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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欧文·戈夫曼与情境互动论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王晴锋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9-01

书籍编号:30593953

ISBN:978752015646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64408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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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开创了“微观社会学的帝国主义时代”。作为一位冷峻的社会观察者,戈夫曼通过剖析形形色色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和自我呈现来探讨微观互动结构及其秩序。在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里,戈夫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式和写作风格,他广泛受到崇敬,然而却难以被模仿。[1]自从“二战”以来,很少有社会学家像戈夫曼那样被如此广泛地阅读,他的读者除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之外,还包括非专业性的普罗大众。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之外,关于面对面互动系统的普遍性描述无人能够与戈夫曼比肩。[2]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戈夫曼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少,而且不断地扩展到新的研究领域。例如,2014年,国际著名的社会学专业期刊《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第一期推出研究戈夫曼的专辑,除了探讨其生平以外,还再现了一些经典的研究主题,诸如性别与女性主义、情感以及精神病院等。[3]随着当代社会学开始关注时间、场所、情感、身体、过程以及偶然性和突生性等议题,人们也不断地从新的理论视角解读戈夫曼。


包括芝加哥社会学派在内的美国早期的社会学研究深受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影响,因而具有强烈的社会心理学色彩,这种社会心理学取向甚至被视为社会学的基础性构成。戈夫曼关于微观人际互动的研究也打上了米德的烙印,他曾明确说自己从事的是一种“具有米德式社会心理学色彩的都市民族志”。[4]戈夫曼在分析互动秩序时,埃米尔·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社会学的仪式观念是他重要的学术思想来源,迪尔凯姆关于原始宗教的讨论被解读成“恭敬”(deference)与“风度”(demeanor)。[5]戈夫曼关于互动系统的形式化分析无疑也受齐美尔影响,譬如,他关于“理想领域”(ideal sphere)的观念即来自齐美尔。[6]1974年,戈夫曼出版了皇皇巨著《框架分析:论经验组织》(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自此,有些学者倾向于认为他是结构主义者,并对早期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1956/1959)等著作进行结构主义式解读。[7]然而,戈夫曼明确否定他有结构主义取向。[8]尽管如此,西方学术界仍然不乏有人将他与结构主义扯上关系。大体而言,戈夫曼的社会学研究具有某种功能主义的传统,他“处于迪尔凯姆的功能主义传统之中”,是“更具有经验主义取向的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9]


戈夫曼还被很多人视为符号互动论者,这在其学术生涯初期尤为如此。[10]然而,这种划分或解读往往显得较为含糊。譬如,马尔科姆·沃特斯(Malcolm Waters)承认将戈夫曼划归为符号互动论者存在争议;[11]而美国社会理论家和文化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则似乎更愿意将戈夫曼的理论归为一种“互动论取向”。[12]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和50年代初,戈夫曼求学于美国社会学重镇芝加哥大学,这段经历使他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符号互动论的影响,但是他有意识地与符号互动论保持一定距离。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戈夫曼与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等符号互动论者并没有深入、频繁的学术接触。而且,布鲁默还曾批评戈夫曼的研究忽略微观层次的活动所嵌入其中的宏观世界。[13]事实上,戈夫曼很少援引符号互动论者的观点,即使有的话,也很少是以赞同的形式出现。他拒绝承认自己是符号互动论者,当然他也拒斥“常人方法学者”或“结构主义者”之类的标签。在戈夫曼的社会学研究里,经常使用的是“面对面互动”“策略性互动”“仪式互动”等表述,而不是“符号互动”。戈夫曼的学术旨趣在于通过研究日常生活中个体之间的微观互动过程及其潜在的作用机制,从而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框架。为此,他在思考和探索社会生活世界时使用了许多隐喻,诸如拟剧、仪式、游戏/博弈、(动物)行为学(ethology)等,这也是戈夫曼社会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戈夫曼还创造了大量学术用语,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思维工具,它们包括:印象管理、角色距离、全控机构、互动策略、公共行为、互动秩序、礼节性忽视、互动仪式以及初级框架、次级框架等。社会生活的现实是由围绕在个体身上的“此地”以及他所呈现的“此刻”所构成。[14]戈夫曼关注社会互动的行为规则,认为关于互动的研究不能忽略“社会情境”,而且情境性互动系统中的个体亦受“互动道德”支配。[15]“互动”和“情境”构成了戈夫曼社会学的两个基本要素,正因如此,我们以“情境互动论”来概括戈夫曼社会研究的理论范式。


