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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文学跨界与跨文化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杨晓敏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9-01

书籍编号:30593984

ISBN:978752015360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23350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文化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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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敏是我的硕士生,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聪慧干练,语言表达流畅。入学时,晓敏已从事了多年外国文学教学工作,学习期间则表现出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较强的科研能力,并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硕士毕业后,已经晋升为副教授的她,克服重重困难选择继续求学,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在多年的交往过程中,我感到杨晓敏是一位脚踏实地、勤学上进的年轻人。她经常跟我谈起自己对比较文学前沿问题的思考,并且对蒙古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久前,杨晓敏将多年的学术探索凝结成一部书稿交给我看,并希望我能为她写序。我非常感慨,又十分欣慰。


翻开杨晓敏的学术专著《文学跨界与跨文化研究》,我感到,多年的教学与学习积淀打开了她的学术视野,特别是长期对比较文学的学习与研究,使她的学术探索贯穿着比较意识,这也是当代学者应该具备的学术理念。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便是“跨”——跨界、跨文化。“跨”就是打通,就是交融。该书中有学科之间的打通,如生态伦理学与文学、影视艺术与文学;有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打通,如蒙古族文学与其他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中西方文学现象之间的交流与影响以及文化传统的差异性研究。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作为生活在内蒙古的学者,作者以其地缘优势,对蒙古族文学进行了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就书中涉猎的文学体裁而言,有蒙古族文学中的史诗、小说、诗词,以及儿童文学作品等,作者对多种体裁中的代表性作品都进行了比较研究与现代阐释。本书还运用了比较文学的各种研究类型对蒙古族文学加以研究,其中有影响研究,如“蒙古族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等;有平行研究,如“萨福与朱淑真之比较”;有阐发研究,如“《江格尔》——蒙古族人民的‘理想国’”“创伤理论视角下萧乾短篇小说的儿童书写”;还有接受研究,如“萨空了对西方艺术理论的接受”。书中还有文学范围内部的比较研究,有形象学研究的“凤凌游记中的西方形象”;主题学研究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藏域文学‘孤独’母题之比较”等。总之,本书在比较文学视阈下,对中外文学进行了“跨界与跨文化”的研究与阐释。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作者秉承着“打通”“比较”这一学术理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既典型又很有启发性的研究案例,如本书对“蒙古族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的研究即是当代蒙古族文学研究的一个缺项,书中对此问题的提出与思考对今后的蒙古族现当代文学研究将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我希望杨晓敏再接再厉,不断探索,在学术研究中找到乐趣,取得更大成就。


王艳凤


己亥仲夏于呼和浩特如意阁

前言


方法、意义:文学的跨界研究


文学是人学,关注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文化交流无孔不入的历史洪流中,每一种学科的发展和研究都处在游移和不断变化之中,学科的边界是有弹性的。但是,相对于自然学科以及人文学科中的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文学研究的容量更大,边界更加模糊,比较文学学科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例证。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比较文学由最初的国别文学逐渐发展为“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跨界研究方法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开辟了新的探索途径。历史上,许多文学家本身也是哲学家、数学家、美学家、教育家或医师;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学与历史结合产生过史诗、历史小说和传记体小说,文学与音乐相结合产生过歌剧、颂诗和民歌等,文学与宗教音乐结合产生过清唱剧、赞美诗,文学与舞蹈结合产生过标题性芭蕾舞,文学与自然科学结合产生了科学幻想小说、电影、电视、广播剧等,文学与心理学结合又产生了文艺心理学、神话原型批评等一系列的新理论,等等”[1]。文学的跨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包括生态文学、科幻文学、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文艺心理学等。


一 文学的跨语言写作——以蒙古族作家汉语写作为例


蒙古族作家的跨语言交流与写作产生较大成就是在蒙元时期,它也是为近代更加频繁、多元的蒙汉文学文化交流打下坚实基础的时期。古代蒙古民族由许多部落组成,不同的部落在语言、宗教、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不尽相同,成吉思汗统一各部落建成蒙古汗国之后,各部落文化实现了交融,蒙古民族自然也形成了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特点。随着蒙古汗国实力的不断壮大,蒙古军队南征北战,不仅与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发生碰撞冲突,也与阿拉伯世界发生关系。因此,汉民族儒家和阿拉伯伊斯兰两大文化区对蒙古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蒙古民族本着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积极学习两大文化区的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学艺术,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本民族文化。此外,蒙古民族还吸收了突厥、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的优秀文化因素,与欧洲、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建立了多种联系,搭建了草原丝绸之路。


