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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儒学论丛(2019 年第1 期/总第7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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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国际儒学论丛(2019 年第1 期/总第7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孙聚友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6-01

书籍编号:30593919

ISBN:978752014982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37951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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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


主   任 张述存


副 主 任 王兴国 王志东 袁红英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庄维民 孙聚友 李述森 李善峰


    杨金卫 张卫国 张凤莲 张清津


    郝立忠 秦庆武 涂可国 崔树义


主   编 孙聚友


执行 主编 石永之


编辑部主任 石永之


编   辑 李 玉 李文娟 郭 萍

International Tribune of Confucian Studies Editorial Committee


Director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Zhang Shucun


Vice-Director of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Wang Xingguo;Wang Zhidong;Yuan Hongying


Editorial Committee Member:


Zhuang Weimin;Sun Junyou;Li Shusen;Li Shanfeng;


Yang Jinwei;Zhang Weiguo;Zhang Fenglian;Zhang Qing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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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n-chief:


Sun Juyou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Shi Yongzhi


Director of Editorial Office:


Shi Yongzhi


Editorial Office Member:


Li Yu;Li Wenjuan;Guo Ping

儒家思想


中国经典文献的哲学诠释语境[1]


〔美〕安乐哲 著 张倩茹 李文娟 译[2]


摘要中国古代经典以整体、审美宇宙论为诠释语境,传统中国哲学持续调节社会处于最佳状态,并使人类活动能够在构成家庭、社会、文化、自然和宇宙环境的关系模式中卓有成效地相互融合。以《易经》为例,《大传》通过艺术性的哲学术语造就了《易经》与早期中国的自然宇宙观,并指导我们如何智慧地践履生活,从而优化这个自然与人类不可分割、相互塑造的世界。中国经典文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互系性思维,强调万事万物之间的内在关联,不同事物互为主体与客体,塑造和被塑造也都是连续的过程。中国经典文本从生命关系的首要性和它所预设的连续性出发,来理解诸如天人、阴阳、知行等相对概念,这种道德宇宙观不同于内外二元论。


关键词中国经典文献 哲学诠释语境 互系性思维 道德宇宙观


一 方法和语境的互系不分


提到“方法论”,我们通常会将之与理性而系统的哲学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不过是运用在特定领域或学科中的形式原则或理论程序。譬如,在哲学中,我们将苏格拉底辩证法称为一种方法,一种分析、解释学或现象学方法。然而,司空见惯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经典以整体、审美宇宙论为诠释语境,而熟知的二元论却将理论与实践、正式与非正式分离开来,两者看起来“水火不容”。的确,这些古代经典以实践为出发点,把理论视为实践自身的内在特征,而不从分析层面上理解,这对理论化的二元论提出挑战。为了跳脱二元论的局限,这种思维方式必须考虑到实践所伴随的独特性与不确定性。我们会看到,中国古代哲学家如何运用过去的理论工具,在实践自身的语境中展现更高效、更富有智慧的一面。


在哲学家们的辩证争论之间,葛瑞汉(Graham,A.C.)发现了一组对立观点:有人寻求思想的终端,问着“真理是什么”;有人则完全相反,想要达成新的共识,问道“前路在何方”。[3]由于“方法论”一词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思考方式——也就是说,将“方法”一词视为“方式”,视为“理性”,视为“思考”,因此,对中国哲学文本所特有的“方法论”所做的任何探索,都必须去关注其惯用的关联组合方式、关联词或类比思维,以此语境作为整个文本意义的来源。


在本文中,我想试着回答这个问题:这些中国经典文本是如何“做”哲学的?我们将会看到,传统中国哲学持续调节社会处于最佳状态,并使人类活动能够在构成家庭、社会、文化、自然和宇宙环境的关系模式中卓有成效地相互融合,进而为人类的繁荣做出贡献。


二 中国经典文本哲学思维中的“方法”与“方法论”


在中国思想史的阐述中,道家和儒家的经典同样重要,它们也常常被当作中国早期哲学思维的文本证据。或许,就历代中国学者的受追捧程度和中国人自我理解的影响程度而言,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文本能与《易经》相媲美。《易经》的重要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明确定义了一种宇宙论,而这种宇宙论通常被默认为中国经典的诠释语境。《大传》通过艺术性的哲学术语造就了《易经》与早期中国的自然宇宙观,其主线是不断变化的世界与人类行为之间逐渐形成的不断优化的和谐关系。