在“情境互动论”这一理论框架下,戈夫曼研究了诸多不同的主题。印象管理是戈夫曼拟剧论的重要内容。互动中的个体为了各种真实或想象的他人而表演,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专注于身体,通过审慎的言谈举止、衣着打扮呈现出理想的身体,以期创造出希冀的自我形象。在戈夫曼那里,身体是意义之构成,而由外表维系的意义通常是不稳定的,因此它需要不断地通过身体管理进行维护。与身体管理相关的且贯穿于戈夫曼研究之始终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自我。类似于米德早期的思想,戈夫曼亦认为,自我处于互动的进程之中,并通过互动得以持续不断地完成。但是,戈夫曼的拟剧论没有将自我简化为面具,自我既是情境化的产物,亦会出现抗争。也就是说,自我是多重的,它兼具情境性与能动性的特征,而且个体所经历的特定类型的道德生涯包含了一系列自我观念的变化。拟剧论的基本特征是区分了“作为表演者的自我”(self-as-performer,actor/player)和“表演出来的自我”(self-as-performed,character/role)。而展演性自我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作为能动者的自我和情境化的自我。它假设自我源自个体对外部世界的参与,自我在本质上是社会的产物。戈夫曼笔下的自我不是虚无的,否则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中的自我无须忍受各种屈辱,自我在日常互动中也大可不必竭力捍卫属于自己的领地。戈夫曼的这种双重自我观类似于米德的“主我/宾我”(I/Me)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是将米德的自我观具体运用于共同在场的互动行为分析。[16]日常互动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拥有“自我的领地”,[17]而每一个自我的领地都有请求允许进入的方式。在戈夫曼看来,个体行动者的无意识是无法祛除的,因为从根本上而言,它不是一种个体性的基质,而是社会本身的结构性基础。就此而言,戈夫曼的自我观甚至比弗洛伊德更为激进,他对自我的论述开辟了另一条关于现代社会的批判路径。


戈夫曼关于全控机构和精神病人的研究也与情境互动论密切相关。1954年至1957年,戈夫曼在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下属的“社会环境研究实验室”担任访问研究员。其中在1955年至1956年,戈夫曼对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住院病人的社会生活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参与式观察,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是《收容所:论精神病人与其他被收容者的社会情境》(Asylums: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1961)。[18]在该书里,戈夫曼以精神病院为原型充分探讨了“全控机构”这一理想类型。戈夫曼认为,个体被贴上“精神病”标签的外在表征与其说是某种“疾病”,不如说是特定的行为类别,但它们通常无法被公民社会容忍和接受。由于共同体成员感受到破坏规范的威胁,因此他们做出各种反应,试图将这种越轨行为及其施行者从日常生活中清除出去,精神病院等机构便起着这样的监管作用。在戈夫曼看来,无论精神病人内部的社会生活多独特,从社会控制的意义上而言,精神病人与其他社会共同体之间并无本质性的差别。大体而言,戈夫曼从微观情境、互动秩序与社会控制的角度分析了精神病和精神病人的社会位置。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社会逐渐经历了精神病治疗的去机构化过程,最终使病人脱离机构化的治疗环境,转而接受社区治疗服务,这实质上也意味着对精神病人的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戈夫曼的《收容所》对这一社会进程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它改变了人们关于精神病院的认知,促成公共革新的舆论,最终推动精神健康政策的社会变迁。


