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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异同:人类学视域下的整合模式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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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再造异同:人类学视域下的整合模式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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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李峻石(GüntherSchlee),(德)郝时亚(AlexanderHorstmann),吴秀杰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1-01

书籍编号:30594021

ISBN:978752014546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68797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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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辅文


Difference and Sameness as Modes of Integratio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Ethnicity and Religion. Edited by Günther Schlee and Alexander Horstmann New York/Oxford:Berghahn,2018.


本书经由版权所有人授权的英文版译出

作者简介


李峻石(Günther Schlee) 德国著名民族学家,德国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创始人之一,自1999年起担任所长,主持“融合与冲突”研究项目,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苏丹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此前他曾任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已发表的著作包括Identities on the Move:Clanship and Pastoralism in Northern Kenya(1989);How Enemies Are Made:Towards a Theory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flict(2007)(该书中文版《何故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Pastoralism and Politics(with Abdullahi A.Shongolo,2012)等。


朱安娜·法弗-扎尔内卡(Joanna Pfaff-Czarnecka)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的社会人类学教授,并担任该校跨学科研究中心(ZiF)主任。她主要从事政治人类学与法律人类学研究,族群性、不平等与异质性的关联、政治沟通与民主化进程、全球化语境中的归属感等话题是她的关注焦点,她在南亚和喜马拉雅地区从事田野调查。她参与主持的出版物包括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Nepal(2008);Facing Globalization in the Himalayas:Belonging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Self(2014)等。


乌尔斯·彼得·鲁夫(Urs Peter Ruf) 曾经在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研读社会学,聚焦于实证分析等方法,以及现代毛里塔尼亚的社会变迁进程。他的博士学位论文(1999)详细探讨过去以及当前摩尔人各阶层中存在的人身依附情形。目前他在德国北威州政府技术咨询处工作,主要从事数据保护、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弹性工作时间管理体系方面的咨询业务。关于应对人口结构变迁与企业责任等问题,曾发表多部(篇)相关著作和论文。


尤素甫·迪阿罗(Youssouf Diallo) 是德国联邦部队行动沟通中心的文化顾问,中校军衔。他曾经在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伊斯兰教、安全政策、跨文化沟通以及发展援助。已经发表的著作包括Nomades des espaces interstitiels(2008)等。此外,在非洲的安全政策以及军事社会学方面,他也有众多著述。


蒂勒·格拉茨(Tilo Grätz) 曾经就读于柏林自由大学和洪堡大学,主修社会人类学、历史学以及非洲研究,在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获博士学位,并于2008年完成社会人类学教授论文。他有在不同大学和研究中心从事教学和研究的经验,目前任职于柏林自由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克劳斯·贝西·汉森(Claus Bech Hansen) 目前在波恩大学发展研究中心担任高级研究员,是Crossroads Asia学术研究网络的项目协调人。他毕业于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获得“历史与文明”专业的博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探讨的是苏联在中亚边缘地区的权力形式。他曾经在伊斯坦布尔、柏林以及布达佩斯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做访问学者。最近发表的论文包括Power and Purification:Violence in the Late-Stalinist Uzbek SSR[刊于Central Asian Survey 35(3),2016]等。


马库斯·凯泽(Markus Kaiser) 系位于阿拉木图的哈萨克斯坦-德国大学的校长。2015年,他曾担任联邦德国教育部资助的Crossroads Asia学术研究网络的项目协调人、波恩大学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2001~2004年,他曾经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担任德国与欧洲研究中心(该中心由德国学术交流中心资助)主任,此后在俄罗斯和多所中亚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任职。新近发表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文Stay or Return?Gendered Family Negoti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of Remigration of(Late)Resettlers to Russia(与人合作)[刊于Transnational Social Review 6(1),2016]等。


郝时亚(Alexander Horstmann) 爱沙尼亚塔林大学人文学院东南亚研究专业的副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泰国玛希隆大学以及巴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访问学者。他发表了大量关于泰国和缅甸克伦人的生活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Building Noah\'s Ark for Migrants,Refugees and Religious Communities(与Jin-Heon Jung合著,2015)。他也出任学术期刊Conflict and Society:Advances in Research的合作主编,该期刊聚焦关于社会性有组织暴力的质化研究。