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实现需要借助语言载体。元朝时高丽语即传入中国——据张昱的《可闲老人集》记载,元朝宫廷许多人都会讲高丽语,连守卫宫门的卫士也“学得高丽语,连臂低歌井即梨”;日语也随着日本商人与僧人的往来传到了草原;还有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等国家的语言在与蒙汉民族商业往来与通婚的过程中实现碰撞与交融;英语在蒙元王朝对欧洲的西征和欧洲的商人、旅行家、传教士的东来过程中亦得到了广泛传播。


因蒙汉文化交流而取得的跨语言写作成就最大。蒙古民族统治中原地区之后,大力提倡蒙古人学习汉文化,特别是中原地区的礼仪和政治策略。蒙古贵族身先士卒,率先学习汉文化,元世祖忽必烈本身就非常熟悉汉文典籍和礼仪制度,并能用汉语进行诗歌创作,他写过《陟玩春山纪兴》,其语言优美,格律严明,风格豁达,汉诗味道十足。到文宗、顺帝,他们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进行汉语创作。元朝将“太子必须学习汉文”写进法律条令,一些蒙古贵族还聘请了儒士给子女当家庭教师。朝廷还组织学者进行了汉语典籍的翻译,被译成蒙古语的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周礼》《春秋》《孝经》等。元代用汉语进行写作的文学作品有诗歌、散曲、杂剧、散文等,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文人学者,均有大量作品流传至今。当时,蒙古公主阿盖用汉语、蒙古语、梵语相混合写成了著名爱情悲歌《悲愤诗》,这部描写自己与大理总管段功的爱情悲剧民族特色鲜明。伯颜(1237~1295)是元朝最早用汉语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之一,他本人戎马倥偬的一生就是一部军旅史诗,故其诗歌主要反映当时蒙古军人的生活,著名的有《奉使收江南》《克李家市新城》《鞭》等。图铁睦尔(1304~1332)是元代汉文诗词的爱好者和蒙汉文化的交流使者,他著有《自建康之京途中偶吟》《登金山》《望九华》《青梅诗》等。此外,蒙古民族还有郝天挺、泰不华、月鲁不花、笃列图、萨都剌等著名的用汉语写作的诗人,以及不忽木、阿鲁威、孛罗、童童、杨景贤等用汉语写作的散曲作家等。


清代以来,蒙汉文化交流成就更大,出现了色冷、牧可登、奈曼、保安、常禄、法式善、和瑛、思麟、松筠、裕谦、倭仁等用汉语写作的文人,他们中有的是举人、进士出身,汉语水平比较高,诗歌艺术手法纯熟,具有昂扬向上的豪迈气概。这一时期,不少蒙古文人把诸如《诗经》《三国演义》《水浒传》《今古奇观》等名著翻译成蒙古文介绍到蒙古地区,许多用汉语创作的文人也写了不少描写边疆地区风土人情以及民族交往内容的作品。除诗歌外,这一阶段的戏剧、小说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有些作品已达到很高水平。比如清代的著名作家蒲松龄,其代表作《聊斋志异》“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的传统,加以发展创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寄托了作者的‘孤愤’,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给人们精神上的毒害,歌颂了争取真挚的爱情生活和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达到了文言小说创作的最高峰”[2]


近现代以来,随着世界文化交流常态化,蒙古族作家用汉语、英语或其他民族语言写作以及用多种语言混合写作也日益常态化,这也体现了文化的混杂性。不少蒙古族作家多语兼通,除母语之外,他们对汉语、藏语、满语、英语等应用自如,其用多民族语言进行写作,突破了母语文学受众的狭窄性,使得蒙古族文学能够以更加多元和丰富的姿态跻身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行列。特别是晚清以来,凤凌、贡桑诺尔布、三多、延清等诗人用汉语记述西方游历的见闻及感受,他们在作品中抒发对西方列强侵辱中国的愤懑,表达重振蒙古民族雄风的雄心壮志,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形成一道浓墨重彩的风景线。


蒙古族作家跨语言的写作行为并没有造成诸如一些学者所担忧的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消解,他们在用非母语写作的过程中自觉地将异族文化作为参照物,达成对本民族文化的反观和自省,同时在世界纷繁复杂的文化碰撞所产生的漩涡中努力把持着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少数民族作家非母语的写作活动记录了族群的生命历程、民族文化和家国认同心理的发展变迁,这些地域性的少数民族作家群,反倒较母语写作作家获得了更大的成功,成为在中国文坛夹缝中生长的一枝独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获奖情况就是一个例证。在第十届“骏马奖”获奖的25部作品中(翻译奖除外),汉语写作15部,占60%;第十一届获奖的25部作品中(翻译奖除外),汉语写作17部,占68%。可以看出,汉语写作越来越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主要发展趋势。许多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之所以备受欢迎,是因为他们在叙事过程中不露痕迹地嵌入了许多方言和民族语言,其独特性和典型性融于叙述中,又凸显了本土文化心理。