谈话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互动类型。传统的语言学分析表明了人们如何诉诸潜在的语法、语境以重构不完整的或混乱无序的语句之表层语义。语法限制着语句的含义,语法规则起着表层意义之条件性语境的作用,它既是重构的资源,也是评估的标准,任何事件都受互动语境的制约。在《谈话形式》(Forms of Talk,1981)一书里,戈夫曼将镶嵌性的谈话过程描述为一种“生产格式”,[19]其矛头直指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ks)等人的会话分析学(Conversation Analysis,CA)。[20]戈夫曼从情境互动论的视角对会话分析学派进行批评,而会话分析学者的反驳是在戈夫曼辞世之后进行的。戈夫曼认为,高度依赖可转录性语句对谈话进行的语言学分析只能提供迂腐呆板的观点。[21]他的谈话分析主张考虑行动者在互动系统内外可获得的各种信息源,认为那些细微的、得体的姿态是面对面言语互动的润滑剂。戈夫曼指出了激发(animate)口语的三种方式,分别为记诵、朗读和即兴谈话,[22]其中即兴谈话的发声者根据当下言语表达的情境,即时性地编制谈话文本。这是三种不同的生产模式,每一种都假定了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特定关系,并确立说话者的立足点。这三种形式之间的转换或“生产转移”意味着说话者“话头”(footing)的变化,也即说话者的自我通过言行呈现出多重意义。在戈夫曼看来,话头是关于自我的投射,在《电台谈话:一项关于语误方式的研究》(Radio Talk:A Study of the Ways of Our Errors)一文中,他详细分析了关于文胸的广告如何表达出多种自我与身份,诸如听者的朋友、男性、唱片骑师(DJ)以及推销员等。[23]由此,戈夫曼试图表明自我的结构和言说式互动的结构之间存在着功能关系。戈夫曼也对谈话进行了框架分析,其基本的分析工具包括框架的“转换”(transformations)及其两种基本形式:“调音”(keying)和“编造”(fabrication)。有些学者对戈夫曼的谈话研究持批评态度,认为它背离了其早期关于面对面互动的解释框架。例如,安妮·罗尔斯(Anne Warfield Rawls)对戈夫曼的解读将自我与语言、结构/制度秩序对立起来,认为戈夫曼强调构成性的自我以至于排斥其他维度的阐释,并且认为语言的结构性特征具有文化和制度的本源性。[24]


拟剧论的隐喻表明,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然而,拟剧论背后一个潜在的社会学问题在于,倘若人们依照事先安排好的角色剧本行事,那么这些剧本又从何而来?它涉及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戈夫曼的“互动秩序”理论可以对此进行阐释,这也是他毕生的研究对象。在完成于1953年的博士论文里,戈夫曼以互动秩序的阐释作为结尾;[25]1982年,在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ASA)的主席演讲稿里,他再次加以确认并详细进行论述,这可谓善始善终。[26]从本质上而言,戈夫曼的所有著述都是在探讨微观的社会秩序是何以可能的。戈夫曼认为,日常生活中琐碎、杂乱的互动具有组织化的特征,如同社会情境一样,互动秩序也应被视为自成一体的实在领域。微观互动及其特征与宏观结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例如,在焦点式聚集(focused gathering)里,某位参与者的种族身份与另一位参与者的兔唇特征会产生类似的影响。另外,互动秩序又是突生性的。互动秩序内部相对自主的生活形式并不意味着这些形式是宏观现象之某种先在的、根本性的或构成性的形态。[27]因此,戈夫曼的行动-结构理论不是从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互动组织既无法简化为纯粹的个体行为,也无法用宏大的社会结构加以取代。互动秩序对行为的控制不同于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它并非国家强制力执行的结果,而是具有内在的互动规则。由于戈夫曼强调意义、秩序的互动式达成,这使他在一定意义上摆脱了制度性管控的问题,这也是他深入探讨“次级调适”(secondly adjustment)的理论根基。毕其一生,戈夫曼致力于使面对面互动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独立分支,这也是戈夫曼对传统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突破。


本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情境互动论》旨在对“情境互动论”进行合法性的论证。戈夫曼的社会学以微观互动作为研究对象,将情境视为互动秩序的基本运作单元。情境是自成一体的社会事实,它本身构成分析的对象。情境具有外在性与强制性,共享的情境定义维持着现实的一致性,同时它亦是在面对面互动过程中生成的。戈夫曼对公共秩序的研究重点关注情境秩序,互动卷入的形态与分布体现出特定的情境结构。管控个体卷入配置的互动规则丛构成了情境礼仪,它包含着对情境参与者的依附、忠诚和尊重以及对包容性社交场合的承诺。情境互动论是戈夫曼社会学的核心阐释范式,他运用该理论探讨了拟剧论、污名、框架分析、性别设置以及会话分析等。


第二章《自我结构的解析》主要探讨自我这一重要主题。戈夫曼关于自我的论述是以互动秩序为导向的,他真正的旨趣在于自我与互动秩序之间的关系,因此,互动仪式成为维持自我的重要手段。情境化的自我与社会控制密切相关,与之相应的是抗争性自我。总体而言,戈夫曼的社会学中至少存在两种自我观,一种是在论述精神病院等全控机构时表现出来的自我,它是实质性的、主体性的;另一种是在拟剧论中呈现的自我,它是虚质性的、客体性的。这一实一虚共同构成了戈夫曼自我观的内涵。


拟剧论的行动者工于心计,个个是舞台表演的行家和印象管理的老手。拟剧论探讨了自我的呈现及其结构,强调自我是情境的产物,尤其是强调自我作为展演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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