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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学研究(2019年第1期/总第1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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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武汉学研究(2019年第1期/总第1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涂文学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9-01

书籍编号:30593987

ISBN:978752015192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44325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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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学研究》学术委员会


顾问 章开沅 冯天瑜


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国灿(浙江师范大学)


   邓正兵(江汉大学)


   高中伟(四川师范大学)


   何一民(四川大学)


   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卫东(江汉大学)


   刘庆平(武汉博物馆)


   龙协涛(北京大学)


   马敏(华中师范大学)


   彭南生(华中师范大学)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


   涂成林(广州大学)


   涂文学(江汉大学)


   吴松弟(复旦大学)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


   严昌洪(华中师范大学)


   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张利民(天津社会科学院)


   周勇(西南大学)


   周秋光(湖南师范大学)


   周德钧(湖北大学)

《武汉学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李强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陈青云(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


     陈韦(武汉市规划研究院)


     邓正兵(江汉大学人文学院)


     丁建军(江汉大学科学研究处)


     樊志宏(中共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


     胡忆东(武汉市规划编制研究和展示中心)


     李立华(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李强(江汉大学)


     李卫东(江汉大学)


     刘石(武汉市政协研究室)


     刘义红(武汉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


     钱同惠(江汉大学研究生处)


     涂文学(江汉大学)


     王筱武(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


     吴天勇(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


     叶昌金(武汉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郑水平(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


主  编 涂文学


执行主编 陈青云


编  辑 方秋梅 王肇磊 罗翠芳 宋传银 陈庆魁


     刘飞燕 高路 雷丽 王耀

发刊词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过程中,人们开始重视城市发展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并以城市为对象展开相应的研究,城市学由此产生。改革开放以后,西风东渐,城市学研究的热潮迅速传入中国,并落地生根。受国际城市学界以知名城市为对象开展研究的影响和启示,结合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国内学者从一开始就将研究的视角投向综合性城市和特色城市,并推出不少研究成果。时至今日,“北京学”“上海学”“杭州学”“广州学”等各具特色的城市地方学研究已蔚然成风,渐成声势。


本世纪初,在学界呼吁与政府的支持下,以江汉大学为主要研究力量和平台的“武汉学”研究逐步开展并取得一定的成绩,尤其是自2005年起,《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辟“武汉学研究”专栏,更是将武汉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该专栏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对武汉学研究的范式、区域、内容、路径及相关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由于专栏自身存在版面有限、非固定性等不足之处,很难满足武汉学研究繁荣发展的客观需要。有鉴于此,为进一步拓展武汉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升武汉学研究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力,更好地为武汉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与学术支持,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和精心准备,决定从2019年起推出《武汉学研究》集刊,一年两期。


《武汉学研究》集刊的问世,对于武汉学研究的开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此,武汉学研究有了自己的专属学术平台,从事武汉学研究的同仁有了开展学术交流、进行学术思辩的专业园地,更加有利于研究成果的汇集和研究队伍的集聚,并将在更高层面推动武汉学高端学术品牌的形成。


《武汉学研究》集刊以贴近武汉、研究武汉、服务武汉为基本宗旨,以城市地方学的学科形态统摄现有武汉研究的各个方面,以武汉城市本身及其所在区域的社会与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全面的观点、综合的视野研究城市社会与文化的结构特征,即在共时态中研究武汉城市社会的结构功能,区域环境与城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从纵向上来说,就是要在长时段的状态下研究武汉城市及其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发展与转型变迁的基本过程,进而揭示其未来发展的趋势。从横向上来说,主要侧重于当前武汉城市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并聚焦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背景下武汉的地位与作用。本刊拟常设“城市历史研究”“城市文化研究”“城市空间规划”“城市综合研究”“学科前沿”“口述武汉”“探讨与争鸣”“他山之石”“书评·序跋”等栏目。


《武汉学研究》集刊将坚持学术性与应用性并重、专业性与实效性并举的办刊思路,积极发挥理论创新、舆论引导、咨政建言、服务社会的基本功能,为地方学、城市学研究探索创新的理论和方法,努力服务党委政府决策,为提升武汉城市文化软实力作贡献,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大武汉、全面开启复兴大武汉新征程提供智力支持与精神支撑。


《武汉学研究》集刊将坚持严谨求实的学风、首发原创的刊风,真诚期望海内外所有关心、关爱、关注武汉发展的各界贤达不吝笔墨、惠赐佳作,共同见证《武汉学研究》集刊的发轫,共同推动武汉学和武汉的繁荣发展。


《武汉学研究》编辑部


2019年5月

城市历史研究


江夏郡与西陵县源流考


尹弘兵[1]


摘要:西汉时期,武汉地区出现了江夏郡及其首县西陵县。此西陵县,旧注多以为即白起攻楚时之西陵。因与地理形势不符,童书业改订在邓县附近,但无法进一步确定具体位置。新近披露的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确认楚秦时期的西陵在邓县附近,距淯口十二秦里。西陵于汉初升级为县,但武帝初年南郡属县已不见西陵,武帝中期时设江夏郡,复立西陵县,西陵地名移至江夏。