《大传》起到从根本上规范和规定的作用。它旨在探讨生命中最为紧迫的问题:我们如何智慧地践履生活,从而优化这个自然与人类不可分割、相互塑造的世界?在分析《大传》这份深奥而晦涩的文本时,裴德生(Peterson,W.J.)坚持认为:“在中国传统宇宙观的构建及人类与宇宙关系的认知上,《大传》无疑是两千多年来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4]夏含夷(Shaughnessy,E.L.)在根据马王堆考古资料重新翻译《大传》时,呼应了裴德生对其重要性的评估。他指出:“在构成中国哲学体系基础的思想当中,《大传》的世界观最为复杂(自然也最为微妙)。”[5]


作为一个文本,《易经》在现世的世界观中本身就被视为一种范例。裴德生继续指出:“易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宇宙一体共存,易也正是因此而尽其用。”[6]对于这一点,《大传·系辞下》本身也清楚申明: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正如裴德生指出的,作为经验领域的一个独特议题,《易经》“再现了天地关系以及运行过程”,从而使人们能够理解宇宙的运行。换言之,当我们从过程宇宙论出发来反思相互作用下的“事件”(而非各自独立离散的“事物”)的本质时,这些独特议题与其所属整体之间的关系则促使我们对始于预设相关性的世界体系进行全息理解。这些重重叠叠的关系构成一个又一个的事件,延伸到宇宙最远的地方,从而相应地将宇宙投射在了每个具体的现象当中。《大传》揭示出宇宙形成、发展、变化的动态性质和规律,那些富有理解力和洞察力的人们由天道推演人道,进而得出解决问题之道。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系辞上》)


三 葛兰言与李约瑟的互系性思维


我们可能会转而关注葛兰言(Marcel Granet),他最初提出声明,早期中国宇宙论以《大传》的语言为基础,它为早期经典文献的阅读和运用提供了诠释语境。葛兰言在这些文本中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一些汉学家和比较哲学家将之称为“相关”、“类比”、“联想”或“协调”思维。李约瑟(Needham,J.)受葛兰言思想影响极深,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起点,可以持续反思“互系性思维”这一概念的意义所在:


许多现代学者——卫礼贤(H.Wilhelm)、埃伯哈德(Eberhard)、夏白龙(Jablonski),最重要的是葛兰言——已经指出我们需要具备的思考方式,即“关联性思维”或“联想性思维”。这种直观-联想系统有其独特的因果关系与逻辑。它并非迷信或原始信仰,而是一种独特的思想形态。卫礼贤将其与欧洲科学的“从属性”思维特征进行了对比,后者相当强调外部的因果关系。在关联性思维中,概念并非互相包含,而是在某种模式下并存。同时,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并非通过机械的因果关系,而是通过一种“感应”方式。[7]


李约瑟用“其独特的因果关系与逻辑”来描述这种互系性思维,将其视为“它自身的独特思维形式”,并启发我们思考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就像爱丽丝走到镜子的另一端。他与我们分享了一个摇摇欲坠的世界,这个世界已经远远抛下了我们所深信的合理结构的稳定性:


中国思想中的关键词是秩序与压倒一切的范式(或曰“有机体”)。代表性的关联或对应都构成了某种宏观范式的组成部分。事物以特定的方式展开,并非一定由于其他事物此前的行为或刺激,而是因为它们在不断变化循环的宇宙中的地位,这使得他们被赋予了一种内在性,从而导致其发展方式成为必然。如果不以这些特定的方式展开,它们就会失去在整体当中的特定地位(这造就了它们),而不再成为其自身。因此它们的存在依赖于完整的世界有机体,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大多并非通过机械的因果关系,而是通过一种神秘的相互感应。[8]


在本章中,我将试图提炼葛兰言与李约瑟关于这种关联性思维方式的独特观点,并在此过程中以更为熟悉的关联性思维来展现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C.S.Peirce)提出的“溯因推理”,去揭开这个假定世界的神秘面纱。事实上,当另一位实用主义者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将实用主义方法简单描述为询问“它有什么作用”时,皮尔斯则认为“从事哲学”应当是一种富有想象力和实验性的思维方式,它旨在通过建立智慧生活的能力来优化人类的生活体验——这种认知立即与古代中国经典产生了共鸣。


我还希望说明的是,我和郝大维(David L.Hall)之所以在进行中国哲学的诠释性研究时引入“语境化方法”这个新术语,是为了向“互系性思维”的本体论基础提供一个足够广泛的解释,因为它在早期中国宇宙论中意义重大。我想论证的是,基于我们人类具有情景化艺术的能力——参与到“语境化艺术”中去——这才使中国早期宇宙论的圣人们在情景化艺术中找到重要生成与规范性的角色。的确,人类通过智慧生活参与了宇宙意义的建构,正是这种智慧生活角色和责任构成了普遍的“角色伦理”的基础,所以我把“角色伦理”看作这个哲学传统的一个特质。


李约瑟用以下语言描述了人类和宇宙秩序的出现:


社会和世界秩序并非建立在理想的权威上,而是建立在交替责任的概念之上。道是这种秩序的总体称谓,它统摄一切,构成了万物之间的联系网。它并非创造者,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被创造出来的,世界本身也不是被创造出来的。智慧随着不断增加的关联性而得以成立,中国的理想社会则与上帝或法律均全无关涉。[9]


正如李约瑟所指出的,任何特定事物的独特性与存续性都在于它对于其他相关事物的补足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早期的中国宇宙论是一种唯美主义,是生命关系首要性的必然结果。从这种怀特海式意义上来说,中国宇宙论之所以设定为审美的而非理性或逻辑的秩序,是因为它持整体的、包容的态度,而不是还原论的。[10]这意味着,在没有任何单一特权秩序占主导地位的典范式宇宙秩序中,所有事物都毫无例外地参与着“社会与世界秩序”的形成,并在生成其他事物时相互合作。“一”与“多”——作为不可概括的整体和构成它的无数事物的无限的道——仅仅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


葛兰言以这种“方面”式的语言作为表达方式,认为往昔的事物实际上都是构成连续性、扩展性事件的生产关系的动态集合:


中国人并不注重对现象顺序的延续,反而更注重事物不同方面的交替。在他们看来,如果有两种事物存在联系,那么它们并非通过因果关系相接的,而是如一体两面般互为对偶,或者用《易经》中的内容比喻,如声与回声、光与影。[11]


在此,葛兰言对于利用如阴阳、道德、有无、变通、天地、天人、体用、礼乐、心神、精神、仁义等通俗词语来表达的事物的“对偶”进行了思考。例如,“有”与“无”都是非分析性的方面,我们必须依赖于这些“方面”来恰当地阐述构成了连续生命体验的事物与事件的不断呈现。这一兼包体用的过程需要一种动词性的解释性语言来具体说明这种不可避免的转化过程。


“道”,作为一个杂乱无章的场域的“统称”或“客套”的名字,这种“风格”折射出其暂时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特征,它始终是缥缈不定的,根据叙事人的需要,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都会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和价值。圣人对“道”的取向,以及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成就生命的智识行为产生着决定性影响。


鉴于中国早期宇宙论始于生命关系的尊崇和内在关系的信奉,我们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去理解:在这个宇宙论中,“知”并不局限于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理论把握,它同样着力于获得智慧,从而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一个理想世界。万物并非离散而独立地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地构成了我们共同的生命体验,其中也包含了往圣先贤的叙述,他们覃思天道,在这个富有意义却不恒常的世界的发展演变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李约瑟通过葛兰言的表述再次向读者生动地描述了一幅陌生的宇宙论图景,以作为阅读中国传统文献时不可或缺的理解语境——不仅说明了这种宇宙论的内涵,更强调了其外延与意义边界:


因其自性与随之产生的内在驱动,这个自生的宏大有机体的各个部分自发地在整体的循环中发挥作用,这种现象通过共情与相互依存的灵活机制等理想模式体现在人类社会当中,它无法通过强制命令,也就是法则而产生……因此,这种现象绝非机械、定量、强制或外界强加所能产生,秩序在这里战胜了法则。[12]


李约瑟以“交替责任”解释了万物均具备“一种内在驱动”及其“相互的关联统摄一切”,为阐明其意图,我们必须首先探索其内在关系学说或其整体的“逻辑”与“因果关系”。这种内在的、本质关系的概念使我们将创造性的发展理解为一种空间意义上的持续增长,这无疑挑战了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的明显区隔。


四 “事物如何结合”:关于内在本质关系的学说


葛瑞汉在阐明与中国宇宙论相关的“关系”的含义时,指出一个重要的模棱两可的话,稍有不慎,就会模糊我们对关系性的理解,这与葛兰言的观点不谋而合:


至于“关系”,无疑是中国思想论述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这给西方人的印象是事物之间的关系比事物的性质更为重要,但他们关注的是具体的模式,而不是从中抽象出来的关系本身……[13]


早期中国宇宙论设定了一种内在关联学说,它由“事件”模式构成,而不是一种仅仅结合了分散、独立的“事物”的外部关系概念。此处我们可以引用彼得·赫肖克(Peter Hershock)的观点,他针对这些内在的本质关系提出一种直接而令人信服的解释,以驳斥长久以来存在的一个认知问题,即认为世界是由离散的“事物”组成的:


独立的主体与个体只是抽象的产物……我们所指称的“事物”——无论是山脉、人类,还是历史等复杂现象——都只是相对稳定的价值观或关联(“事物”)的经验性的结果。与常识相反,它们并非自然产生的现象或“事物”。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物体只是关系的一种常见表现方式。[14]


彼得·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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