艾德森(John Eidson) 德国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融合与冲突”项目团队的高级研究员。他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社会人类学专业,获博士学位,曾经在德国莱茵河中段河谷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聚焦那里的地方政治、民间组织、地方节日以及历史记忆的地方形式。自1994年,他的研究重点转到两德统一后东德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近期发表的论文(与李峻石等人合作)有From Identification to Framing and Alignment:A New Approach to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llective Identities[刊于Current Anthropology 58(3),June 2017:340-359]。

图表目录


图目录


图7-1 两个宗教的仪式(郝时亚 摄) 213


图7-2 塔莫的农民为僧侣铺成活人地毯(郝时亚 摄) 220


图7-3 “玛诺拉”展演者(郝时亚 摄) 225


图9-1 18世纪晚期关于英国与印度的权力合法性之保守观点的简化示意图(图片版权所有: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 281


表目录


表1 四个区域 006


表1-1 1854年尼泊尔的“国家”种姓等级序列 053


表8-1 阿努亚克人与努尔人之间的差异 240

导言 论差异性与共同性作为社会整合的方式


李峻石(Günther Schlee)

1 距离与等级序列:在公共空间中争夺族群象征符号[1]


——尼泊尔的个案研究


朱安娜·法弗-扎尔内卡 (Joanna Pfaff-Czarnecka)


导论


文化可以架起桥梁,亦能搭建不可逾越的障碍。选择哪种情形,大多取决于决策者所处的社会语境,哪怕决策者的有意识程度或许不同。这类决定很能影响人们对那些被认为“不一样的人”所采取的态度,比如,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族群或者种姓(caste)。尤其是在冲突事件中,强调差异的趋势会增加。障碍是由一些象征建构起来的,这些象征表明社会距离日益具有重要的象征符号,搭建起障碍。一种常见的选择是,寻求彼此回避的策略;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以等级序列式语言来表达差异。


不过,那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符号,也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获得新的含义(Elwert,1997)。对它们的阐释有所变化,也有一种发展出新含义的趋势。在这一语境下,四个问题特别引人入胜。首先,我们必须要问的是,在社会变迁的哪类情形下——比如,族群动员处于哪个阶段——那些精心挑选的象征符号会越发被用于影响公众舆论;其次,哪些象征符号特别容易遭到政治对手的挑战,这是值得注意的;再次,以分析国家主体社会成员使用的文化资源作为背景,则有利于研究上述问题;最后,我们应该考察不同层面上的公共空间——地方的,国家的,全球的。


因此,族群是一个复杂问题。在族群动员之时,如果活动家及其追随者们要表达他们的不满,要公开展示自己的愿景和计划,他们可以选择很多可用的文化元素和宗教元素。属于特别“适合于”公共展示的那些元素是宗教符号,仪式和习俗,经由公共节庆活动而记住的历史事件,以及那些被宣称为“国家宝藏”的元素,如语言、服饰或者风俗。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被强调为正面价值,或者可能经历“换值”(transvaluation)——也就是说,得到了在某一特定语境下被视为负面的含义。后者尤其会出现于这样的时刻:那些曾经被用来形成国家统一核心、属于主导群体的文化元素,在族群动员阶段被少数族群强调成压迫的象征。相应的例子不难发现:如果一个社会在公共空间中不得不使用一种被预先确定的“全民”语言,同时少数族群的语言则被系统地忽视,族群活动家们选择语言政治与占主导地位的多数族群争执,这一场景出现的概率就会提高。其他的争夺领域,包括将政治权力仪式化的全国性节假日(Pfaff-Czarnecka,1998)。在“应对的政治”(politics of reaction)(Hirschman,1992)中,这是一个经常被采用的模式,被用来引导族群动员对抗国家象征符号:“族群的”针对“国家的”,“多样性”针对“一体性”,“平等”针对“等级”,“寻根”运动针对“外来的”文化影响。[2]下文,我将从这一立场出发,考察尼泊尔的族群化进程,在这一语境下,尤其是人们对于少数族群融入等级式国家结构中的历史进程做出的反应。


