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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碎化与整合:中国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葛天任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9-01

书籍编号:30593975

ISBN:978752015598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61644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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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辅文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


本书的出版得到同济大学交叉学科重点项目“大数据驱动的城市交通网络动态监测与综合治理”(16002150007)的资助,特此致谢!

序言


社区研究是社会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也是社会学进行深入的社会探索的最为基本的手段。葛天任博士的《碎化与整合——中国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是一本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基于多年社会调查和观察思考,分析中国基层治理问题的学术著作。对于那些试图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尤其是单位制改革之后,中国基层社会变迁和政策调整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深入的理论观察和富有启发的政策思考。


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作者的一本学术总结,本书收录了作者自2013年以来陆续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围绕着基层社区治理各个相关问题而有序展开。全书正文部分包括十章,从社区碎片化开始,分别讨论了阶层分化、治理结构、经费使用、政策执行、集体消费、治理创新、基层党建、智能社区等重要问题。把各章内容联系起来看,背后还有一个隐含的逻辑,即社区的碎片化带来了一系列治理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国家重新介入社区治理,同时采取了灵活的治理思路,并根据现实情况调整了原来的政策方向,推动了社区走向重新整合。这一隐含逻辑实际上也是单位制改革后,中国基层社区从碎片化到重新整合的实践走向。本书提出的从“碎化”到“整合”,是基于现实治理挑战而做出的政策选择。


此外,本书还深入阐释了两个对于理解基层社区治理问题较为重要的概念:“社区碎片化”与“社区集体消费”。探索“社区碎片化”的时候,本书作者葛天任正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我是他的导师,所以,对此在一起有过很多讨论。“社区碎片化”是用于阐释“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的一种客观结构状态,即在单位制解组之后,社区的空间结构、利益结构、权力结构均呈现碎片化状态,导致了基层社区治理难度增加,同时社区碎片化的深层原因是计划经济单位体制的资源基础不复存在了,因此,简单复归计划经济时期的全面管理模式已经不再可能了。回顾住房商品化改革的历史,完全通过市场化机制并不是解决社区治理的万能钥匙,这也引导我们去探讨另一个概念——社区集体消费。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卡斯特尔曾经对这个概念进行过详细阐释。在用来分析中国城市社区时,我们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转换和提炼。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是,社区服务种类丰富,但大多数属于集体消费,需要政府或者社区自治组织来进行协调或者协商才能够最终完成。


这两个概念帮助我们认识到,好的社区治理需要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多种机制、多种主体共同发挥作用。在中国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大量丰富实践案例中,基层政府的创新动力和做法往往因地制宜,但总体特征离不开四个字“一核多元”,这个核心就是党和政府,多元则指各类型企业、物业公司、辖区单位、社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等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形成了共治的局面。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一核多元”的社区治理模式发挥了“统一性”与“适应性”的双重功能,对国家建设、社会发展起到了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在此基础上,这本书提出了国家如何在社区治理中具体发挥作用的理论思考,清晰地分析了当前中国基层治理面临的五个挑战、三种社区治理逻辑和四种治理创新模式,并结合北京、上海、深圳、武汉、成都等地的案例和调查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和讨论。这些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丰富了对我国社区治理实践的理论思考,对我们下一步制定切实有效的社区发展政策和构建党建引领的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一种思考路径。


本书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运用多学科知识从多个角度来研究现实重要问题。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问题意识越来越清晰,因此多学科交叉研究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这种学术创新往往能够带来更深刻的思想和更透彻的理解,有益于构建基于现实问题的理论框架。从理论建设角度看,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变迁为学术界构建本土特色的理论框架和理论概念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理论源于现实、高于现实但最终要服务于现实、能够指导现实。因此,关于中国基层社区治理方面的理论研究,既不能脱离实践,更不能落后于政策制定,而是要勇于探索、努力提出时代问题和前沿问题。在这方面,这本书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和思考。在全书的最后,作者提出了“理论综合”的想法,值得鼓励,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李强


