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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衔接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杨巍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9-01

书籍编号:30593996

ISBN:978752015255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98971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法律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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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法学精品文库编委会


主 任 李 龙


副主任 肖永平 莫洪宪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宁立志 李 龙 肖永平 余延满 陈 岚


    项 焱 柯 坚 秦前红 莫洪宪 黄志雄


    漆 彤 熊 伟

总序


珞珈山魂培育浩然正气,东湖之水滋养人文精神。武汉大学法学学科伴随中华民族近现代的命运跌宕起伏,或在专制中抗争,或在激流中挣扎,或在转轨中新生,或在奋斗中发展,见证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彩虹。


武汉大学法学学科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08年5月由原任湖广总督赵尔巽主持创办的湖北政法学堂。1928年正式命名国立武汉大学时,法学即为六大核心学科(文、法、理、工、农、医)之一,至今仍被镌刻在武汉大学校门牌坊之上。中国近现代著名法学家王世杰、周鲠生、燕树棠、梅汝璈、吴学义、李浩培、马哲民、皮宗石、刘秉麟、王铁崖、赵理海等都曾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任教,可谓名师荟萃、俊彦云集,成为珞珈山上一派学术胜景。“文革”时期,虽遭受重创,停办20余年,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韩德培、马克昌为代表的老一辈法学家的努力下,1979年武汉大学便在全国较早恢复了法律系,1986年在全国较早重建了法学院。恢复重建法学教育后,在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学校领导的正确决策和各兄弟院校的积极鼓励之下,通过老一辈法学家艰苦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武汉大学的法学学科始终走在全国的前列,被国内法学界和法律界公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恢复重建得最好的法学院之一。


百年的发展历程,在珞珈法律人身上体现了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生生不息的传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从“九一八”后周鲠生连续发表文章,用国际法深刻揭露歪曲事实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严正驳斥伪满洲国加入国联,到1948年韩德培以武大教授会代表的名义出面营救因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而受到军事法庭拘禁的武大学生;从1945年赴东京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梅汝璈、顾问吴学义到1980年参与审判“林彪、江青集团”的辩护律师马克昌;从1948年2月武大法律系学生创办的民众法律顾问处到武汉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从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仍心系法治的一大批法学家到关心民生疾苦,率先对铁路春运票价上浮向铁道部叫板,引发“中国听证革命”的武大法学学子乔占祥:武汉大学法科学子、学人书写了众多畅行法治、可歌可泣的正义诗篇,体现了珞珈法律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


百年的发展历程,在珞珈法律人身上展示了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忧患意识与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开拓精神相结合,铸造了珞珈法律人好学深思、平等讨论的尚智风气和不盲从、不迷信的学术品格。在一代又一代珞珈法律人的不懈努力下,形成了一系列代表性的思想,构建了新中国国际经济法学、国际私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开拓了比较宪法学、区际冲突法学、欧盟法学、国际环境法学等研究领域,提出了人本法律观、国际私法趋同论、国际民商新秩序、国家经济调节说、物权二元理论、国际法与国际人类共同体等理论学说,对构建新中国的法学理论体系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珞珈学派”。


百年的发展历程,在珞珈法律人身上彰显了开放包容的胸怀。珞珈山虽地处中国腹地,远离政治和经济中心,但珞珈法律人却始终展示了惊人的国际视野和追求世界一流的雄心。为推动学术研究,早在1935年1月,武汉大学就成立了法科研究所。该研究所“以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社会科学并供给教员研究便利,提高学术程度及解决实际问题为宗旨”,周鲠生任法科研究所首任主任,这是中国法科研究生教育之发端。1936年,武汉大学建成了当时中国最好的法学院大楼。法学院大楼建筑面积达4013平方米,它与其他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一起被胡适先生赞叹为“计划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显示了追求卓越的气派和雄心。改革开放、恢复法科教育之后,武大法学院更是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不断开辟国际化办学新格局,在法律体系和人才培养,尤其是国际法律体系构建和国际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风雨兼程,珞珈法学与民族复兴同行;百年轮回,逝者如斯,吾辈当缅怀与憧憬。为了传承珞珈法律精神,鼓励武汉大学法学院师生进行原创性的法学研究,我们决定出版“珞珈法学精品文库”系列丛书,以集中呈现珞珈法律人对法学理论和法治建设的新观察和新思考,借此体现珞珈法律人的学识和襟怀,反映珞珈法律人的抱负与宏愿。


“只令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衷心希望“文库”成为学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青睐;更希望入选“文库”的每一本作品能够历久弥新,经得起岁月的洗礼和历史的检验!


