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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构成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郭明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9-01

书籍编号:30593998

ISBN:978752013376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70956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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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彩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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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1 N2Z1东侧冢界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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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2 N2Z3空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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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3 N5Z1M1与N5SCZ1相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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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4 N2Z2M1冢台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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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5 十三地点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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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6 三联璧与双联璧形制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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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7 N2Z1M1玉镯管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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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9 N2Z3出土玉钻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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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8 N2Z1M14玉镯内壁修复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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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10 N5Z1M1勾云形玉器再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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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11 N2Z1M24勾云形玉器修复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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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图12 基因组遗传方式示例


(李辉、金力:《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第16页,图1-4)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和“燕山南北地区考古”课题的提出,红山文化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相对于同时代其他地区的考古文化而言,仍有很多薄弱环节,如分期和地域文化类型划分等基础性研究。这种情况随着牛河梁遗址发掘和研究的进展,特别是2012年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发表,逐渐有所改善,但仍有不少差距。郭明同志选择牛河梁遗址为重点做红山文化晚期社会构成方面的研究,并已拿出系列成果,自然应引起关注。


分期一直是红山文化研究中一个未完全解决且仍有较大难度的课题,这同红山文化遗址普遍堆积较薄而大面积发掘甚少、缺少系统发掘资料有关。牛河梁遗址资料虽相对完整,但遗存的地层(如石砌遗迹和相应的文化堆积)和遗物(玉器和非实用陶器)有诸多前所未遇的特殊性,尤其是墓葬多只葬玉器,基本无陶器随葬,这些都迫使我们在墓葬分期方面不得不另辟蹊径。在牛河梁遗址发掘报告中将有明确地层关系和陶器对应变化的遗存从总体上分为三期,主要是下、上层积石冢的区分,成为当时解开牛河梁遗址诸多问题如遗址群形成的一把钥匙,至于各地点间、每个地点诸积石冢间、诸冢中墓葬间的时间早晚关系,受材料所限,未做进一步探讨,只尽量提供了原始资料。郭明同志在运用类型学方法进行分期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在发掘报告分期的基础上,对以筒形器为主的陶器做了进一步的型与式的划分,将A、B型都做了分式,B型还细分了亚型。以此为前提将下层积石冢分为两段,上层积石冢分为五段,从而使牛河梁遗址的分期有所推进。


不仅如此,郭明同志还将类型学运用于对积石冢的分析中,将积石冢各自结构上的差别做了细致的排比,依据地层关系对包括外界墙、内界墙、冢台和冢内诸墓间关系的判断;圆形冢与方形冢的分类比较;墓葬结构结合头向的不同对各冢内墓葬及与冢体的早晚关系的比较;头向和墓葬顶底板的有无对应的分段研究;等等。在此基础上将积石冢从建造、使用到废弃过程分别加以分析,这对下一步积石冢的发掘和研究都会有所启示。


社会形态研究作为本书的重点,作者不仅把诸多积石冢及其结构细部的区别与社会形态的变化紧密结合,更坚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如聚落的共时性与历时性;从陶器和玉器制作分工看神权社会中社会管理方式及变化,生产组织方式及权力来源;酋邦社会在中国的适应和名称使用问题;随葬特殊玉器和多数量玉器的一致与区别看富与贵的一致和区别;等等。这些都增加了本项研究的深度。


读郭明同志的论著,也引起我对牛河梁遗址一些问题的回顾和思考。


2012年底牛河梁遗址报告正式出版,报告虽然是对30多年发掘工作的总汇,但也只是阶段性成果。这是因为除了牛河梁遗址区内多数遗址点尚未发掘以外,在报告编写过程中,又不断有新的课题提出。


提到目前牛河梁遗址用于包括分期在内的材料的局限性,我的体会是,出土量最大的B型筒形器,通体复原者甚少,大量的口部和大量的底部,彼此无法对应,这就使从体型上进行分析比较受到很大限制,也对准确划分型式造成困难;A、B型筒形器与下、上层积石冢的划分,虽然已可定论,但由于都为下、上层积石冢的叠压关系,如N2Z4、N5Z2,N16的1979年发掘部分,而上层积石冢都规模较大,高平低垫,使直接叠压在下面的下层积石冢几乎全被严重扰动而很不完整,所以对下层积石冢的了解十分有限。郭明在行文中已注意到这些不利因素。下一步的工作需在牛河梁已有资料和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从牛河梁以往调查材料看,筒形陶器仍然是分期主要依据。除最多见的B型筒形器以外,需选择较单纯的下层积石冢即只出A型筒形器的积石冢进行系统发掘,还有出折领筒形器或A型筒形器和折领筒形器共出的遗存也应引起注意。这在调查材料中已有些线索。例如凌源市区附近有只出A型筒形器的遗存,又如目前只见于第一地点的折领型筒形器(本书划为C型),也见于未经发掘的N9地点。本书提供的2014年调查材料也有可喜线索,如N8、N36只采集到A型,南营子东梁,为A型与折领筒形器共出。这些都应列为今后工作的重点。


