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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的现代性:青年黑格尔与审美现代性话语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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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的现代性:青年黑格尔与审美现代性话语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有机的现代性:青年黑格尔与审美现代性话语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黄金城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2-01

书籍编号:30596024

ISBN:978720816126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82382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第一章 启蒙及其反动


反对物理学上的原子。为了把握世界,我们必须能够对世界作出计算;为了能够对世界作出计算,我们必须拥有恒常不变的原因;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找不到此种恒常不变的原因,所以我们就把它们虚构出来——那就是原子。此即原子论的起源。


世界的可计算性、一切事件都可以用公式来表达——这真的是一种“把握”吗?倘若在一种音乐中可计算的和能够约缩为公式的一切东西都是被计算好了的,那么,在这种音乐中到底有什么东西得到了把握呢?——之后就有了“恒常不变的原因”、事物、实体,也即某种“无条件的东西”;虚构——人们获得了什么呢?


——尼采:《权力意志》


第一节 钟的思想帝国


现代性及对现代性的审美反动都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Entzauberung der Welt)。世界的祛魅过程,便是由现代科学革命所开启并贯穿于启蒙运动(乃至今天)的合理化进程。合理化的实质是计算性的理智和操作性的程序,自17世纪中叶以降,它不仅覆盖了科学领域,而且扩展到道德、审美及其他价值领域。合理化也意味着诸价值领域的分化:原先表达为宗教及形而上学世界图景的实质理性,逐渐分化为科学(真)、道德(善)和艺术(美)三个自律领域。一方面,诸价值领域的分化加速了知识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不断释放出现代性的解放潜能;但另一方面,古代世界观的崩解也意味着诸价值领域在现代世界中的封建割据和机械联结,以及由此导致的意义亏空和生命贫乏。随着合理化进程的推进和扩展,最终,世界的意义——美、道德乃至科学本身——也遭遇了危机。所以,韦伯忧心忡忡地将合理化视为现代世界的根本命运:“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Öffentlichkeit)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37]在世界的祛魅中,已潜藏着自由丧失和意义丧失的种子。这便是今天所谓“正当性问题”(Legitimationsproblem)的理论根由。


而要追问这个危机的实质,首先就要回溯到这个危机之所以产生的世界观根源。相比于“祛魅”的现代世界图景,古希腊的世界图景可以说是充满“迷魅”(Zauber)的。在古希腊的自然概念中,自然界渗透着,或者说,充满着精神(Geist)。正是这种精神,构成了自然界的规则和秩序。也正是这种精神,构成了自然界中物体运动的动因。而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便建立在这个原则之上。在古希腊人看来,精神就是世界的立法者,它支配和调节着其所有表现形式,这表现形式不仅仅是自然现象,也包括了人类事务。由于这种精神,自然界不仅展现为生生不息的生命图景,而且展现为合规律的理智秩序。拥有生命和理智的自然界因而也被表象为一只理性的动物。从而,自然界中的一切造物,也自然分有生命和理智,它们都是整个自然有机体的特定部分。因而,在古希腊人的理解中,一棵植物或一只动物,一旦它在物质上分有世界躯体的物理属性,那么,它也就在心理上分有世界灵魂的生命历程,在理智上分有世界精神的活动[38]。无论是爱奥尼亚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还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共同分享着这幅世界图景,他们的宇宙论或自然观,都不出离于这幅总体的世界图景。诚然,在古希腊的思想世界中,还存在着以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里和伊壁鸠鲁为代表的微粒理论或原子论。这种理论最终把作为生命本原的灵魂都还原为原子,从而也把世界秩序还原为盲目的偶然性,并为后世的机械论世界图景勾画出草图[39]。尽管如此,这种原子论的世界观,在古希腊的思想世界中,并未占有主导性的地位。因而,柯林伍德在其《自然的观念》中阐述古希腊的宇宙论时,甚至对微粒理论或原子论不置一词。


在柯林伍德看来,对古希腊世界观的革命性突破,发生于16至17世纪[40]。这个时段覆盖了由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科学家所发动的、并最终由牛顿完成的第一次科学革命。这场科学革命的哲学基础,便在于世界观的革命。这种世界观革命的实质在于:“不承认自然界、不承认被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并且断言它既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因而它就没能力理性地操纵自身运动,更不可能自我运动。它所展现的以及物理学家所研究的运动是外界施与的,它们的秩序所遵循的‘自然律’也是外界强加的。”[41]基于这种世界观改变,自然界不再被表象为一个有机体,而被理解为一架机器。在古希腊世界中,自然秩序所展现出来的理智,便内在于自然界本身。而在科学革命时代以及随后的启蒙主义时代,自然本身所固有的理智被剥落了,自然从而只是一台被外在于它的理智设计出来的机器。