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谨识


2017年8月4日于珞珈山

内容简介


在现行法对仲裁时效采多元立法模式的框架下,诉讼时效与各类仲裁时效(商事仲裁时效、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土地承包争议仲裁时效)构成一般规则与特殊规则的关系。这已被《民法总则》第198条所确认。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包括:有效利用司法资源;平衡双方当事人权益;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仲裁时效制度除体现上述价值外,还具有自身特有价值:凸显当事人意思自治;追求纠纷解决的效率;彰显对特定对象的特殊保护;兼顾与诉讼程序的衔接。这些价值在不同仲裁领域中的体现方式和体现程度并不完全相同。即便如此,诉讼时效与各类仲裁时效仍然共同构成民事时效制度,且二者均属消极时效制度、均对救济权予以时间限制。这些共同点使二者的衔接成为可能,衔接的基本路径是:以一般规则与特殊规则的关系为基本标准,同时参酌具体规则的立法目的判断是否构成该基本标准的例外,以实现诉讼时效和仲裁时效的制度价值。


在商事仲裁领域,《仲裁法》第74条规定:“法律对仲裁时效没有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商事仲裁时效适用诉讼时效规则不存在解释论障碍,唯应针对商事仲裁之“一裁终局”原则合理配置有关规则。商事仲裁时效届满的基本效力是由义务人取得抗辩权,故仲裁机构不得主动援用和释明时效规则,亦不应将时效是否届满作为受理仲裁申请时的审查事项。基于商事仲裁的民间性特征,域外立法大多允许当事人订立商事仲裁时效协议。我国关于时效的法律规定虽采严格法定主义,但在商事领域中亦可考虑有条件地承认仲裁时效协议的效力。商事仲裁时效的起算、中断、中止和延长,原则上准用诉讼时效相关规则,但以不违反商事仲裁的特有程序要求为限。


在劳动争议仲裁领域,由于现行法对劳动争议适用“先裁后审”的处理模式,导致仲裁裁决并不当然具有终局效力,当事人仍可再行起诉。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法院是否有权对已过仲裁时效的仲裁再次作出裁决?法院主动审查仲裁时效是否违反时效事项被动审查原则?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应在揭示劳动争议仲裁作为诉讼前置程序之立法目的基础上,结合特殊时效规则与一般时效规则的关系等因素,作出合理回答。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的起算、中断和中止,应当参酌诉讼时效相关规则的具体适用,同时充分考虑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特殊关系对时效适用的影响因素,合理地予以适用。


在土地承包争议仲裁领域,《农地纠纷解释》规定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包括: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承包合同发生的纠纷;因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等。这些纠纷并非都当然适用土地承包争议仲裁时效,应当在坚持时效适用对象通说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土地承包争议的特性,合理界定土地承包争议仲裁时效的适用对象。在现行法采取“裁审并立”的框架下,应以明晰土地承包争议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关系为前提,合理衔接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的关系。土地承包争议仲裁时效的起算、中断、中止和延长,原则上准用诉讼时效相关规则。

缩略语总表


缩略语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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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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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一 问题的提出


对于诉讼时效与仲裁时效的关系,《民法总则》第198条规定:“法律对仲裁时效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依此规定,二者被定位为一般规则与特殊规则。[1]但是,现行法对仲裁时效采多元立法模式,如表所示。


表 仲裁时效多元立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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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以下问题在理论及实务上尚未完全得到解决。


(一)仲裁时效的基础理论问题


1. 仲裁时效制度的价值理念


对于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现有学说总结为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等,这些价值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仲裁时效制度中。但是由于现行法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和土地承包争议仲裁不以仲裁协议为受理的必要条件,并规定劳动争议适用“先裁后审”原则,此立法模式导致了不同领域仲裁时效制度的价值并非完全一致,因此对仲裁时效制度的特有价值理念有必要予以阐释和总结。


2. 仲裁时效制度的立法定位


现行法将诉讼时效与仲裁时效分别规定于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中,不同的立法定位导致二者的衔接存在一定的困扰。仲裁时效制度的立法定位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将仲裁时效回归实体法体系,将其界定为特殊诉讼时效,并针对其特有规则作出规定,无规定则适用诉讼时效一般规则;二是保留仲裁时效的程序法性质,将其界定为申请仲裁的法定期间,并妥善解决该期间与诉讼时效如何衔接的问题。究竟采用何种选择,需要结合制度价值之异同、法律体系之兼容性、司法实务经验等因素综合考虑。