关键词:西陵县 江夏郡 北大秦简


早在商代,商人在夏代经营的基础上,沿着夏人的足迹南下,由豫东越过桐柏山进入江汉交汇处,在今武汉地区建立了著名的盘龙城。商人以盘龙城为中心大力开发鄂东地区,沿涢水、澴水、滠水等重要河流建立据点,形成盘龙城商文化。商人还以盘龙城为基地,溯长江而上至荆沙地区的荆南寺遗址,并进一步向长江南岸的湘江、澧水下游以及赣江下游发展。中商晚期商文化突然衰落,盘龙城废弃,晚商时商文化退出了整个长江中游地区,“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已基本为地方性考古学文化覆盖”。[2]


自盘龙城废弃后,武汉地区一直没有出现中心城邑,西周时周人曾大力经营南方,势力一度抵达长江北岸,并在江汉交汇处的黄陂鲁台山建立据点,意图恢复商代在江汉交汇处建立据点控制长江中游广大地区的政治地理格局,但由于昭王南征失败,“丧六师于汉”,周人的这一意图成为泡影。[3]昭王南征失败后,周势力退回随州一线,此后周人再未在南方发动大的行动,武汉地区终西周之世未出现中心城邑。进入东周,楚国兴起并一统江汉,但楚核心区在鄂西地区,鄂东地区并不是其重点。秦拔郢后,鄂西地区为秦所占,鄂东地区仍为楚所有,秦楚双方大体沿澴水或滠水东西对峙。[4]入秦后至西汉早期,这一地理格局仍然延续,武汉地区在南郡与衡山郡交界。


直到汉武帝时,分衡山郡、南郡,置江夏郡。《汉书·地理志》谓:“江夏郡,高帝置。属荆州。”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沔水注》曰:“高帝六年置。”[5]然王国维、周振鹤皆力驳之,谓高帝时不得有江夏郡,汉江夏郡当置于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6]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时,衡山、淮南二国除为衡山郡、九江郡;次年,江都国除为广陵郡,武帝乘机对郡境作了大调整,割衡山郡西部和南郡东部置江夏郡,领十四县,辖区大致在今湖北东部以武汉为中心的地区。汉江夏郡首县即为西陵县,治今湖北武汉市新洲区西。[7]按地理志体例,首县当即郡治所在,然《水经·江水注》云江夏郡“旧治安陆”,因此江夏郡治有安陆与西陵二说。[8]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形下,仍当从《汉志》之例,以首县西陵为江夏郡治。汉江夏郡的设立,在以江汉之汇为中心的武汉地区出现了一个完整的郡级政区,其郡治亦在今武汉附近。秦汉时期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是首都郡县制城市,[9]因此汉江夏郡及西陵县,可视为秦汉时期武汉城市发展的一重要阶段。


但西陵县的来历及其变迁,因文献记载有阙,学者往往将《汉志》所载江夏郡西陵县与白起攻楚时的楚西陵直接关联,由此引起一些混乱。近年来,由于简牍资料的大量出土,楚西陵邑与汉西陵县的关系、汉代江夏郡西陵县源流,渐次可以清理出来。


一 楚西陵地望的早期探讨


楚西陵,屡见于先秦文献所记公元前279年至前278年的白起攻楚之役。《史记·楚世家》记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秦将白起拔我西陵”。次年,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10]《史记·六国年表》楚顷襄王二十年则记曰:“秦拔鄢、西陵。”秦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击楚,拔郢,更东至竟陵,以为南郡。”[11]《战国策·秦策四》:“顷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12]此事在《史记·秦本纪》中记为:“(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13]《史记·白起列传》则记曰:“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14]


此次白起攻楚之役,《史记》记为秦昭襄王二十八年、二十九年,楚顷襄王二十年、二十一年,即公元前279、前278年。按《史记》所叙,此次战役发动于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二十八年、楚顷襄王二十年)。次年,即公元前278年(秦昭襄王二十九年、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拔郢。然云梦秦简《枼书》(旧题为《编年记》)所记则为:“二十七年,攻邓。二十八年,攻鄢。二十九年,攻安陆。”[15]与《史记》略有异。按《史记》所记战国史事,因秦火之故,六国史籍多毁,以致讹误颇多。由《枼书》所记来看,此次攻楚之役,应是在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开始发动,较《史记》所载早一年,次年才攻下邓地,同年又攻鄢。故《史记》所记白起攻楚事,或系概略而言,以故皆系于秦昭襄王二十八年下。


西陵所在,旧注皆谓汉江夏郡之西陵县。南朝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属江夏。”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曰:“西陵故城在黄州黄山西二里。”[16]除徐广、张守节外,郦道元亦谓此江夏郡西陵县即楚西陵。[17]