尼泊尔国家结构中的少数族群


自18世纪中叶始,在今天的尼泊尔的领土范围内发生了深刻的社会转型。[3]随着廓尔喀帝国(始于1744年)的军事扩张,尼泊尔国家“统一”期间大约有60个政治单元——包括许多族群群体和印度教种姓——被整合到一起,加入一个新政治结构。在尼泊尔的印度教的统治者当中,一种新型社会秩序凸显出来:被集中起来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大多——但并非完全地——在高种姓的印度教群体手中。社会不平等被依照印度教的等级序列规范确立下来,依照1854年的第一部民法(Muluki Ain)所定义的印度教等级序列标准,社会不平等被确立了下来。这一民法规定了一种“全国的”种姓秩序:所谓“再生”的印度教种姓成员在上端,低等的(“贱民”)印度教徒在低层,“族群群体”居中。[4]这一立法不仅规定了集体单元的相对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也规范了单元相互间的关系。它规定了依照等级序列结构中群体地位该有的处罚、权利和义务。


表1-1 1854年尼泊尔的“国家”种姓等级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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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1990年,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关于尼泊尔国家的构成,当政者的政治看法发生了转变。当政者以等级性质的种姓秩序为基础(该秩序于1963年大多已经从法律上被废除,但实际上却继续存在),致力于将民族国家的建成过程与现代化理念连在一起。如果说先前的体系将人口分化成按照等级序列而形成的不同种姓,它同时也表达了民众群体的多样性及其差异。不过,现代化的要求意味着要致力于强调国家的一体性,其手段是:让一切族群多样性特征(宗教上的以及语言上的)从公共视野中消失(关于排斥族群多样性的经典个案,可参见Schlee & Werner,1996a)。任何具有族群性质的东西,都被认为是落后的——这完全是二元论观点。官方修辞中的进步理念主张国家的一体性,这要求将印度教高种姓的语言(尼泊尔语)、宗教(印度教)和风俗(服饰、仪式等)强加到整个社会。国家“属于”高种姓的印度教徒。


1990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发现,自己迫不得已得放弃某些政治特权,并宣布实行宪法制度:该宪法体现为多党制的分权体系,保证赋予民众以广泛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一年之前,在尼泊尔几乎没有人敢梦想这个国家会有一部让国家变成一个“多民族、多语言、民主、独立、不可分割、拥有主权的印度教君主立宪制王国”(宪法第4条)。由各种社会代表推动的1990年的运动,给少数民族事务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今天的尼泊尔民众利用其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成立数量众多的族群群体组织,用以公开表达他们的关切。传媒的出现(使用几种不同语言的报纸和广播电台)、许多文化项目被设立(比如民族学博物馆)以及发起广泛的讨论(也出现在政治委员会当中),这些行动都为公共领域的区分化做出了可观的贡献。这些讨论涉及单一族群的内部事务,并涉及相互间的关系:族群组织的政治代表权,对于国家财政补助的诉求,对以往不公正待遇的赔偿,或者改变权力的社会平衡。[5]


尤其是最后一点,包含了产生冲突的潜在因素。[6]族群活动家们将文化上重新定义国家一体性的要求与更多政治参与的诉求相连,从而顺理成章地攫取社会财富(以及外来发展援助伙伴的财政支持)中的较大份额。很多活动家认为,他们在党派政治框架下的机会太小,不足以代言他们的事务。相反,他们要求众议院里的代表要基于族群组织实行配额体系;最为极端的可能是,将国家分化成自治的族群地区。那些在相当可观的程度上限制高种姓印度教精英阶层权力资源的集体性规范,蕴含着巨大的政治爆破力。获得集体认可通常要以新的全国人口普查为前提,并在其数据基础上才可以,或者不得不重新确立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的比例关系。若干政治领袖提出的建立族群自治区域的要求,似乎尤其成问题。鉴于尼泊尔各族群人口在日常生活中混合在一起的情况,这一要求给社会带来的爆破性力量是显而易见的。


在尼泊尔,没有哪个群体人口占压倒性多数。高种姓的印度教徒是最大的群体,达到30%(低等种姓占10%左右),而各族群群体所占比例合起来略高于40%。其中有玛嘉人(约7.2%)、尼瓦尔人(约6%)和塔芒人(约5.5%)。


本文无意于提供一份关于尼泊尔族群关系和族群冲突的分析。许多其他著作都在讨论这些问题。[7]这里更着力描写的是身份认同政治:如今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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