3. 多元仲裁时效规则体系化的必要性与基本路径


现行多元仲裁时效规则导致以下弊端:各类仲裁时效规则未能体现一致的价值理念,使该规则的合目的性程度降低;各类仲裁时效的起算、中止和中断事由不尽一致,导致类似案例的时效计算效果存在较大差异;未能明晰特殊时效规则与一般时效规则的关系,导致某些案件缺乏明确的裁判依据等。将现行多元仲裁时效规则予以体系化的基本路径为:以仲裁时效制度的价值理念为根本指引,在参酌司法实务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解释论的基本方法对现有规则进行合目的性解读,并采取立法论的有关方法对现行各类仲裁时效规则予以体系化整合。


(二)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的衔接


1. 商事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的衔接


在德、日、英等域外立法及《汉堡规则》等国际条约中,未规定独立的商事仲裁时效规则,而准用诉讼时效规则。我国《仲裁法》第74条亦规定“法律对仲裁时效没有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就宏观而言,商事仲裁时效适用诉讼时效规则不存在解释论障碍,唯应针对商事仲裁之“一裁终局”原则合理配置有关规则。商事仲裁时效届满的基本效力是由义务人取得抗辩权,故仲裁机构不得主动援用和释明时效规则,亦不应将时效是否届满作为受理仲裁申请时的审查事项。某些域外立法因商事仲裁的民间性特征,而允许当事人达成时效协议并承认其效力,我国时效法虽采严格法定主义,但在商事领域中亦可考虑有条件地承认仲裁时效协议的效力。


2. 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的衔接


在现行法规定劳动争议适用“先裁后审”的框架下,仲裁裁决并不当然具有终局效力,多数情形下当事人仍可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此在理论及实务上产生以下问题。受诉法院是否有权对仲裁已过仲裁时效再次作出裁决?受诉法院对仲裁时效的审查是否违反时效事项被动审查原则?实务中,针对拖欠工资报酬的时效问题,适用继续性债权“向前推算2年时效”规则的法院占到大多数,该做法如何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4款相协调?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应在揭示劳动争议仲裁作为诉讼前置程序之立法目的基础上,结合特殊时效规则与一般时效规则关系等因素,科学合理地衔接劳动争议仲裁时效规则与诉讼时效规则之适用。


3. 土地承包争议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的衔接


依《农地纠纷解释》规定,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包括: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承包合同发生纠纷;因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等等。但依通说,合同解除权、物权确认请求权等不适用诉讼时效。对此,应在坚持时效适用对象通说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土地承包争议的特性,从解释论上合理界定土地承包争议仲裁时效的适用对象。该司法解释还规定,土地承包争议仲裁时效届满并不当然导致相关诉讼时效届满。在现行“裁审并立”框架下,应以明晰土地承包争议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关系为前提,合理衔接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的关系。


(三)仲裁时效的计算规则


商事仲裁时效和土地承包争议仲裁时效的计算规则无直接规定,而准用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因此诉讼时效规则适用的有关疑难问题同样可能存在于商事仲裁和土地承包争议仲裁领域。在劳动争议仲裁领域中,现行法针对仲裁时效的计算规则设置有若干特殊规则,但其具体适用存在不少争议,具体包括如下方面。


1. 仲裁时效的起算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①《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1款将仲裁时效起算点由“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修改为“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其中“应当知道”如何界定?②《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的“二倍的工资”的性质是否属于劳动报酬?其仲裁时效如何起算?③“社会保险费”的性质及其仲裁时效如何起算?


2. 仲裁时效的中断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①《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2款规定的中断事由“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其“有关部门”如何界定?可否准用《诉讼时效规定》第14、15条之规定?②仲裁时效中断后,重新计算之日如何界定?


3. 仲裁时效的中止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①《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3款规定的中止事由“其他正当理由”如何界定?可否准用《诉讼时效规定》第20条“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无法主张权利”之规定?②中止事由消除后,应否补足一个完整的仲裁时效期间?


对于上述问题,学理及实务上争议较大,各地实务机关的具体操作亦不一致。应当在探究仲裁时效起算、中断和中止规则之立法本意的基础上,参酌诉讼时效相关规则的具体适用,同时充分考虑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特殊关系对时效适用的影响因素,结合较为成熟的司法实务经验对上述争议问题予以解决。


二 研究现状


(一)诉讼时效与仲裁时效的基础理论研究现状


对于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国内外立法及学理的认识并不一致。例如拉伦茨教授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是为了避免为实现过去之事而行使请求权、减轻法院审理案件的负担。[2]日本学界对诉讼时效的价值存在多元说、保护非权利人·实体法说、保护权利人·诉讼法说[3]等观点。英美法系学者对诉讼时效价值的代表性观点认为,诉讼时效的价值包括:保护债务人免受年代久远纠纷的困扰、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以及使得债务人能够确信,在一定的期间经过后,可能对其产生债权的事件即告终结。[4]在我国学界,关于诉讼时效制度价值的主流观点是三目的说,该说认为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在于: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代替举证,节约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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