然楚西陵在江夏之说,与白起攻楚的地理形势明显不合,白起攻楚,是先攻邓、克鄢,然后拔郢,邓在今襄阳北,鄢在今宜城附近,郢在今荆州纪南城遗址,是白起攻楚之役,基本上是由襄至荆,大致沿荆襄大道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最后拔郢,楚失郢都后,东北保于陈。因此白起攻楚,不得远至江夏。清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卷六即云:“案《楚世家》:顷襄王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徐广曰:属江夏。《汉志》:江夏郡有西陵县,在今黄州府黄冈县西二里。《水经注》以为即白起所拔之西陵。《正义》引《括地志》主之。非也。《策》云拔鄢、郢、东至竟陵,竟陵为今天门县。则当时秦兵所及亦仅至安陆而止,未尝越汉阳、武昌而至黄州也。”[18]钱穆亦明确指出:“《六国表》明云‘鄢、西陵’,不得在江夏。”[19]于是对白起攻楚时所经之楚西陵邑,不少学者便另作探求,提出湖北宜昌说,因今湖北宜昌亦有西陵之名,故清人王先谦、近人杨守敬、日人泷川资言均谓此宜昌之西陵为楚西陵。[20]


然谓西陵即宜昌,在地理上亦难以解释。白起拔郢,基本上是沿荆襄大道展开,绕道至江陵以西的宜昌,亦难以想象。另据郭德维研究,白起攻楚,其进军路线是先攻邓,次克鄢,襄宜平原为秦所占,此时楚都在郢,在荆襄之间尚有一隘道,即荆门,于是楚集主力于宜城以南,依托宜城、荆门之间的山地防守,但白起并未直接南下硬攻,而是绕道汉东,从邓向东,沿随枣走廊东下攻随,由随南下至安陆(今云梦),再由安陆攻郢。[21]这样秦军就避开了楚军在郢都以北依托荆门山区的重兵防线,批亢捣虚,一举攻下郢都。就此战地理形势和秦军的进军路线而论,秦军无论如何都到不了武汉以东,故汉江夏郡西陵县,不可能在秦军攻楚的路线上,而宜昌之西陵,亦与此战无关。


由于西陵在白起攻楚路线上,从文献记载来看,与鄢、邓两地有关,不得远在江夏,亦难以西偏至宜昌。于是童书业据白起攻楚之地理相关性提出:“‘西陵’似即邓。邓者,史记正义云:‘鄢、邓二城,并在襄州。’今襄阳东北二十里有邓城,即其地。‘西陵’盖以山名,其所包范围或甚广,今襄阳、宜城间一带山地皆谓之‘西陵’。”[22]冯永轩谓此说合乎实际,[23]吴郁芳亦谓楚西陵邑当在宜城西山中。[24]蔡万进则认为是在黄河以南、淮河一线以北的河南境内。[25]近期由于简牍材料的出土,一些学者又据以重新探讨西陵。赵志强据岳麓书院秦简中的“东故儌”在安陆、沙羨、州陵一线,以西属秦,以东属楚,而江夏在此线以东,战国时属楚,故认为西陵不当在江夏,而在鄢、邓附近。[26]


二 楚西陵与秦西陵


以上研究,虽对西陵地望有所推进,但无直接证据,仍以推测为主,难以确定其具体位置。2010年,北京大学入藏一批海外回归的秦简牍,其中有一篇《道里书》,记载江汉地区的水陆交通路线和里程,是目前关于战国末期至秦代江汉地区行政区划和交通状况最为详尽的记录,对于长江中游历史地理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27]这批简牍虽未正式发表,但辛德勇先生已对之作了初步研究,并将其更名为《秦水陆里程简》,[28]这让我们得以了解这批宝贵的简牍资料。这批材料提供了西陵的详细资料:


淯口至西陵十二里。【04-231】


宛宜民庾行淯水到西陵四百五十里,庄道三百六十里。【04-202】


宛梁门下行淯到邓西陵四百九十一里。【04-203】


武庾到邓西陵四百八十里二百步。【04-200】


上述材料中虽然是秦西陵,但此时去白起攻楚不远,故秦简所记西陵当为白起所攻之西陵,二者为一地,应无可疑。


“宛宜民庾行淯水到西陵”“宛梁门下行淯到邓西陵”,这两条材料表明可从宛经淯水到西陵。宛,即今河南南阳。淯水,即今白河,流经南阳,在今襄阳汇入汉水。宛宜民庾、宛梁门下,为南阳附近地名,均在淯水边。而简文中的“邓西陵”则明白无误地表明,西陵属邓县,为邓县下属之乡邑。而“淯口至西陵十二里”这一条材料更明确了楚、秦西陵的具体方位,淯口即淯水入汉之河口,今通称白河口,楚西陵则在距古淯水入汉水处约十二秦里之地,合公制约5公里。由此可以确知:楚西陵邑在楚汉时期的邓县附近。这与童书业先生的推断正相合,辛德勇据此指出:“邓县的治所,应该就在西陵附近,所以《史记》等文献中才会出现以‘西陵’和‘邓县’相互替代的情况,此亦足以证实童书业的见解确凿无误。”[29]


周代邓国当在今襄阳市西北10余里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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