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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互动与调适:一个壮族村落的人口流动与文化变迁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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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分离、互动与调适:一个壮族村落的人口流动与文化变迁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李虎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9-01

书籍编号:30593973

ISBN:978752015455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75618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传统文化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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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欢


知晓壮族并留下刻骨铭心之美好印象,源自童年时在影院里被刘三姐那美妙动听的歌声所打动,被银幕上那青翠秀丽的柳江山水所陶醉。然而,只有在我真正面对来到我面前的第一位壮族博士研究生即本书作者李虎时,方开始了对于壮族历史和文化的直接感悟,并且从见证李虎多年对于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开始,我对于壮族情怀、壮族精神的理解也得以深化。


本书系李虎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完善而成。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走上流动打工之路,学术界关于打工者的研究可谓与日俱增,不可胜数。因此,当李虎提出以壮族打工者为其博士生阶段的研究对象时,我多少有些担心:如何能在这汗牛充栋的研究中创出新意?可喜的是,历经三年多的努力,李虎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如今,学生的大作即将付梓,作为导师自然倍感欣慰!


人类学的魅力正是如此:经由与研究对象日常间的生活,呈现诸如一次餐桌上的参加者、座次、饮食、话题等的平常与特殊之处,从中找到人群背后的社会真相和文化意义。书中,无论是伏台“原空间”中的仪式、家庭、节日与生计,还是因人口的流动而引发的各种变迁,以及在变迁过程中人群或诸多个体在适应面前的磨合,都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面对开放的社会,传统乡村,也就是作者提及的类似“原空间”般乡村中的人群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他们如何应对此种变化。如果说古典人类学家竭尽全力将一个个不同地域被他们视为“凝固”的人群社会文化加以呈现且从中找寻真相的话,那么,现代人类学家则致力于“大洪水”来临之前的种种“救赎”,但他们追寻的目标实质与古典人类学家相同。然而,当代人类学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一区域中一人群社会变迁的描述,这不仅是因为当代社会确实发生着与任何历史时期都难以相较的巨大变化,也是因为人类学家关照人类社会现实的初心不断强化。正如书中所呈现的,一切社会变迁中都会有群体的分离与重组,也会有被人群视为“传统”的事物的分崩离析、消隐或杂糅,更会有面对这一切变化时个体的彷徨、不适乃至争执,作者使用“分离、互动与调适”作为本书研究的基调,正是如此,更是恰如现实。


本书作者不仅坚守人类学的田野传统,也继承了材料呈现与语言表述上人类学的看家本领:一个个故事,一处处细节,一段段观察,一番番对话,一道道思考与讨论,无不体现出人类学味道。读它,中国的一个个乡村就闪现在脑际;细读它,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变迁俨然就在眼前。


李虎生于壮乡,自幼在壮族山乡文化熏陶中成长,同时也在社会化过程中更深地融入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他的研究以其家乡广西马山伏台为田野点,从“原空间”出发,全面梳理地方、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而以主要篇幅剖析伴随着人口流动而出现的壮族乡村人口生存空间的拓展,以及他们在新空间的落足、适应与发展。李虎还注意剖析壮族文化如何伴随着人口持续不断地向外流动,与汉族文化既碰撞又交融,同时指出壮族传统文化既成为维系外出者与留守者关系的重要纽带,也是缓解农村走向解体的根本保障。


熟悉的乡情与专业的学识相互融合,使李虎的研究既凸显壮族传统习俗、民间信仰等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又注意通过扎实的比较研究点明壮族与汉族人口流动在动因、方式等方面的相似之处及缘由。毕竟,同生活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同谋发展于广袤的中华大地,各民族的所思、所想、所历、所求,自然呈现诸多共享、共有、共治、共得。


“歌似滔滔柳江水,源远流长永不断!”壮乡歌仙刘三姐的歌声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璀璨瑰宝传遍四方,祝愿包括本书作者李虎在内的诸多壮乡优秀青年学者也以其步步深化的研究为中华民族的学术百花园增新光,添异彩!