至于对牛河梁遗址进行社会形态方面的研究,这是从牛河梁遗址发现之初就已开始的课题,也是对牛河梁遗址关注的焦点所在,虽然这项研究是从多方面展开的,但社会结构无疑是其中的核心内容。牛河梁作为红山文化级别最高的一处中心聚落,在反映社会结构方面当然更具典型性,同时遗存保存相对较好,不仅各地点之间都独占山头,每个地点的诸冢之间也都保存了包括冢的界限在内的地上部分,这就使各个地点和各地点诸积石冢及它们所代表的不同层次的社会单元,可以有比较明确的区分。冢内则有中心大墓与同冢中其他墓葬不仅在规模上而且也在位置上的明显区分。这些都显示出牛河梁遗址在探讨社会结构方面独有的优势。


不过,对红山文化进行社会变革的研究,需要把握的最大特点也是切入点,是神权至上。本书对这一重要特点也有较为准确的认识和把握。神权社会自有其发展规律和进程,就我们目前所能认识到的,如在物质条件不足的前提下,精神领域得到超前发展;与此相应的是,对非实用的具精神内含的因素如玉器及非实用的陶器,在自身发展演变、传统的延续和文化交流中的活跃程度的估计,这些与以往与生产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因素有所不同的新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个摸索适应过程和与通常考古研究方法相衔接的新的研究方法。对此要有充分估计。本书对这些方面也都做了有益的探索


规模宏大的牛河梁遗址群,历经5000年风雨沧桑,却从地下、地上遗存到周围环境,无论单体还是组合,都能得以基本保存,少有晚期扰动,这是极为难得的。应作为一个整体,做出独立的长期考古规划,在以往工作经验包括教训的前提下,及时提出新课题,有针对性开展工作,坚持年年有成果,不断积累,一定会对牛河梁遗址和以它为代表的中华5000年文明起源的自身发展道路、特点及其在中国乃至东亚和世界的地位,有更全面的揭示。郭明同志对牛河梁遗址的研究成果,也一定会在其中起到积极作用。


郭大顺


2018年3月于海南东方市汇艺蓝海湾

绪论


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1]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其遗址较为集中地分布在燕山以北的大凌河和西辽河上游地区[2](图0-1)。多数遗址仅见于调查材料,经过正式发掘并有材料发表者仍相对较少,经过发掘的魏家窝铺、西台等大型聚落址的材料尚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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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 红山文化遗址分布示意


图片来源:据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第11页)改绘。


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红山文化研究的深入。零星发表的材料和调查资料虽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对其有效地利用仍依赖对科学发掘材料的系统分析。


位于红山文化区南部的牛河梁遗址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红山文化遗址群,由多个积石冢地点和其他功能建筑遗迹组成,根据遗址点的分布范围所确定的保护核心区面积约50平方公里。《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以下简称《牛河梁》)详尽地发表了牛河梁遗址近20年的考古发现情况,是目前发表资料最为完整的红山文化遗址。因此,本书选取牛河梁遗址作为切入点,通过对牛河梁遗址系统发掘材料的分析,借助其他零散发表材料及调查资料,探讨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社会的社会形态及相关问题。


一 遗址概况


牛河梁遗址地处大凌河水系的上游地区,努鲁尔虎山东南侧的丘陵地带,为目前发现的位于红山文化区南部的遗址之一。行政区划上位于辽宁省建平县、凌源市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交界处,遗址中心点东北距建平县城12.5公里,西南距凌源市区15公里。遗址所在区域属较为典型的辽西丘陵地貌,区域内可见多道东北-西南走向的山梁,地势北高南低,海拔高程550~680米。梁脊较为平缓,截至目前,发现的红山文化遗址点多分布于梁脊之上。山上岩石风化严重,质地较为疏松,区域内以松树或灌木为主要植被。


对全新世整体气候环境[3]以及东北地区气候环境变化的分析[4]都显示距今8500~5000年期间为全新世气候最为暖湿的一个时期,自距今5000年开始,气候逐渐向干凉转变。


气候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土壤和沉积物中的黏土矿物含量的变化:暖湿气候环境下,高领石和蒙脱石的含量会增加,而伊利石的含量则会在干凉的气候环境下有所增加。对凌源市西八间房大凌河上游阶地黏土矿物含量变化的分析[5]显示该地区的气候自距今9000年开始向暖湿方向发展,至距今6000年左右达到最高,黏土矿物含量显示距今5000年开始气候波动性向干凉变化。


相应地点的孢粉分析的结果也表明大凌河区域的暖湿气候自距今8500年左右开始一直延续到距今5000年左右。与矿物含量变化略有差异的是,自距今6000年开始木本花粉中针叶树花粉的含量有所增加,显示出现了阔叶树植被衰退的迹象,而这种差异的出现也可能与人群对环境特别是植被的破坏有关。