于清华大学熊知行楼


2019年8月28日

导言 中国社区发展挑战与基层治理改革


2019年是五四运动百年。一百年前,深受两千余年专制压迫的中国普通民众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为国家与自身的命运呐喊和抗争。一百年来,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而前仆后继、不懈奋斗。百年历史,最重要也最深刻的硕果就是中国人对国家的理解和想象经由语言文字的顺序重构而熔铸到了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国家,这两个由汉字书写的文字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意蕴与内涵,不仅高度浓缩了所有中国普通民众对民族、对世界、对历史的理解和想象,而且这种想象成为塑造中华文明政治运行规律和社会生活规则的基础与前提。对于中国人而言,“国”、“家”本为一体,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础是融合的,国家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传承的核心力量,是每一个中国人健康、富裕、有尊严生活的根本保障。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在这些基本认知的基础上,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与演进的最重要的主线——国家建设,是我们理解、判断中国历史与未来走向的路标,也是本书的立意与关切所在。


现代中国国家建设有两条重要的线索:一是上层结构和中心组织的建设,二是基层结构和外围网络的建设。从中国现代史角度看,这两条线索贯穿了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全过程,且二者之间具有非常强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上层结构如果失去基层结构则必将面临崩解的危险,同样,基层结构如果失去上层结构,外围网络失去中心组织,那么基层社会秩序也将面临瓦解抑或重构之局面。若以更加长远的历史眼光来审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最为深刻也最为重要的变化,是国家的力量以某种方式进入基层、进入民间社会,通过组织广泛的社会力量和经济资源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杜赞奇,2010)。当然,这一变化本身也是实现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目的和使命的过程。在国家建设的基础阶段,基层结构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甚至远远大于上层结构的重要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只有那些能够实现这一职能、目的和使命的政治力量才能够最终成为统治力量,最终构建起国家的上层结构和中心组织。当然,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最终实现,仍有赖于上层结构和制度体系的日臻完善。但若从国家治理的最终目的和指向上来看,顶层设计固然重要,基层治理实则更为关键。因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前端,而不只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从这个角度理解,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前线”与“前哨”,这一点在治理结构扁平化和对国家绩效合法性越来越强调的21世纪,显得尤为重要。


现代国家的成功越来越依赖于国家在治理绩效上的成功,因此随着国家被赋予更多职能,基层治理也逐渐被赋予了更多职能。21世纪政治学对国家功能的理解较之以往更为丰富。从早期的秩序型国家、自由主义国家,到晚近的发展型国家、福利国家,人们不仅认识到国家的作用不可替代,还发现国家的规模实质上在不断扩大,更理解到国家最终将成为现代社会运转的中心(罗德里克,2010)。从维护基层社会秩序、构建基层社会体制,到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分配基础性公共资源,再到凝聚多元利益、促进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等,基层治理成为国家与市场、社会互动最为密切的场域。在基层社区,国家的功能不断扩展,其中有三个功能最为重要:第一,国家认同与基础秩序维护;第二,民情表达与公共参与;第三,公共服务供给与社会福利配置。因此,如果考察基层治理的得失、分析基层治理改革的方向,以上三个方面均为重要的着眼点,这也构成了本书讨论基层治理的主题。


基层治理的重要性越强、功能越复杂,现代社区的发展越应受到重视。社会学把社区看成社会的细胞。现代社区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工的产物,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是人类社会运行的重要基础。作为一种社会团结和组织现象,现代社区有自我运行的规律,同时构成了国家基层治理中非常重要的基本社会单位或者基础治理单元。因此,现代社区发展不仅是国家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基础和前提,在21世纪全球网络社会加速变革的今天,还是现代国家实现自身三大基础功能最为重要的目标和关键所在。当然,从历史上看,中国大规模推动社区建设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从那时起到现在,与中国传统的家族聚居、熟人社会以及单位制下的集体生活相比,现代社区的居住方式、生活方式与组织运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同时,现代社区建设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空间规划、公民意识、公共参与、利益协调、基层民主等支撑要素仍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沉淀和内化,才能为中国大多数民众所适应。加之社会快速转型和技术创新的迅速迭代,导致当代中国社区发展面临多重而叠加的挑战。


在这些挑战中,最为核心也最为紧迫的是单位制改革以来中国基层社区出现的碎片化问题,即社区碎片化。从国家建设视角看,社区碎片化的主要含义是,在基层社区所划定的行政管辖范围内,社区空间结构、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都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状态(李强、葛天任,2014)。显然,社区的碎片化直接导致国家基层治理难度加大,同时,社区的碎片化直接构成了社区形成和发展的严重挑战,这让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理论上期待的社区建设效果与现实之间仍然有很大的距离,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观察: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基层治理结构建设方面仍有大量工作需要扎实推进。