绪论


壮族作为国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因其具有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长期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当前有关壮族的研究愈发系统、成熟。学界的另一个研究热点——“人口流动”及“流动人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一直备受瞩目,至今相关研究方兴未艾。然而,目前将这两个主题交叉融合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书力图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一个壮族村庄的人口流动为研究对象,揭示壮族人口流动的某些特质,以及因人口流动引发的人口、信息、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对流出地文化及村落社会的影响。绪论部分拟先说明本研究的选题缘起和田野点选择,评述研究现状,介绍田野过程和研究构架,以展示研究的目的、意义与整体构想。


一 研究缘起


在我五六岁时,父亲即外出务工(当时称“搞副业”);我升入初中后,父母双双加入赴海南海口种菜的队伍中,直至今日。其间,身边的兄弟姐妹、亲朋邻里,纷纷背井离乡跨入赴广东打工的行列,或弃田外出,或弃学(甚至辍学)而去。而自己也开始从村里的小学,到村外的完小,到镇上的初中,再到县里的高中,以及区外的大学……十余载寒窗苦读,一步步走上外出求学之路。蓦然回首,家乡的很多亲人依然在外出务工的潮流中打拼,能够通过求学走出乡村者凤毛麟角,更多的人仅初中毕业甚至肄业便外出打工。打工文化已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个人成长过程的必需经历,甚至成为人生的一种通过礼仪和村落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模式。一系列的问题由此而生:什么动力驱使那么多人别妻离子、背井离乡到城市务工?这些人在城市中过着怎样的生活?打工对村落社会、个人及壮族文化到底产生什么影响?两种空间下的人们如何应对长期分离带来的诸多问题?打工潮影响下的村落和务工者将走向何方?等等。作为家乡培养出的唯一博士,我对这些问题展开探索义不容辞。我虽然未曾亲自实践打工,但体验过种菜的艰辛;虽然没有经历打工,但生活中从来没有离开打工。我在求学过程中的生活保障,依赖的正是父母艰辛种菜和兄弟姐妹们辛苦打工所获取的血汗钱。大学至今,每逢寒暑期我都会根据父母的居所和建议,选择回老家或去父母在海口的菜地。


幼年时,我是家乡最早一批留守儿童中的一员,亲身体验长辈外出打工对自己及留守村落的乡亲造成的诸多影响,感受着打工生活和打工文化对村落中的人和社会文化的洗礼;成年后,我是村落中依赖打工收入得以完成学业并走出乡村的一员。这些亲身经历使我更迫切需要为家乡及这群在外奔波的亲人做点什么,而作为清贫学子,唯有记录、思考和写作。这使我进一步增强研究家乡壮族人口流动现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更重要的是,中国城乡人口流动不断加剧的社会现实和学术研究的现状,使这一主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当前“外出务工”已然成为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无论是中国农村自身的发展、建设和管理,还是学界关于中国农村的研究,都必须关注因大量人口外出务工而对农村本地造成的社会影响及后果。对城市的研究同样需要关注“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等流动人口的话题。因此,“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成为学界、媒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有关务工者的研究、讨论及相关调研报告、政策文件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各个学科也纷纷从自身角度切入流动人口和人口流动现象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人类学、文学、管理学的成果蔚为壮观。然而,当前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尤其是壮族人口流动状况的研究仍略显薄弱:现有研究主要偏重于其在城市(流入地)的生活状况及城市管理策略,尤其是关注其生活适应问题,对流出地的重视明显不足。有限的以流出地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侧重于其经济变化、政治变革及留守问题,而有关少数民族人口流出所产生之文化影响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具体到壮族的人口流动研究,无论是与庞杂的壮学研究成果相比,还是同各学科研究者纷纷参与而产生的众多人口流动著作比较,这一主题的成果都数量不多,既显得零星又缺乏系统性(见绪论之研究现状述评)。因此,对壮族人口流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总体而言,本研究遵循人类学的基本传统,立足于一个村庄,在村庄中开展研究,试图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基于流动人口的特殊性,将视野扩大到村庄外的流入地,探寻流动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的经验互动及文化适应。选择壮乡伏台作为田野点,当然不能仅考虑其是我的家乡,熟悉且有感情便于研究,还需要思索这一村庄及其流动人群所具有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研究主要的田野点——伏台,是一个位于广西马山县西部的壮族村落,村庄中的青壮年几乎全部外出务工,务工人员的类型包括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工厂中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以及城市边缘的代耕菜农。就村庄的人口外流特性而言,其与中国大部分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农村具有相似性,而流动人口中的建筑工和打工仔、打工妹也具有普遍性;然而村庄中壮族文化的特点和代耕菜农的流动类型又使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典型性。同时,田野点所属的壮族乡镇及周边地区的农村普遍存在与其类似的情况,即具有相似的壮族文化背景、大多数人外出务工,且存在前述三种类型的务工人员,而伏台村民则是这一区域中赴海南海口种菜的第一批人,也是较早赴广西南宁和广东务工的人员之一。因此,就特定区域而言该田野点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二 研究现状述评


人口流动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上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长期以来受到历史学、人口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等学科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但各学科研究的侧重点不同,甚至对人口流动[1]的表述不一,但是无不在探讨人口从一个地理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地理区域的原因、特点、规律及其引发的问题等。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信息传递和交通条件的便捷,人口流动的趋势明显加快,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