但是,也不得不面对的是,非母语写作作家的文化身份以及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是尴尬的。纵观各种版本的蒙古族文学史,母语文学作品历来占据主体地位,非母语写作作品往往偏居文学史一角,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作品居间于母语文学和汉语文学之中,成为一个尴尬的存在物,作家的“中间状态”和“边缘化”令他们对于文化权威有种缺失感。这种跨语言写作所产生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模糊感带有普遍意义,藏族作家阿来就发出过“当地人把我们当成汉人,而到了真正汉人地方,我们这种人又成了藏族”的感慨。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比较文学的跨界方法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作品进行研究,体现了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二 文学与生态批评


E.拉兹洛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预言,人类社会即将面临的是“生态学的时代”。他说:“过了现在这段杂乱无章的过渡时期,人类可以指望进入一个更具有承受力和更公正的时代。那时,人类生态学将起关键的作用。在我们为达到这一新时代而努力的过程中,那种认为人的因素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成分,是积极有益而不是消极有害因素的生态学观念,必将成为有指导意义的原则。”[3]生态学,最早于1869年由恩斯特·海克尔提出,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除人类之外自然界的各个领域,诸如昆虫、草原、森林、海洋、湿地、微生物等。自然,原本就包罗万象,对自然的研究势必会发展为一门动态、开放的综合性学科,这也为生态学由自然学科转向人文学科并逐步构建生态批评理论奠定了学理基础。进入20世纪,曾经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便捷的工业革命的负能量越来越显著,并极大地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生态学的研究范畴从现实意义上进一步扩大,由对自然的研究逐步覆盖到对人类社会的研究范畴,包括政治、经济、文学、文化等,催生了一批新型人文学科,如人类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社会生态学、伦理生态学和生态文学等。


文学是人学,而人既是自然的人,更是社会的人。纷繁多样的文学艺术形式就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反映与思考。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文学的形式来反观社会生态的现象自古就有,世界各国远古时期的神话作品无不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想象构建与哲性反思。而将生态与文学固定搭配使用并逐步走向繁荣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的。生态文学“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文学家们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在创作上的必然反映”[4]。世界各国的作家们选取不同类型的题材,集中以生态为主题,创作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用以挖掘生态危机的思想和社会根源,宣扬保护生态的理念,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


早在19世纪50年代,美国作家和哲学家梭罗(1817~1862)根据他独居瓦尔登湖畔的生活体验写成的散文集《瓦尔登湖》问世,这表达了作家在工业革命影响下对急速发展的美国社会的冷静思考,同时为生活在钢筋混凝土包围中的美国人营造了一个理想的“诗意栖居地”。作家对充满了物欲的城市生活进行了批判,对人类的重负生活充满担忧,提醒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高质量追求才是“真正的生活”。“某些人整日焦虑紧张,无休无止,像是患上了无可救药的绝症。将工作的重要性一再夸大其辞,成了我们与生俱来的习惯。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没有做完!若是病魔缠身,该怎么办?我们该多么惶恐不安啊!只要不生病,让我们放弃信仰也在所不惜。白天我们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到了夜晚,装模作样地祈祷一番,然后又将自己交付于未知的定数。我们被迫谨慎周全,诚诚恳恳地活着,对生活充满敬畏之心,唯恐发生一丝的改变。”[5]梭罗生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末期,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自然资源被超负荷开采挖掘,自然规律也被打乱。梭罗通过文学控诉了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干预,在全球化背景下,他描述的瓦尔登湖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个教科书式的范本。他还预言:“感谢上帝,人们还无法飞翔,因而也就无法像大地一样糟蹋天空,在天空那一端我们暂时是安全的。”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生态作家雷切尔·卡森(1907~1964)的《寂静的春天》出版,作品在美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强烈反响。作家满含深情地将化学药剂对自然界和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副作用进行了详细而科学的分析,对人类的生存境遇进行了深刻的哲性反思和伦理批评。“在这个受到侵袭的世界里,不是巫术,也不是敌人的破坏使得新生命无法重生,这是人类自己酿成的苦果,如今报应来到了人类的身上。”[6]雷切尔认为,在人类出现之前,地球是一个遵照自然规律和生物链自我运转的一个整体,人类的出现,打破了自然的生态平衡。她对人类的巨大破坏作用进行了强烈批判:“地球生命史就是一部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历史。地球上动植物的形态和习性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然环境塑造而成的。实际上,在地球时间的整个阶段,生命改造周遭环境的反作用一直都是相对微小的。只有在出现了人类这一物种——以当今时代为代表——生命才具有了改造自然世界的强大能力。”[7]《寂静的春天》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纠正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偏颇认识,开创了新时代生态文明的意义,因此,该书入选“改变了美国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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