社区碎片化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两个因素是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以及国家基层治理思路的适应性变革,两者均通过一系列政策得以实现。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系列市场化改革得以顺利实现和快速推进,而政策则由各个政府机构制定和实施,相对缺乏协调的碎片化政策在短期内对社会结构、阶层流动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社区出现碎片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单位制解组,劳动力自由流动,土地城市化和住房商品化改革在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快速推进,给整个社会结构包括城乡社区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另一方面,鼓励社区自治和加强基层管控,两种政策思路的调整和变换,在推动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同时,改变了基层的治理结构和社区的组织结构,并给基层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的运行、管理、互动带来了直接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时候是自相矛盾的(葛天任,2019)。目前,全国各地的社区治理创新模式层出不穷,社区基金会、社工机构、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快速上升,社区建设、基层党建、网格化管理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也不断攀升,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区的空间结构、利益结构和权力结构。总之,社区的碎片化既有社会因素,又有政策因素,二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基层社区治理较为复杂的局面。


与其他国家的社区发展历史经验不同,中国社区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是多重风险的叠加。这些风险挑战来自社区之外的结构性因素:阶层化、个体化、代际更替和技术变革。前三个变化是社会因素,后一个变化是技术因素。第一,阶层化导致“共识”形成难度增大。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的推进,社会空间的分异、住房地位群体的分化带来了人们对社区共同体生活的差异化感知,乃至对立和矛盾的诉求,如何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主张、回应其差异化的诉求,成为社区发展和基层治理改革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二,社会的个体化带来诉求的个体化,同时从本质上削弱了社区的基础,加大了社区公共参与和组织动员的难度。社会的个体化有复杂的原因,社会分工复杂化、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普及、社会代际更替等都是可能的原因。诉求的个体化让传统的行政主导的社区服务供给方式面临严峻挑战,这是由行政主导型服务效率较低的属性决定的。第三,代际更替最直接的影响是基层工作队伍和社区志愿者的年龄构成出现了老龄化现象,年轻人到基层社区工作的意愿不高,很多激励机制和鼓励措施最终难以落实。从国家建设角度考虑,街道、社区干部,群团、社工组织成员,热心社区事务的积极分子等基层工作者队伍的代际更替,不仅将重塑社区,也将重塑基层管理方式和机制,适应新一代的更加灵活、更多参与的基层治理改革因此势在必行。第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技术变革正在深刻改变基层社区商业生态和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并重塑了人们对社区服务的理解。平台经济与科技金融催生网络商业巨头构建社区商业生态体系,虽然弥补了政府主导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不均衡的短板,但也让人们对政府主导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出了疑问和反思。更深刻的影响可能还在于,一方面地理意义上的社区面临消解的挑战,另一方面网络虚拟社区正在悄然形成。因此,本轮数据驱动的信息技术变革的社会与政治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它正在重新定义社区、重新定义国家建设的基础单元。总之,上述深刻变化从根本上构成了对国家建设的深层次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涉及基层治理结构的调整,更涉及如何形成社会各阶层共识、如何整合多元化利益诉求、如何分配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最为重要的改革和政策调整。


那么,面对这些挑战,国家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价值也就越发凸显出来。挑战是前所未有的,21世纪的中国基层治理改革,已经到了需要再次改变观念的关键时刻。首先,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现代西方工业化社会所形成的社区概念。其次,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在西方社会现代化历史经验基础上建构的民族国家理论,因为中国已经在实践领域面临更加复杂而多元的社会利益整合和协调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基于自身历史传统、国家建设实践以及人类所积累的经验和智慧做出符合社会历史规律和方向的政策选择?中国基层治理改革向何处去?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问题再一次凸显出来。本书希望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一种理论性总结和方向性思考。


在面临如此复杂和深度碎化的境况下,基层治理的实际组织管理者往往自发进行各种社区治理创新实验(燕继荣,2010)。在实践层面,通过突出强调政党的统合性来实现社区整合的尝试在各地的自发创新中萌生。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被正式确定为今后基层治理改革的大方向。从政治学角度看,这一改革方向回应了社区碎片化的问题和多重风险挑战,尝试通过强调执政党的人民性、公平性和统合性以最大限度发挥政党权威、组织动员能力、资源统合能力实现国家基层治理和政权建设的主要功能与使命——国家认同、秩序稳定和福利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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