋教化相关研究论文，却未见以“魏晋儒家教化研究”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著作也非常少见，本书将聚焦于此。

关于“教化”概念，朱克良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教化，是一个大教育概念，它从属于政治思想，是一种特殊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术。古代统治者调动政治的、道德的、礼仪的、宗教的、风俗的、教育的等各种手段，影响人们道德心理的形成，以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3]詹世友认为“教化”“在中国古代通常是指一种政治伦理措施……统治者施行百姓则仿效之，以建立一种清明稳定的社会秩序”。^[4]黄书光认为儒家教化以人性论为基础，不同时期儒家人性论虽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甚至甲论乙驳各执一词，但其要旨都是因时变革，以便更好地论证人伦教化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强调道德本性乃儒家教化思想的共同特征。与道德本性论相契合，儒家追求的理想社会秩序，即是以血缘家庭和家族为基础的伦理政治社会，崇尚政治道德化和法律礼教化的社会理念，其教化重心在于个人的道德修身和名分自觉，提倡“义利之辩”，向往“内圣外王”，力图以道德人格“化民成俗”，使社会历史沿着儒家期望的“温饱”→“小康”→“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迈进。^[5]曹影先生认为教化既是一个政治概念，又是一个德治概念，更是一个社会化的概念。^[6]李学娟认为教化的实质是一种辅政措施，教化实施的过程，就是统治者本着相应的教化标准，利用刑罚、监察等强制手段打击反动势力、革除恶俗陋习，利用道德、礼仪等温和手段规范人们的行为、培养“良风美俗”的过程。^[7]江净帆先生在《“教化”之概念辨析与界定》中，将教化与教育进行区分，认为教化既是教育学概念，又是伦理学、政治学概念，而教育则仅仅是教育学概念。虽然“教化”一词现在并不常用，但在古代却比“教育”一词更为流行。尽管“教育”一词出现得很早，但“教化”与现代的“教育”词义相近。由于教化含义的多样性，其更符合我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政教合一、伦理为本。^[8]因此魏晋时期的儒家教化是统治者根据“以孝治天下”的基本教化标准，运用政治、礼仪、教育等温和手段规范人们的行为，培养良风美俗，再运用选官、考课、巡行、法律等强制手段打击反动势力，革除恶俗陋习，使以“孝”为核心的封建伦常自上而下推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目的。

由此可见，“教化”的含义非常广泛，可以说它的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儒家教化”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政治理念和精神诉求。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阶段，如果能够从上述问题中，寻找到重要的研究思路，将可以更加客观地剖析这段历史时期的儒家教化特点，并为当今社会提供重要的伦理价值观念和历史借鉴。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近二十年来学者们逐渐把目光投向“教化”这个研究领域，主要从社会史、思想史、教育史等不同视角，开始探讨相关问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成果也越来越丰富，而且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下面笔者将就近年有关魏晋教化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学术史回顾。

一 以魏晋教化为主题的论文论著综述

有关魏晋教化的论文主要有以下几篇。谢长法的《魏晋时期的家庭教育与社会教化》对魏晋时期家庭教育兴盛发达的动因以及相关内容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得出家庭教育乃是这时期社会教化的重要方面的结论。该文认为，魏晋时期是门阀世族社会，众多的世家大族以门第标榜，并以文化传承形成一定的家学，世代相传的家学又成为世族兴起和维系其地位的必要条件，因此各大族中累世学业相袭的现象十分普遍，从而成为家庭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因。直接促进家庭教育兴盛的原因，则是官学的衰落和私学的繁荣。私学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活跃并居于主导地位的教育形式。此外，九品中正选士制度的实施，也对家庭教育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在谈到魏晋时期家庭教育的内容和特征时，谢长法特别提到了家诫的流行及其教化功能，认为“家诫”对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各种思想观念向民间普及和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家庭教育作为维系教化的重要形式的地位。该文作者对魏晋时期家庭教育兴盛发达的原因的剖析简明深刻，对于整个魏晋时期的家庭教育的内容和特征做了粗线条的描述，^[9]使读者对这时期家庭教育在社会教化中的地位可以有全新认识，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为本书的基础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

沈宏格的《晋代孝道教化的实施及启示》一文，分别从政治、文化、教育、法律等多个角度，分析了晋代“以孝治天下”的施政纲领，在稳定社会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指出孝道教化的实施途径主要有四：第一，天子行孝，率先垂范；第二，以孝品才，以孝驭官；第三，以孝施教，以孝化民；第四，纳孝于法，以法彰孝。这不仅为构建晋代教化实施的途径提供了线索，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晋代孝道教化由上及下的传播普及和实施路径。^[10]但该文很少言及与官员教化密切相关的考课问题，这点尚需进一步探讨。

陈丽平的《〈列女图〉的流行与汉魏六朝女性教化》认为，《列女图》在儒家教化体系中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将魏晋时期的教化研究引向了更为深入的领域。该文从《列女图》绘画题材创作蔚然成风、《列女图》题材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以及贵族、皇室女性对《列女图》的珍重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刘向的《列女图》产生以后，从两汉到六朝，《列女图》在传播女性道德价值观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通过庙宇、祠堂墙壁上的《列女图》等，通过流通的各种形式的《列女图》，《列女传》树立的女性道德价值观深入人心。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女性而言，《列女图》所起的作用甚至比《列女传》更大，因为此时《列女图》的教化作用是脱离了《列女传》的文字独立完成的，这些信息为我们了解两汉六朝时期女性接受道德教育的途径与内容提供了重要线索。^[11]

谢莺的《两汉时期“教化”到魏晋时期“名教”的演变》，以“教化”概念为研究点，试图从概念史的角度探究教育的变迁，以丰富人们对教育概念史的认识。她分析了“教化”概念演变成“名教”概念的过程，又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礼教与皇权过于紧密的结合、选官制度的弊端、教化实践的偏差，以及对察举缺乏严格的审查制度五个方面，分析了概念转变的原因。文章指出，魏晋时期是继战国之后第二个礼崩乐坏的历史阶段。汉末各割据集团在争夺政权的过程中都打出了“名教”的旗帜，但其目的不是真正推行儒家教化，而是利用名教牟取政治利益、诛除异己，“名教”是他们的篡逆工具。魏晋标榜“以孝治天下”，曹操以“不孝”的名义杀孔融，司马昭也是以“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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