在世界图景的机械化这一重大的世界观转变过程中,笛卡尔乃是一位枢纽性的人物。在科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笛卡尔的重要角色就在于,他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世界观之后,重建了一种机械论的世界观。而这种机械论的世界观之所以能够成立,则有赖于他所发明的“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的方法论。不无反讽的是,这位理性主义者的这套方法,却得之于一个神启般的时刻。据他晚年郑重其事的回忆,1619年11月10日夜,真理的天使向他显现,数学是解开自然之谜的唯一钥匙[42]。在这个颇有神秘主义意味的体验之后,短短数月,他就发明了解析几何。解析几何建构了数的领域与几何学领域的绝对对应关系。从而,广延的空间关系无论如何复杂,都可以表达为代数公式。同理,数的关系(在某些幂次之内),也完全可以转化为几何空间。这项成功的发明,使笛卡尔深信,整个物理学领域都可以还原为纯粹的数学关系。因而,无论自然界是如何包罗万象,它本质上只是一个几何世界,而要探索自然的奥秘,也只有取道于数学方式。他由此构思了他引以为傲的方法论,并希望把它应用于一切自然科学当中。他在《谈谈方法》中这样写道:“我特别喜爱数学,因为它的推理确切明了;可是我还看不出它的真正用途,想到它一向只是用于机械技术,心里很惊讶,觉得我的基础这样牢固,这样结实,人们竟没有在它的上面造起崇楼杰阁来。”[43]虽然笛卡尔最终未能实现这一理想,即将数学分析的方法推广到一切自然科学当中,然而,这种方法论的影响却不可估量。由于数学分析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莫大的成就,数学从而被视为理性的典范,进而获得了普遍的功用。在笛卡尔之后,数学分析的方法也远远超出了数学领域,超出了量和数的界限。帕斯卡尔在17世纪还试图为数学和哲学划定明确的界限,从而让“玄妙精神”(esprit de finesse)区别于“几何学精神”(esprit de géométrie)。然而,到了18世纪,这条界限便被启蒙思想家抹除了。封德奈尔径直宣称:几何学精神应当施用于一切精神领域;如果伦理学、政治学、文艺批评乃至雄辩术等领域都贯穿着几何精神,那么由此写出的作品将完美得多。而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也的确践行了这种几何学精神[44]


普遍数学的方法论直接催生了两个思想结果。首先便是科学研究对象的可度量化。虽然笛卡尔并未最终将这种方法论贯彻到一切科学领域中,但这种量化研究方法确乎成为此后几个世纪的研究纲领,对于启蒙时代的科学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而黑格尔也明确地把现代的精密科学追溯到笛卡尔,并把它定义为“确实知性的科学”(Wissenschaft des bestimmten Verstandes)[45]。笛卡尔的确开了将性质量化的先河。在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物质的本质完全取决于其广延的纯几何特征。物质无非是在空间中有广延的东西,我们通过其形状、大小和运动便可以认识或把握它。尽管物质还可能有颜色、气味、味道、软硬或韧脆等物理性质,但这些性质在笛卡尔看来,都是一些偶然性的东西,它们只是我们接触物质时所伴随的意识状态,是特定的空间部分在我们之中引起的主观反应,因而不可能构成科学认识的对象。这一过程,被戴克斯特霍伊斯界定为第一性质的客观化和第二性质的主观化。事实上,普遍数学的方法论也要求把物质的这些“主观”属性剔除掉,否则,性质的不可通约性,将妨碍一切数学模型对物质的架构。出于数学知识的明证性要求,第二性质最终也被还原为第一性质。物质将被还原为没有规定性的纯粹质料,也就是德谟克利特意义上的原子,即不可分的原始质料。因而,真正说来,笛卡尔的科学方法,只适当于抽象的物质。现在,机械论所关心的只是这些原始质料(微粒)的几何特征,即大小、形状和运动状态。因而,一些机械论者不无道理地引入中世纪的奥卡姆原则——除非必要,勿增加实体。同样的道理,除非必要,也不要假设性质。机械唯物主义者事实上都运用“奥卡姆剃刀”剔除了那些在他们看来根本不需要的假设。他们最终必将通往这样一个结论:一切观念都出自物本身的作用[46]


“普遍数学”的第二个结果便是,某种科学的“秩序”的建立。这就是说,把各个命题排列成演绎链条,把获得的知识公理化。笛卡尔由此建立了一个自然解释体系。自亚里士多德体系垮台以来,笛卡尔第一个重建了这种普遍体系,并使之成为一幅完备的世界图景。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虽然作为经院哲学的论敌,但他的体系构造,仍然表现出一种典型的经院哲学特征,那就是用演绎法来构造世界图景。他仍然以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的根本。在他的科学之树中,物理学作为树干,植根于形而上学,从中汲取养分,并生长出力学、伦理学和医学三个树枝。演绎法作为方法论,已被同时代的培根鄙夷地视为“蜘蛛织网”,视为经院哲学的残余。然而,笛卡尔的演绎法以其强大的魅力,征服17世纪那些思想最为敏锐的学者。“笛卡尔由此得以向他的同时代人昭示这个理性的自然解释体系的清澈理想:只需数学和力学概念就可以解释自然。”[47]作为彻底的笛卡尔主义者,惠更斯更将力学原则建构为根本的哲学原则。在其《光论》的拉丁语版中,惠更斯如是写道:“在真正的哲学中,我们通过力学来构想所有自然结果的原因。在我看来必须这么做,否则就没有希望理解物理学中的任何东西。”[48]