对牛河梁遗址文化层内发现的动植物残体样本的分析发现植物残体包括较多的栎、白蜡树残体和藜草籽,表明遗址形成前或遗址形成时期,植被属森林草原类型,区域内存在大量的栎及白蜡树树种。[6]孢粉分析的结果显示孢粉组合[7]中以草本、灌木花粉为主,木本花粉以温带落叶阔叶树种为主,大量的草本及灌木花粉显示当时可能以草原植被为主,孢粉组合中环纹藻的出现则显示着当时的气候较现今暖湿。两种分析结果大体相同,但其所显示的木本植物的比例方面略有差异,结合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炭屑,分析者指出可能是当时人类营建遗址过程中砍伐树木等行为导致了孢粉组合中木本植物花粉的减少。


对东北地区全新世的整体气候变化特征和大凌河流域小区域多项气候环境因素的分析都显示,在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较为繁盛的时期区域内气候环境最为温暖适宜。目前牛河梁遗址共有四组测年的数据,年代集中在前3799~前2920[8],这表明遗址的使用时间大体在全新世大暖期环境最为适宜的时期。


牛河梁遗址区与现今的大凌河仍有一定的距离,但在该区域的调查发现了很多铺满河卵石的干旱河床,也显示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延续使用的时期的气候环境较现今更为暖湿适宜,红山文化时期遗址区内可能存在河流等适宜于水生藻类植物生活的环境,人类获取水生食物资源可能较今日更为便利。


二 遗址的考古发现


牛河梁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2003年之前,经过多年的工作,研究者在遗址区内逐渐确认了包括第一地点“女神庙”、第十三地点“金字塔”建筑及14个积石冢地点在内的十六个地点,并对其中的部分地点进行了发掘和试掘,根据工作重点的差异,牛河梁遗址的考古工作可分别以1983年和2013年为界分为三个阶段。


1983年以前为第一阶段,以调查和零星的发掘为主,发现遗物以彩陶片、玉器等为主。早在20世纪40年代,佟柱臣先生在牛河梁一带做考古调查时曾采集到大块的彩陶片[9],并曾见到“缺去一角的勾云形玉佩饰”[10]。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该地区不断收集到后来被认为属于红山文化的玉器,但一直没有找到明确的出土地点及层位关系,对这类玉器的认识并不清楚。


1979年开展的辽宁省文物普查试点工作中,在凌源县(今凌源市)三官甸子村东北的城子山遗址发掘了3座出土玉器的墓葬,这组墓葬后来被确认为属红山文化,确定城子山遗址是一处包含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红山文化遗存的重要遗址点[11],现编号为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N16)。


1981年辽宁省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工作人员从当地村民手中收集到斜口筒形玉器1件、双联玉璧1件,并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在建平县马家沟村附近找到了玉器的采集地点,在地点附近又采集到红山文化彩陶片及石器,确认该地点为红山文化遗址。对发现人骨的遗迹进行了清理,发现了砌石墓葬及玉器[12],从而确定此前发现的玉器皆为红山文化遗物。该地点后被编号为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N2)。


通过这一时期的调查和发掘,牛河梁遗址及出土玉器的性质得到初步确认,为后来的系统发掘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为1983~2013年,在此期间进行的考古调查进一步确认了牛河梁遗址的十六个地点,并对其中的第一地点、第十三地点进行了试掘,对第二、三、五、十六地点进行了系统发掘,发掘成果成为对牛河梁遗址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资料。


第一地点(N1)位于第二地点北侧山梁顶端,发现四处建筑址及窖穴、灰坑等遗迹:N1J1(女神庙)为半地穴式建筑,位于第一地点南侧,由北多室和南单室组成,在穴口外缘发现碳化木柱,墙壁和仿木建筑构件上可见草拌泥痕迹,出土遗物多为各类塑像残块,彩绘壁画残块及少量器形较大、烧制火候较高的特异形陶器残片。因其出土遗物的特殊性,建筑内也未发现日常生活遗迹,发掘者将其称为“女神庙”,认为其可能与宗教等特殊礼仪行为有关。[13]


N1J2位于N1J1北侧,由东、西、北部偏西三个近“品”字形分布的山台组成,山台上有人工砌筑的石墙,在北部山台的北缘采集到泥塑人像的手臂、耳,清理出泥塑仿木建筑构件残块。


N1J3位于N1J2东侧,西距N1J2东山台东石墙约60米,为不规则的圆角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在其中清理出大量的筒形器残片。[14]


N1J4位于N1J2北山台北侧,为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地面经修整,发现柱洞4排,在地面中部有两个相连的方形烧土面,出土石器、筒形器、塔形器、折腹盆、彩陶罐及夹砂灰陶筒形罐等器物残片。


第十三地点(N13)的主体为直径40米的圆形夯土土丘,土丘外包积石并砌石墙,石墙直径60米,出土塔形器及彩陶片,试掘区域内未发现墓葬,性质也与牛河梁遗址区其他地点的发现不同,发掘者认为其可能也是与特殊礼仪行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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