(一)国外相关研究


流动迁徙在人类发展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而显著的特征。长期以来人口迁徙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迁徙被认为是西方规范人口学中除了出生与死亡之外的第三个研究主题。19世纪末,列文斯坦(E.G.Ravenstein)的《人口迁移规律》[2]一文通常被认为是人口迁移的开创之作。他认为,人口迁移并非完全盲目无序流动,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促使人口流动的原因主要有受歧视、受压迫、沉重的负担、气候不佳、生活条件不合适等,而其中经济因素是最主要的。列文斯坦的这些观点,被认为是20世纪50年代人口迁移“推-拉”理论的主要渊源。


人口学界著名的“推-拉”理论则由学者唐纳德·博格(D.J.Bague)和李(E. S. Lee)[3]等人在列文斯坦研究的基础上完善而成。“推-拉”理论从运动学的观点解释人口流动的动因,认为导致人口流动的动因有两种力量:一种是促使人口流动的力量,即有利于人口流动的正面积极因素;另一种则是阻碍人口流动的力量,即不利于人口流动的负面消极因素。“推-拉”理论提出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移民研究者奉为圭臬,争相使用于不同的人口迁移材料分析中,可谓“长盛不衰”并能“放之四海”。这归功于“推-拉”理论非常聪明地设计了一个简易灵巧的大框架,往里进行实质性“填充”的学者们可以享有非常自由的想象空间。[4]


当然,随着来自世界各地实证材料的涌现,以及移民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细化,“推-拉”理论也受到诸多批评和怀疑。厦门大学李明欢教授曾将这些批评和怀疑归纳为四个方面。其一,“推拉模型”将“迁移”描述成某一群体被动地被“推”、被“拉”的过程,无视移民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其二,“推拉模型”无法回答当原先存在的“推拉”因素发生变化之后,为什么移民行为并不一定立刻终止;反之,在另外的个案中,某些“推拉”因素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移民行为却减少或下降了。其三,在相似的“推拉”因素的作用下,同一群体中有的人走上移民道路,有的人却依然故我,安于现状,原因何在?其四,移民行为完全是“推拉”因素作用下的“理性选择”吗?其中难道不存在偶然的恣意行为吗?[5]因此,20世纪后期的西方移民研究已经很少再简单地罗列各研究对象的“推拉”因素,而是注重分析迁移行为的“推力”或“拉力”的深层次原因,以及“推力”或“拉力”产生效应的具体方式,等等。


随后人口流动也逐渐成为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相关的理论建构颇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刘易斯(W. A. Lewis)的二元经济模式[6]、拉尼斯-费景汉模式(Ranis-Fei Model)[7]、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模式[8]、托达罗(M. P. Todro)人口流动模式及哈里斯(Harris)对其的修正[9]、斯塔克(Stkar)的新迁移经济学理论[10]等。这些模式及理论建构从不同视角解释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的动力、特点及机制。


然而,在诸多国际上较有影响的人口流动和迁徙的模式和理论中,几乎没有看到来自中国经验的研究。这与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尤其是国内的人口流动和移民管理政策密切相关。就人口流动而言,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中国政府长期采用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这一时期,人口流动的行为不切实际,也不具备研究的环境。进入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内人口流动问题日益凸显,相关研究才逐步得以开展。部分外国学者也逐渐加入有关中国乡村向城市人口流动现象的研究中来。不少研究直指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国内人口流动现象,分析其成因、特征和影响;[11]一些研究则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关注女性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12]、社会适应[13]以及对个人的婚姻、家庭造成的影响[14];部分研究成果注意到中国人口流动的特殊政治和社会背景,注重分析地方政府与人口流动的关系[15]、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市民身份[16]、城乡户籍制度的存在与改革[17]。一些学者则关注中国人口流动的回流现象及其对农村的影响。[18]还有的学者则对某一区域的人口流动进行研究[19],或在中国的农村个案研究中涉及人口流出现象的描述和分析[20],等等。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目前在国内比较具有影响力的有剑桥大学爱尔兰籍学者瑞雪·墨菲(Rachel Murphy)的《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21],澳大利亚学者杰华(Jacka Tamara)的《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22]及华裔美国学者张鹂的《城市里的陌生人》[23]。同时,有关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研究开始受到关注,如郭非(Fei Guo)博士对流入北京的少数民族进行研究和探讨;Robyn Iredale、Naran Bilik等人对中国西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进行专题和个案研究。[24]


简言之,随着中国人口流动规模增大和速度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关注中国国内的人口流动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也涉及诸多层面,但在理论深度和研究的系统性上仍有不足,针对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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