笛卡尔及其后继者由此建立了其自然解释体系的自足性。同时,他也以涡旋理论解释了世界的生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世界的运转并不需要一个上帝来维护。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基督教所描绘的目的论世界图景中,上帝作为世界的创造者,表象着这个世界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在这种秩序中,人作为自然目的,意味着人要在世界中找到回归上帝之路。然而,在笛卡尔的世界图景中,上帝已经被贬低为世界之运动程序的第一因。上帝只是启动了广延物,而通过其普遍协同(concursus generalis)维持着宇宙中的运动。因而,笛卡尔自信地宣称:如果你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就给你建造世界[49]。他由此将世界秩序还原成单纯的力学关系,因而古代的目的论自然观所包含的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50]也被剥离一空。在笛卡尔的机械论世界观中,整个世界成为一台自动机,只要有一个工匠给它上紧发条,它便能秩序井然地运转下去。世界由此也被表象为一座巨钟。钟体现人类技艺的最高典范,从而成为普遍秩序的意象。钟不再被视为神性的创造序列的摹仿,相反地,钟这种机械的人造物成为宇宙之合规律性的解释模型。世界作为一座巨钟,这不仅仅只是一个隐喻,毋宁说在17到18世纪,这个隐喻实实在在成为某种思想规范,乃至社会规范。


在这个世界图景中,人的人类学形象首先便被改写了。在笛卡尔看来,人及其他一切生命体,都可以在机器中找到其原型。他认为,自然物和人造物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树的生长和钟表的走动都遵循同样的力学原则。因而,擅长制造自动机的人最适合于揣摩自然现象背后的机制。[51]受哈维刚刚发现的血液循环原理的影响,笛卡尔完全把人和动物的生理过程还原为一台水泵的工作流程,血液循环“正如时钟的运动是由钟摆和齿轮的力量、位置、形状必然引起的一样”。[52]在他的信念中,有机体、包含人体,除了在复杂性方面与人造的机器有所不同,便别无二致,人不过是“神造的机器”。[53]虽然笛卡尔的大量研究并未推进生物学知识的增长,然而,他的机械论对于生物学观念的发展着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笛卡尔之后的生理学家,如博列利(Giovanni Borelli,1608-1679)、霍夫曼(Friedrich Hoffmann,1660-1742)、布尔哈维(Hermann Boerhaave,1668-1738)等,都追随着笛卡尔的机械论解释模式[54]。后来,启蒙运动时期著名的机械唯物主义者拉·梅特里便是布尔哈维的学生。他在莱顿大学跟随布尔哈维学习医学之后,把笛卡尔关于人的机械论模式发挥到极致。在他那里,人的心灵也被还原为生理过程的产物,因而,在他看来,除了机器,便没有一种可以合理地推想人类的模型了。因而,他最终宣布——


因此,让我们勇敢地作出结论:人是一架机器;在整个宇宙里只存在着一个实体,只是它的形式有各种变化。在这里,这个结论决不是一个由于需要或假想而提出来的假设;它决不是偏见的产物,甚至也不仅仅是我们的理性的产物。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感官高举着火炬,照亮了理性的路,并指示我跟着它前进的话,对于理性这样一个我认为不是很可靠的向导,我也许会瞧不起的。因此经验在我面前为理性讲了话;就是这样,我把经验和理性结合在一起了。[55]


然而,笛卡尔还承认人是添加上了理性或者灵魂的动物,因而人还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机器。在《谈谈方法》中,笛卡尔认为,人与一种具有人形的自动机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理性。就此而言,笛卡尔并不比中世纪的洞见更加高明。在13世纪,自动装置制造技艺已经相当成熟,已经能够以复杂而精密的结构复现有规律的活动。在这种技术条件下,托马斯·阿奎那已意识到有必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动物的活动表现出一定的习性,或者说,规律性,那么,人在什么意义上区别于动物?而他的回答就是笛卡尔的回答,那就是,人被赋予了理性[56]。如果从法国启蒙主义者(如拉·梅特里)的眼光看,那么,笛卡尔身上的确还附着中世纪的思想残余。而在“人是机器”的论断下,关于人的更为妥帖的文学形象,恐怕就要数《格列佛游记》中的“雅虎”(Yahoo)了——一种具有人形而没有理性的野兽。


笛卡尔还提及人的第二种区别性特征:人有语言。然而,在机械论的语境下,语言也完全被启蒙主义的抽象理智同化了。在霍布斯看来,语言虽然是“最高贵和最有益处的发明”,但语言无非是思想的记录符号,“是由名词或名称以及其连接所构成的”[57],用以“记忆原因与结果的序列”[58]。在启蒙主义的语境中,语言只是被理解为一种透明的介质。也就是说,语言不干涉认识过程,就像实验室里的实验工具不干涉观察对象的运动过程一样。这种语言理解都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忽略了语言的不透明性和语境的复杂性。后来,当康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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